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 Matters《我们在岛屿写作》系列沙龙，第一期「为自由所承受的代价，意义何在？」之演讲内容。
每个记者要反思，在一个这样移动性大，危险的场景中，自己要想方法去收集和记录。我最初和后期的方法是有差异的，觉得最重要是先保住安全，再去记录。这次要躲避子弹，对于记者来说是一个新的高度。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我是怎么记录这场运动，我的正职是在中大教新闻，最近一年半的时间，将自己一直以来比较深度的采访和人物专访辑录成一本书（注：《文字欲：回应时代的特写新闻》），在最近的书展推出。我很记得，这一年半很辛苦，本想等到开印刷机的时候，就回加拿大探望我的家人。开印刷机的时候，眼下这一切就发生了，本书的诞生和这场运动是无关的，但也因为这本书的诞生，也想鼓励一些记者。
6月底回香港，对于自己缺席运动，心情上有内疚感。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一本回应时代的记者的书，读者会很合理地期望这位作者至少能尝试去记录回应这件事。基于这两个原因，我便「迫于无奈」地，相对密集地延长观察。
最初是不太舒服的，我是一位新闻老师，大家觉得新闻老师算不算记者呢，我觉得坊间有很大争议，不过我是有香港记者协会记者证的，因为老师需要带学生采访。虽然我有记者证，但是介绍的时候还是要婉转点。当初7月1日要进到立法会玻璃之后，是一个心理关口，我没有进去，在外围观察。
到了沙田新城市，当天我相对进入记者角色。那天早上刚好有个记者游行，我带了自制的反光衣和一顶帽子，谁知下午到沙田游行，听到中途有人喊「记者！记者！」而我左右都没有记者，「我跑出去拿件反光衣出来，就有人给我穿上了」。
在整场运动里面，需要很谦卑，你出现在哪一个角落，哪一个时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巧合，经验能帮上一点忙，但是运动复杂性空前，使每一个记者都谦卑下来。接下来沙田，上环…我开始在脸书上写作，用我一贯的写作方法。时代推动你前进，作为写作者也只好不断自省自己有没有做得够好。
很多人会过度注视记者的安全问题，我做过四川地震、SARS。如果将战线拖长来看，记者的安全只是一部分，我们的工作从来都是有危险的，而我们的工作也会牵涉我们使用一些办法，会想一想有什么装备可以保护自己，什么是可以用经验……譬如大型灾难，我们应该站在哪些位置？这次要躲避子弹，对于记者来说是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个是体能，其实有最好的装备也意味着体能消耗会增大，记者全身包裹，要跟着示威者或者警察跑，护目镜是模糊的，又要拍摄，又要看路，避免受伤。另外一个是情绪，记者处于一个极度情绪化的环境，无论是人的情绪，还是那些你认为危险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怎么自处？
传统我们会拿着本子录音笔，但是在现场完全接近不可能，它取消了记者以往采访的方法，甚至还要考虑你录影的手机会不会过热。所以每个记者也要反思，在一个这样移动性大，危险，自己要想想方法去收集和记录。我最初和后期的方法是有差异的，我觉得最重要是先保住安全，再去记录。
我的新闻写作是透过事实的收集——事实是散落一地的东西，你要收集，作出一些合乎脉络的诠释，但是这种写作不断有不同的挑战。我自己会偏向文字，很多人会误会，总有人问我有没有影片，其实我是有的，但是我不会随便将我的片段公布，基于很多复杂的原因，因为我选择做为一个写作者，对于我来说是最舒服。
我认为这次运动最大的挑战是，它是全新的。我粗略估计香港自1967年之后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型的事件，未知、不可测、变化之大。我讲一些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就算多勤力去看一些报道，也不可能看到现场的复杂性。
我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平面化警察和示威者，因为现场复杂性很大。示威者的质地，每一个场景都不同。怎么记录海滩呢？海是不断流动的，这次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
连续两天都是尖沙咀，两次防暴警察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晚出来的是乱七八糟的，第二晚出来的防暴队，他们的行为不同，看得出训练是不一样的，以致他们对示威者的行为也不一样。我们觉得那些所谓血腥的画面的前因后果是很不一样的。
譬如那位女生中弹那天，我在现场，她中弹后，那些纪律部队、防暴警察出来推进、跑、抓人，还预备了旅游车，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较有中央指挥的行为。之前那天，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没有预先计划的行为，他们出来驱赶示威者，示威者离开了，他们站在路口，应该在预备回警局，但是由于留在街上的时间相对久，市民又开始鼓噪，就有一些个别的警察去抓人，引起民愤，于是所有人包围警车。在家里是没法看到这些脉络的，我现在说的只是一个场景，而一天有十几个地方发生十几个场景，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这么不愿意平面化警察和示威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示威者的质地，每一个场景都不同。譬如我在黄大仙，你会看到白天，夜间，天一黑，人的行为又不一样了，示威者是流水的，有些人早点回家，有些人会再来，复杂性是很大的。
简单来说，你会怎么记录一个海滩呢？虽说每一个人都有个人意志，但这又是一个不割席的行动，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这是非常矛盾的。怎么记录海滩呢？每一粒沙，每一滴水都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我只写蓝天，我有没有错呢？海是不断流动的，这次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
点、线、面。 「点」，譬如我可以看到一点，我看到女生倒下，我冲过去，真的看到她的右眼受伤了，我可以尝试去记录她的前因后果。然而大家更关心那颗子弹是从哪里射出来的，但其实这只是一点。 「线」，为什么警察会在这开枪？因为不只是她一个人导致，而是哪几千人导致的。 「面」，那些警察为什么开枪呢？可能因为他们觉得之前他们被示威者占了上风，他们的记忆从上个星期来。警察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但示威者觉得制度暴力让我们受够了。记录能够多么宏观？但是这么宏观，又会失去记录的意义，变成香港近代史。但是如果只看那个女生，又好像失去了高度呢？我没法回答，很困难。
我其实一直想说一点是，我觉得我的写作一开始大家的反应和我预计相似，所以我用我认为最舒服的风格去写，到了中间大家觉得不太适合，于是便吸收意见改善，到了近期两篇都令大家有点失望，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不一样了，因为可能需要迁就气氛和写作策略而改变。我看到运动的节奏真的不同了，我们在最前线看到每个周末呈现的状态是改变的，我深信我们和大家在家里看新闻是不一样的。而这痛苦，怎样告诉别人，这件事已经变化了，而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明言，不能明言是因为除了有外界的压力外，我们作者这么多年书写，记录，我觉得我的策略是，不是直接把全部我看见的东西写出来，因为这接近不可能，这个写作策略是基于我感受到运动到了这一刻，是不是需要某一种呈现呢？因为我知道自己只有一个人，现场无限大，网络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记录和信息，我就想我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不需要重复市场上有的东西。之前我形容自己是一个相对更多烹调的，后面就只是清蒸了。
尖沙咀眼睛受伤女生事件，大家希望记者告诉他真相。首先什么叫真相？那一刻你不可能知道女生因为什么受伤，当时后面仍在开枪，成千人在周边，防暴警察正推出来。这样的千钧一发你要做一个判断。我很后悔我没有找眼镜、头盔，要是让我找到我当然狂拍，但是我没有。
有一样东西很重要我一定要说，我只写我亲眼看到的事，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这么多年记者的训练，我连自己上网看片都不相信，看主流媒体的东西我都很怀疑，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即使是最有资源的媒体，最多摄制队在现场的传媒，记者都不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合不合理？以当前运动的形态，十几个地方不断走，示威者不断拆队，你必须死命跟着，有时还会跟丢。
说回眼睛受伤女生那件事，我觉得大家很没有耐性，希望记者告诉他真相。首先什么叫真相？先想想人们是怎么涌过去尖沙咀，那位女生是其中一人，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她在那里干了什么。为什么大家好像都已经知道了她在那里做了什么，没做过什么呢？整班人是怎样从深水埗转场过去的呢？我会标注下每一点我看到什么，在哪条街，这些东西我亲眼所见，也无可争议。
我记得是由七点钟，示威者方面先后两次扔了着火的东西进尖沙咀警署之后，警察反应很大。着火的东西，我是不是很客观地描述？人们很没耐性觉得你为什么不知道？首先黑得不得了，你自己的安全都受到威胁。接着警察就在尖沙咀警署的天台和闸后面，起码至少有两个位，不断听到枪声，包括催泪弹，不同类型的子弹，而且因为又远又黑所以看不到任何警告旗子。
大家常常幻想你的视觉是无阻的，幻想你会知道很多东西。但是想想身在那里，你的状态是多么危险，你不是坐在椅子上看电影，你是在黑漆漆的环境里不断听到枪声，他的警告只是可能听到，但是非常吵闹，示威者在自我鼓励敲东西，当时开枪的声音很密集，密集得异常。我开timer，计算几秒听到一次枪声，是3-7秒，大概十几二十分钟都是这个状态。
平时我会和其他记者站一起，但现在是在警署，那个巴士站，一条马路，中间有个石驳，有一些榕树在两边。那晚我很罕有地觉得自己也会有安全问题，于是我就站在一棵榕树后面。这个选择也反映了当时的子弹是多么频密，我算是勇武的记者，但首先要保住自己的命，不然你的记录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的训练是，有人跑即刻跟着跑，但是是跑进弹区。
有读者问，为什么你不知道谁开枪的，她怎么中弹的？首先，你站在她隔壁可能随时没命，记者一般很少会站那个位置，因为看不到两边。我跑过去，当时已经有一个小人山包住，有记者，有救护员，有热心人士，我很记得有人在后面很大力地推我，我怒视了他一眼。然后爬进去才看到那个女生躺在地上，立刻拍照、录像。我很后悔没有去找眼罩，这次运动经常有人受伤，满头血是经常发生的。那一刻你是不可能知道女生因为什么事受伤，但是大家觉得你应该当时就即刻有侦探头脑般在地上找，我很后悔我没有找眼镜、头盔，要是让我找到我当然狂拍，但是我没有。
我不知道当时她是怎么受伤的，当时后面仍在开枪，还有成千人在周边，防暴警察正推出来。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千钧一发你要做一个判断就是，警察向左边，向右边，你跟哪个人？你见到有人跑，当然往那个方向跑，这是经验，但是在当时，我也在判断，我还要不要留意这个女子？还是我要跟着防暴警察？我拍够就要立刻退后给其他人拍。我试过，上环打得很厉害，但大家看手机知道原来真正的战场在元朗，但我们当时没有能力，现在大家知道女生的眼睛成为运动最重要的icon，但她当时只是一个伤者，同时后面有数百计的人可能被抓捕，可能最重要的那个人在后面，或者不在尖沙咀。而当晚在太古城也有示威者被打下地铁电梯，也有卧底警察事件，十几个地方正在爆火头。
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女生，我知道事情很严重，但不知道她的伤势有多严重，我做完足够的记录，就跟着防暴警，的确之后就发生很大规模的拘捕，我亲眼看到28人，好像整辆巴士就去了近边境的拘留所。
她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下的一位伤者，而我遇上了她。
第一，当晚的记录，你问我，我见不到弹头，我在现场有听说她是中弹的，但如果在一个这么情绪化的状态，我直接写她肯定中了警察开的弹，如果证明我错了，就万劫不复了，作为一名记者，我不能接受自己有事实上的错误。但我写得不确定，为什么我判断在那个地理环境极可能是中弹。正如刚刚我所说，子弹是频密到连我都要躲在树后，此其一；其二，扔东西的示威者和她的距离是很远的，这些东西我有写出来，但没有铺陈成为原因。
后来出现了一些照片显示眼罩插着布袋弹，出现这张照片，你也不可以即刻相信，越像真相的东西是越危险的。但很多读者不明白，不停地骂我们：「你去了也不知道？你去了也不说？不知道就不要写啊！」我觉得很痛苦，自由的痛苦，就是我知道我很克制，不可以传播一些假的东西，有极少的可能她是因为子弹以外的东西引起受伤，但我根据环境判断也觉得她是受子弹所伤是合理。
知道《苹果》找到那条片段，是她刚刚中弹想脱眼镜见到里面卡着布袋弹，而不是那张眼镜里有布袋弹，如果当晚我看见我会很有信心，但我当晚没看见，而我只是在网上看到这张照片，我更加害怕。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假的东西，太想是警察开的枪伤害了这位女生。当我们太想一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加小心，勒住自己的欲望，环境越混乱越激情，我们就要越冷静，这就是记者的训练。
《我们在岛屿写作》沙龙现场。从左起jiang zhe彭捷，谭蕙芸，周保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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