不装外宾的话，应该承认，记者在中国属于拥有某种特权的阶层。我小时候梦想当记者，很难说是受了揭露真相等新闻理想的感召。更大的可能是，看了电影或书本里官员被记者整得狼狈不堪而感到痛快淋漓，羡慕嫉妒之余，便有了这个崇高的理想。
“枪杆子、笔杆子，革命的两杆子。”感谢改革开放，市场化媒体的崛起和互联网的出现，让我这个不靠谱的梦想得以实现。一个学计算机的工科生，成为一名时政社会调查记者，跨度实在大了点。
有幸混入宣传队伍，以为从此跨入了新阶层，心满意足。但在伊春空难采访中，一位同行的话，又把我打落底层。
2010年8月24日晚上21时36分，河南航空哈尔滨至伊春VD8387航班在降落时失事。事后统计，该航班96名乘员，生还54人、遇难42人。正是市场化媒体最繁荣的时候，数十名各类记者云集伊春市。飞机换火车，我到达伊春已经是26日清晨，直接赶往失事现场。
根据路上获得的信息，飞机坠落地点就在伊春林都机场边缘。通过官方防守严密的机场去失事现场是不可能的，我与遇到的三名记者沿着机场围墙向跑道尽头方向步行。
一两公里后，被一道铁丝围栏挡住去路。我们判断，飞机残骸应该就在几百米外，决定翻越围栏。包括一个女孩子，都翻过了约两米高的铁丝围栏。在齐人高的杂草和泥泞的沼泽里艰难跋涉了二十多分钟，又遇到了一道围栏。而且，围栏另一边，依旧是齐人高的杂草。我们无奈放弃，原路返回，翻越围栏回到起点。
临时小分队解散，各自寻找采访目标。灾难报道，最重要三个地点。首先是第一现场，除了获得灾难规模的直观认识外，还可能采访到救援者和目击者，以及调查的官员和专家。其次是医院，寻找幸存者，还原事故经过。第三是殡仪馆，接触遇难者家属，了解官方通报信息和善后进展。
我不死心，继续在机场附近探访，终于找到一位知道坠机地点的本地人，开车将我送了过去。
大约是上午十点，附近已经有两三名记者在远远地眺望。这里在林都机场的正东，站在平缓的山坡上，可以看到闪亮的机场跑道笔直延伸向远方。在距离跑道1500千米处，就可以看到飞机坠落的痕迹，宽约50米的土地，就像被深耕过一样，露出新鲜的泥土和草木的根部，插满了飞机的金属零件。草木低伏，几棵十多厘米粗的树被拦腰斩断。长约500米明显擦痕的尽头，是飞机残骸。到处是散落的飞机零件，一个发动机掉在距离飞机残骸约500米的地方，两个轮胎就在机尾附近。飞机断成两截，呈约90度的夹角卧在距离机场跑到仅仅约700米的地方，机尾耷拉，保持着向跑道努力的姿态。
离飞机十多米，被一位现场负责人拦住。他说，伤员都被送往医院抢救，遇难者遗体也已拉走，乘客物品清理过，相关部门正在全方位地调查事故原因。然后，他叫来十多名武警战士，站成一排把我们几个记者向外面赶。
开始两天，我基本在殡仪馆和各大医院穿梭。殡仪馆未能获取遇难者信息，也没能接触到家属。但在医院，得以采访到多名幸存者，了解到很多坠机时的情况。
其实医院也呈管制戒严状态，医院大门、住院部、病房楼道，都有警察或政府官员把守，禁止有人接触幸存者。我去伊春市第一医院的时候，在医院大门和住院部楼前，都看到背着采访包和照相机的记者被警察拦截盘查。而我把背包放在宾馆里，采访本、录音笔和照相机分别揣衣兜里，特意叼着烟，像是一名看护病人的家属，大摇大摆进了医院和住院部，警察对我几乎视而不见。我则看准警察和政府官员不注意的时候，进入病房里寻找幸存者采访。当然，要躲过警察和官员的巡查，有时候还有医护人员干涉，采访进行的断断续续。谈得最详细的是一位来自江苏省常州市的史警官。我在病房过道尽头的小阳台抽烟，他也过来抽，以为我也是病人，聊了他和同事来伊春执行公务，飞机坠落、失火，以及逃生的全过程。
当地政府26日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几乎没有任何新信息。27日，因为有记者试图采访上级派来的事故调查组被阻拦，记者们很不满，下午民航系统组织五六名救援者进行了一次见面会。这次见面会很不错，当晚机场的值班负责人、伊春机场副总经理刘瑞金，机场地面保障部郭继伟等人详细介绍了救援的过程。
不过，第二天就发生了“警察抓记者”事件。
28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进行第一次会议，政府还组织遇难者家属到殡仪馆认尸，安排遇难者家属到机场坠机现场凭吊。记者们分头守候。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我接到同行电话，说有记者被抓了，就掉头往回赶。先是准备去记者被抓的殡仪馆，路上不断互相沟通，最后赶往当地宣传部门驻地惠群宾馆。
已经有十多名记者在场，与伊春市宣传部长争执。我听到宣传部长说，警察是不会随便抓人的，他要去了解情况才能回答。我这时候才知道，当天上午一共四名记者被抓。两个被控制在殡仪馆里的一个屋子，还有两个被抓到了伊春市朝阳路派出所。
直到中午12点左右，四名被抓的记者获释，也赶到惠群宾馆，我们得以了解到详情。《法制晚报》的摄影记者说，上午十点左右到殡仪馆采访，警察出面阻挠采访，他向对方表明自己记者身份，并且告知对方自己并未进入警戒线内，但是警察一听是记者，马上把他押上警车，“车上有一警察说，抓的就是你们记者。”《半岛晨报》摄影记者也被警察使用擒拿术“反扣着双臂按着脖子”塞进了警车。这两名记者被送到伊春市朝阳路派出所，限制在一间小屋子里不许出来。同时，在殡仪馆内采访的《第一财经周刊》记者与另一名《法制晚报》女记者被警方控制在殡仪馆的办公楼内。“警察守住了楼门口。我要出去，他们说不行。过了一个小时，我想上卫生间，他们也说不行。”
记者们都很气愤。因为两名被抓到派出所的记者都是在警戒线外被抓的，他们当时背着照相机，没有拍照，警察就将他们粗暴地抓了起来，甚至辱骂；被控制在殡仪馆内的两名记者是在警察到来前进去采访的，也没有任何不服从管理的现象。
但宣传部的官员懒得再理我们。
有人提议，去伊春市市委门前拉横幅。我一听，这个主意好，就在大家吵吵嚷嚷去午餐的路上，和《时代周报》记者石玉找了个打印店，用A4纸打印了三段话“公众知情权不容践踏”、“警察为什么随便抓记者”，和“警察不能随便抓记者！”
午餐的饭店二楼有超过30名记者，大都属于全国各地的市场化媒体，本来就对恶劣的采访环境不满，一致认为这次不能就此罢休，一定要伊春市官方正式道歉。然而，说起市委门前打标语抗议，有很多人表现出顾虑，有人说：“这样做有用吗？”还有人说：“这不成上访了吗？”座上有一位正好到伊春市代理案件的浦律师，但他只是笑而不语，对记者们的行动不提任何意见。
看到有人退缩，几名比较坚定的记者决定将抗议地点改为附近的宣传部驻地。
“警察不能随便抓记者！”，选了这句最温和直白的话，带感叹号一共十个字。饭后，回到惠群宾馆门前，先是以宾馆为背景，十名记者举牌，其他人拍照。然后转过身来，面向宾馆，以一辆警车为背景。先把标语拿在胸前拍照，然后用标语挡住脸拍照，表示“这里没有真相”。
宣传部官员请记者们进宾馆协商。
印象最深的是，现场的伊春市宣传部长为了表明权威，对记者们说：“我是正式任命的正厅级官员！”我琢磨，地市级宣传部长，即使进了常委会，也是副厅级吧。又听到他指责记者：“你们这么闹，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坐我旁边的是《都市快报》记者冯志刚，他回答说：“我都混成个记者了，还有什么前程？！”
大约下午六点多，在宣传部长的陪同下，伊春市公安局长来到惠群宾馆，“以个人名义”向记者表示道歉，并说被抓记者“受委屈了”。
这样敷衍的道歉，没有获得在场记者的认可。
但多年以后回想，类似的场景好像再未出现过。而冯志刚那句话，更令我一直念念不忘：“都混成个记者了，还有什么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