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4日，英国发现39名偷渡者不幸丧身冷藏货柜车，因为身携中国护照，死者最初被认为是中国人。如何看待这一惨剧，我在微博问答写了几千字，很快屏蔽不可见。略作删减后，算今天更新的推送。
2001年我刚进报社。虽然新闻里隔三差五中国游客刚到国外就集体蒸发，但大家对偷渡这种事并不关心，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死人的惨剧，大家觉得偷渡太正常了。除了北上广深之外的中国普通百姓，踏出国门后，只要去的不是与中国陆路接壤的国家，极有可能就不愿回来了。
记得2001年，韩国为应对韩日世界杯的一个难题讨论得很热烈：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中国队第一次获得参赛资格，中国有大批球迷出国看比赛，韩国当然希望中国游客多多益善，但非法居留者一半是中国人。怎么才能既从中国游客身上挣到钱，又能把他们不欢迎的人堵住？
我当时拿到一个韩国、日本区别对待中国不同地区公民的非正式黑名单。福建、浙江和山东、河南、吉林部分地区上黑名单，我之前就略有耳闻，像天津滨海新区之类的地方也上了黑名单，显然就是一种补丁，因为户口从黑名单地区转到开发区很容易，于是一来二去，好些开发区也上了黑名单。
他们的办法是让旅行社收取保证金。我记得到日本旅行，一开始只有北京户籍的人不用交保证金。上海人虽然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境内素质最高的灵长类，但当时日本人的刻板印象里，偷自动贩卖机里的硬币之类都是上海人干的，上海来的男留学生，一有机会就留在日本背尸体。
我从不觉得中国偷渡客是给中国人丢脸。当年我这种在北京人五人六坐办公室的职业，其实也和偷渡者差不多，不留神就会被送到昌平筛沙子。我有个同事叫袁国华的，起个网名叫一代愤青，他做啥专题，都憋着一股劲，后来闲聊听他讲起经历，理解了。
2000年他有段时间打两份工，都是文化单位。有天早上这哥们下了夜班骑车赶另外一个班，半路被警察截了，先是被装上车，到郊区被卸下来，铐在暖气片上蹲着。他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痛不欲生诅咒地球诅咒太阳系诅咒银河系，准备咬舌自尽之际，终于等到警察挨个询问，只问了一句话就把他放了。
他对收容遣散制度和户籍制度的理解比任何同事都更深刻。
所以，如果遇到偷渡被抓这种事，我最不接受的就是认为他们丢了某地的脸。在我看来，偷渡，是一个人反抗命运时最勇敢冒险的举动，它集中体现了人对痛苦的忍耐力、对舒适和享受的延迟满足能力，而这种品质，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
其实，当年漂洋过海到新大陆冒险的欧洲人，和后来冒险偷渡的人，差别仅仅在于当时没有护照签证一说，新大陆对他们来者不拒。当然，这个看法是受一个叫胖新的哥们的影响，逐渐形成的。
那是2001年10月，一艘满载中国偷渡客的韩国渔船，在中国近海海域发生35人窒息死亡的惨剧。它引起的讨论和今天的伦敦惨案差不多。我们做新闻的，必然会第一时间参与讨论。
我当时是评论编辑，我记得我当时的操作，一是根据同行报道把事件的整个来龙去脉勾勒出来，再就是对同类事件的梳理回顾。有个年纪略大些的同事，是二线杂文家，他手快，正义感强，一两小时就写了一篇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杂文。
那样的文章，今天没哪个报社敢发。我记得他似乎直截了当地用了民不聊生、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之类的词。因为偷渡者大部分来自福建特定地区，他把当地政府骂得狗血淋头，大意是你们治下的人民宁可忍受如此非人待遇，可想百姓有多苦，你们这帮杀千刀的⋯⋯
报纸出了大样时我才看到那篇文章。那天刚好胖新约我们吃晚饭，当然要聊到这件事。胖新当时在TCL上班，但给我一种准备转型做公知的印象。他的见识和水准，让我觉得相比之下当时一二线公知的观念普遍严重落伍，可是，像我这么看的人恐怕只是极小撮。
我们那位二线杂文家同事的文章，我都看不上，可想胖新更会看不上，对了，我居然忘记交代，胖新是正牌儿福建长乐人，虽然他家三兄弟都读书出来坐办公室，在长乐人看来是人生走了弯路，但他在这些问题上是绝对有发言权的。
听到我们办公室的杂文家哀民生之多艰，恨长乐政府鱼肉百姓，胖新一下怒了：你们那杂文家出生在满川满谷懒汉的西北，他哪里懂得我们福建长乐人的野望？他有何资格同情福建长乐人？
记得似乎是2000年多佛海峡死难50多人那次， CCTV还专门赴福建，你看官方采访报道，会认为偷渡者都是被欺骗的。但按胖新说法，偷渡国外根本不是被人贩子蒙骗，人们前赴后继借债偷渡海外，是先进经验口口相传——眼见他借钱跑路，眼见他家里起大厝，这是偷渡的最好广告。
借钱偷渡可不是任何地方的人都能干的，它离不开宗族社会的信用背书。在这种熟人社会，不怕你借钱亏了本还不起账，因为抵抗不确定性的风险本来就是宗族社会的基本功能，但如果你恶意赖账，虽然一时爽，但相当于自绝于整个熟人社会，这是一种后果严厉而决绝的惩罚。
原本，借债筹集偷渡路费，然后靠万里之外的地方打黑工偿还路费，它的链条极长，不可控因素极高，但它居然能变成一个分工明确最后把整个社会都卷进来的生意，离开宗族社会是不可想像的。
所以，外乡人，尤其是城里的小知识分子看来凄风苦雨的故事，在当地的观感完全不同：你家没一个人偷渡，相当于你家的男人没种，只配二十年后在快手、抖音上表演吃面条谋生。
那天晚上聊完，胖新回家立即敲了一篇文章，否定了福建长乐人偷渡是官府鱼肉百姓说，简析了长乐只有的地方为何会成为偷渡之乡。第二天发在了我们报纸上。这篇文章几乎没啥反响，我猜也能猜到，前一天杂文家的文章显然更受欢迎。
即使是今天，虽然中国宗族社会赖以生存的土壤正在快速崩塌，但是，一旦谈到宗族社会，谈到传统熟人社会，无论是过气的杂文家、新锐的科普作家，还是无法摆平自己婚恋问题的情感专家，态度上几乎是一致的。以我所见，他们多数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顺带说一句。遇到偷渡这种新闻，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们是否丢了中国人的脸，这是一种强国人格，他们乐于参与刘慈欣那个终极拷问：如果世界上只剩两个男科学工作者和一个女文艺青年，应该吃掉谁才有利于人类繁衍？他们给出的答案与刘慈欣一样：吃掉唯一的女性，只剩两个男人更利于人类繁衍。
其实，不少朴素的网民在2007年看过NHK的纪录片《激流中国》后，就震惊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与国内官方媒体相比，真正在情感和心灵上与中国百姓更近的，是国外媒体。同期央视推的是《XX看日本》，正是因为中日的直接对比，很多人才意识到，即使那位像患了痔疮般一脸严肃深刻的主持人，也是如此的肤浅和愚蠢。
我记得十年前一部纪录片里（它当然不是中国媒体拍的），给了美国的福建偷渡客十多分钟。有个场景是美国一个城市街头的电话亭外，几个福建人排队轮流和家人大声通话，他们泪流满面，你一个字都听不懂，但你全都听懂了。
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在谈及偷渡时，单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悲悯、同情去审视这类偷渡，是一种可怕甚至愚蠢的自以为是。真是年纪越大越反动吧，我甚至觉得这种举动越想越了不起。
如果拉长时间看，偷渡行为其实是一个筛子。容我举个蒙古国的例子。
凡是去过蒙古国的人，都喜欢反复讲蒙古人如何懒惰散漫和不思进取，但是，滞留韩国的非法劳工，今天蒙古人似乎已和中国人平分秋色，他们能忍受韩国人不能忍受的辛苦，去干韩国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没错，并不缺少吃苦耐劳的蒙古人，只是在本国环境里，这种品格获得的正面奖赏和反馈很小，所以，这种人自动流向对吃苦耐劳回报和奖赏更高的韩国。
还有一个原因让我越想越了不起。一个穷地方的人，到了一个文化迥异的富裕地区，绝对收入会改善，但社会生态位却会大幅降低，而人的幸福感取决于社会中的相对位置。一个贫穷社会的中产阶级，成年后移民到陌生的富裕社会，通常永远无法达到原来的社会阶层。所以，大多数人是轻易不会迁到会导致阶级下沉的富地方去的。
但是，这种终身无法回到原来阶层的人，子女几乎百分之百会在新环境中回到父母那一代人原有的位置，虽然子女这一代依然面临巨大的向上流动的阻力，但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卓越的品格。没错，这是一种跨代实现的延迟满足能力。这种坚毅的上进心，好莱坞女星刘玉玲、扎克伯格的老婆普莉希拉·陈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而北美街头坐在豪车内高喊爱国口号的年轻人，他们的余生毫无意外会是一条下行轨迹。他们举着国旗摇下车窗高喊穷逼的瞬间，是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我觉得应该顺带介绍一个强国人格特别喜欢挂在嘴边的话题中的知识盲区——他们喜欢讲世界钢铁产量前三强分别是中国、河北、唐山，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为中国人长脸的事情。但是，这些钢铁产能具体掌握在哪些人手里，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多。
前面讲到的胖新。后来果然往公知方向转型，或是往支持公知事业的方向转型。他出资与朋友合伙折腾了一个图书公司，我还帮助推荐过两个作者，一个是俞天任，一个是老雕，他们的《战犯参谋》和《MBA教不了你的创富课》后来在别人那里出版，都卖得不错，但在他们这里，全砸手上了。
这时，胖新的家族向他伸出了手，希望他能浪子回头，以一个正确的长乐人的方式打开。
这件事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的：昨天去胖新家闲坐，他还是个预备役公知和你聊得昏天黑地，今天晚上再去闲扯（我们当时住一个小区），发现多了一位朴素而低眉顺眼的女子，然后一旁坐得直直的胖新介绍说，这是他刚完婚的老婆。
他们俩以前似乎就没见过面甚至根本就不认识。他老婆移民澳洲许多年了，她家族的财富似乎多到能把整个小区买下来，但嫁过来后，两人过着和胖新以前一样的穷日子。——这段话可能与事实相去甚远，但我记忆里就是这样。
再然后，胖新和他妹夫到了北方沿海某地，那是他的家族砸下重金发展的地方。我的线下闲聊立即少了一半，打帝国游戏少了一个水平接近的对手——福建每个网吧都潜伏着帝国时代的高手，他妹夫甚至和小虫、水淡淡等当年神话般的高手分过烟。
由于走了很长时间的一段弯路，他在家族的事业中扮演的角色一开始并不重要，但他似乎对非长乐人的状态没有任何留恋，不像一些转型商业的前二三线不靠谱公知的心有不甘，胖新从我身边消失得异常彻底，以至于我都忘了他的存在。
他回归为纯粹的长乐人我一点不意外。回过头仔细想，他身上明显有一种别于周围其他人的特质，在注重家庭的人身上普遍表现得特别鲜明，就是更愿意为他人兜底或自我牺牲，更善于调适冲突。
去年冬天胖新和他妹夫来北京，虽然往昔如昨，但仔细一算，竟已分别十年，胖新已有一儿一女，大的已经上学了。也许是最近几年的个人际遇，我变得越来越反动保守，至少与不婚不育保平安、父母皆祸害这些观点相比是这样。所以，一旦谈到传统宗族社会的商业模式时，我和胖新能聊得更细。
当年讲到长乐人宗族社会特有的信用体系，胖新讲的是它如何让偷渡这种事变成一个成熟的生意，今天变成了长乐人是如何进入他们看准了能挣钱的陌生行业。听到胖新的介绍，我的一个感触是，如果一个行业的竞争力，资本的多寡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只要福建长乐人打算进入这个行业，他们一定是无敌的。
我记得胖新家里以前没有任何人与钢铁业沾边，甚至没有一个人与制造业有关。今天，长乐人在全国各地可统计的钢铁厂，保守估计产能约为1.5-2亿吨，与河北全省相近。而胖新家的钢铁厂，2018年的利润是40亿元。
另外，胖新介绍，投资钢铁业的长乐人，一般在当地都会投身房地产业，还有其它各个方面的投资，像他们家族，除了是当地房地产巨头，还是当地农商银行的大股东。
是的，中国人最长脸的事业，背后意想不到地站着这些曾被认为专门给中国人丢脸的人。按胖新的说法：长乐人是靠全民偷渡造就了民营钢铁业的辉煌，没有偷渡，哪来的第一桶金？当年嘲笑这些偷渡客的，有可能现在正给他们打工。
那天晚上我们久别后散伙，他和他妹夫在寒风凛冽的街头等了一小会儿，候到一辆普通出租车，两人钻进去后向我挥手道别。我想，他家在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坐拥最大的shopping mall和最大的纳税企业，出门还愿意打这种普通出租车，大概也就是长乐人才会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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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位读者私信留言讲述的偷渡故事
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妈就开始谋划出国。计划去日本和韩国分别被人骗了两次，大概有两三万块钱。后来我上了大学，我妈美国签证失败了两次，曲线救国做了假履历网签去了加拿大。我记得“洗护照”还去东南亚廉价旅游了几次。
在加拿大工厂干两年有了些积蓄，还了帮她准备出国材料的朋友的钱，就开始从加拿大找人蛇偷渡到美国，因为美国的朋友比较多。
偷渡的方式是从美加边境的一个公园北门进，南门出。我妈和一个人蛇装作两口子从北门进，另外一对男女从南门进，然后在公园中的一个厕所里，我妈和那个女的换衣服，然后换人跟着走。当天下雨，大家都打着伞，所以很不好分辨。出了公园，进人蛇的面包车，车把我妈带到一个前往纽约的大巴车上，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车的路程大概是十天左右，我妈一个人坐着车走走停停，用最基本的英语在每个站点补充食物和水。那年纽约附近有一场飓风，在快到纽约的时候车被迫在一个小镇上停了下来，车上的人被安排到了当地的一个休息室。然后有警察进来挨个询问，轮流出示ID。我妈心想要完了，灵机一动她边向外走边举着烟说“smoke，smoke”，警察竟然不查她让她出去了。
她出门后点根烟故作镇静地走过街角远离了休息室，找了个电话亭给我在美国的同学打电话，我同学让她问路人在哪个地方，确认了是离纽约大概有20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我同学当即租了辆汽车前往接我妈。我同学交代我妈说，你需要在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这些店里面，每个店里呆两三个小时，然后换地方，因为在一个地方一旦呆超过5个小时，就很有可能有警察来问询。于是这20个小时里，我妈在镇上的几个快餐店和咖啡厅里来回穿梭，最终等到了我的同学，顺利抵达了纽约。
这件事我妈一直没给我说，是我同学后来回来给我说的。我问起的时候，我妈给我补充了几个细节：一是在黄石公园里的时候，人蛇特别紧张，她能感受到人蛇浑身在颤抖，于是她用力挎着人蛇的胳膊说别紧张，我妈以前是练体育的，一用力人蛇还真的不颤了。二是从黄石公园出来的时候，外面有很多警车，还有大灯在来回巡视，人蛇催我妈快点，我妈上车时看见有警察在看她，于是她没关门，把伞伸出去把水晃干净再收进去后关上了门。
我是单亲家庭，父亲在我10岁的时候去世，我妈没有固定工作，有时候给人打个零工一个月千把块钱。我后来上学期间生活费基本是奶奶给的。我当时其实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妈一门心思地想出去，一切不是挺好的。直到后来我在国内结婚，装修，彩礼，酒席发现原本可能会让我愁破头的问题，在这些年她挣的钱中完全不是问题了。我无限地折服于她对未来，对我们将要遇到的问题的预见性。当然我是很不争气的，一是没有想着出国，二是也还没有非常辉煌的事业，只是现在不用她再操我的心了。
我妈现在还没回来，她说趁着能干，再多赚两年钱，到时候回来也不给我添麻烦了。我真是惭愧。
看教官写的文章，被您的剖析所触动，给您分享下我妈的经历。我们是河南郑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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