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明：在这个时代，我们负担不起暧昧
文／张洁平．摄／廖伟棠
香港人可能会骂我，五毛可能会骂我，但我没什么好怕。没在怕，就没有畏惧。 Fearless。让你慢慢面对自己。你不怕它，就会很自由地活下去。
跟黄耀明聊天，是7月29日的晚上，在中环某个露天平台上。那天挂了风球，逐渐升级的台风在高楼之间穿梭，发出凄厉的呜咽声，路边花丛里的植物都在剧烈摇晃，我们坐在路边，衣服和表情都被吹得乱七八糟，几乎快听不见对方说什么。
明哥体贴地拿着我的录音笔，放在靠近自己身边的地方，用书包给它前后筑了个「巢」，抵挡风声。 「这样能录到吗？」「可以的。」他简短问我，我简短答。
我们都没有想要进屋。回头想想实在奇怪，台风天，闷热，四周都是冷气房、酒吧，怎么会有香港人愿意呆在露天的地方？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逛一圈，只有西式餐厅或者旅游景点的餐厅才会开露天座位，而爱坐街边露天席的多半是外国人，香港人永远都进屋坐优雅的墙边冷气位。
明哥曾是吃什么去了哪里跟谁约会都会被被娱乐杂志跟拍的明星人物，一向有自己常去的餐厅，习惯的电影院，在街上走路低调不引人注目的对策。但随着2012年那场著名的演唱会出柜行动，以及香港政治气氛愈发浓郁和紧张，他越来越常出现在街上──同志游行、捍卫新闻自由游行、七一、六四、雨伞运动，一直到从反送中开始的香港之夏，他不只走在街上、走在游行的人群中，甚至走上「大台」，成为一些行动现场重要的发言者。
也不只是他，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都习惯了「上街」的感觉。而且跟以往不同，「上街」不再是「在警方规定时间规定路线走在马路上喊口号」这一种固定想象，从雨伞时开启长达79天的占领主要交通干道，到2019年这个夏天，抗议在香港18个区遍地开花，地铁站、商场、居民区、机场、码头、高速公路都成了抗争场所，炎炎烈日，连侬墙、催泪弹、袭击与防守、血和泪的痕迹遍布大街小巷，让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重新以极为直觉、亲密乃至疼痛的方式，以身体与城市发生了联结。
总之，在这个夏天难得的和平时光，我们好像都很想在街上坐着，哪怕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明哥说起，因为这个夏天，他去了一些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去过、或是几乎很少去的地方。上一次这样仔细地看自己的城市，还是1997年。七一主权移交的前夕，他和朋友们租了辆巴士，一条一条街、一个一个区走遍了香港所有地方，回头想想很dramatic，好像是告别之前要认识眼前人的每一吋肌肤。 「回归」并没有带来戏剧化的突变。很长一段时间，表面看来，香港还是那个香港。黄耀明和达明一派继续创作、写歌、唱歌、做演出，继续在歌里记录这城市的故事，像以前一样，不顾忌放入政治隐喻，在流行歌的舞台上，直指最尖锐的时代和政治问题。
而气候终于是变了。隐约是2008之后，到2012年更确切，眼前曾打开的新世界，似乎又逐渐关上了。中国重新开始政治上的严控，曾经带给人新鲜自由的网路技术，摇身一变，成了利维坦管控的工具。港人曾经建立起的对一国两制的安全感，也在民主改革的落空、新闻自由与教育的审查压力、选举的政治审查、跨境司法漏洞等种种张力里，逐渐垮塌。
2012年达明一派做了《兜兜转转演演唱唱会》，这场演唱会放入已经由反国教运动而起，躁动香港的各种政治符号、甚至政治呼吁，被人笑称为这简直是最艺术的政治集会。这一年黄耀明50岁，在最后一场演出上，他说出：「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天，我们自己爱的人，不需要你的批准」。他说我们不断在演唱会问，什么是香港人，但如果你都不敢告诉别人你究竟是什么人，那又该如何谈身份认同？他当时没有料到，这一次公开的come out，仿佛彻底改变了人生轨道──性别少数的身份可以come out，其它议题又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做更多？
他此后创办大爱同盟，推动同志平权；创办文艺复兴基金，推动年轻人创作；在雨伞运动时成立了「文化监暴」；在六四30周年甚至登上了烛光集会的大台，演唱纪念六四的《回忆有罪》。 30年前，香港人支持北京民运，全部明星名人出列「民主歌声献中华」，30年后，这条前线，仅剩黄耀明一人。今天的黄耀明，出现在港闻版，多过娱乐版。
明哥笑说，自己从来没打算要做一个政治人物，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参与这么多社会政治行动，只是身为音乐人、创作者，无法对社会环境的变化置身事外。创作的前提是，社会有开放自由的土壤（制度保障）和气候（文化氛围），香港此种情势，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位置努力，守住这土壤和气候。
「事在人为。我们有责任去把一个坏的时代，变成好的时代。」
以往人人说明哥不擅言辞，做采访远不如唱歌。但从2012年走到今天，每个跟明哥聊过严肃话题的人，都惊讶于他表达的日渐简明清晰，和对许多政治概念理解的精准。实情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公共表达，甚至找立法会议员请教专门的政治概念。以前，音乐是他的语言，演出（performance）是他的语言，现在他明白，公共表达也需要成为一种语言。 「毕竟在这个年代，做一个改革的人，可能是比歌手更重要的身份。」
黄耀明：「我的悲观，是一个filter，是一面镜子，让你看这个世界。但最后那个要传递的message，不是再见，不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很悲观去看事情，然后做出一些比较积极的，面向未来的决定。灰暗正是激发改变的力量。」
◎以下是与黄耀明访谈节录
在这场运动里的position？
从雨伞之后我一直在想，可以做什么。之前人家问，你会做政治家吗，你会当议员吗？我说我不会。我是关心，但我不懂做这个事情，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耐性。我还是做我自己擅长的事情，可以参与到一些创意的、艺术的campaign里，但最主要的还是做音乐。香港有很多人在做政治工作、政治评论，但从艺术的角度去参与社会，真的没有很多人。我有一个我自己的位置。
年底达明一派的演唱会，没有新歌，但会重新演出达明出过的每一张专辑、每一首歌。可以详细谈谈吗？为什么这样想？
本来今年年底达明一派是想出版新的专辑，但整个夏天已经打乱了，时间没有了，本来想谈的主题也可能会改。所以会直接focus在12月达明一派的演出，我们是把达明一派曾出过的8张专辑所有的歌，重新演出一遍。还好没有太多令我们觉得难堪的歌（笑）。
我们都老了。想让自己，也让我们香港人，看看我们走过的路。达明一派的专辑是香港历史的一部分。在香港那么脆弱的时候，特别珍惜有机会，重新再看自己的历史。你也不知道有多少时间可以重新看一遍，重新听一遍。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怀旧。算不算都好，对我也不重要。
是香港电台颁金针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想到。之前也有过这个idea，一个德国的乐队Kraftwerk这样做过，但他们通知我们有这个奖时，我们就觉得，更加要做。因为我们是非常香港的一个乐队。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四大天王、谭咏麟、张国荣、郑秀文很香港，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才有香港人的character，但他们的歌很少记录这个城市。达明一派很多歌是关于香港的，我们用我们的方法记录了很多香港的事。我一直都很骄傲。要觉得骄傲，是香港人，是香港这个地方，在这个年代，很需要的事情。
在有机会的时候，看看我们有过的一切。
人重新整理自己的历史，重新让好的东西被再现，这样的再现会有很不一样的情感指向。比如，这是不是在给香港唱挽歌？怎样去面对历史，但又能positive？
很多人形容达明一派，或者我的歌，常说充满末世感。末世的歌一定是挽歌，很容易被这样理解。但我想不是的。这些歌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唱，会有不同的意义。在创作的80年代，可能真的是悲观。那时候很多人问我，你们为什么这么悲观，尤其当时一切还不错。我觉得悲剧会给我们很多力量，快乐的歌很虚假。我们唱的是悲歌，但不是挽歌。我的悲观，是一个filter，是一面镜子，让你看这个世界。但最后那个要传递的message，不是再见，不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很悲观去看事情，然后做出一些比较积极的，面向未来的决定。灰暗正是激发改变的力量。
如你所说，同样的歌，换一个时空重新演绎，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意义。可以描述一下，这种重新梳理对你来说的意义吗？
重新面对过去的每一个作品，有些好，有些不好，都去面对的话，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exercise，去面对自己的缺点、优点，所有的一切。这是以前很少去做的。以前通常是尽量去避开那些你觉得难堪的事情，或者你不觉得够好的，但是这一次，不行，你给自己一个游戏的规则，是每一个都要面对。
黄耀明：「每个人都知道你是，和你自己说出来你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面对真实的历史可以获得能量。你说过很多次，2012年在红馆演唱会上come out，之后发生的一切，好像都是从那里开始的。这是面对真实带来的力量吗？
Come out开始，给了我参与社会运动，主动参与、牵涉入政治的一个点。以前我的作品、我这个人也是关心社会、关心政治，但我没有很大的involve在里面。我是个旁观的人。但是2012年，那一次达明一派的演出本来就特别的political，我突然come out，也是一个很political的姿态。
每个人都知道你是，和你自己说出来你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尤其是用那个平台，用那种腔调说出来，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政治的宣言。但当时没有想太多，是当天下午才突然觉得应该可以讲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起点，就没有后面的事情，没有文艺复兴基金会，没有大爱同盟，我也不会踏足第一次的同志游行。要知道，你在红馆的舞台，对八千一万个很爱你的人，说你是同志，和你走出铜锣湾去游行，是两回事。前者给了我很多很多的energy，去踏出后一步。敢去铜锣湾，站在闹市里，去跟人家说，我是同志。敢第一次跟大爱同盟的战友，走去平机会抗议。以前不会的，不敢的，以前会写一首歌去讽刺，现在可以拿一个牌站在那里，去派单张。有这些事情，才有之后雨伞的转变。这是一个参与社会运动的turning point，以一个创作人、一个歌手的身份。
在香港的社会运动里，近几年的指标人物不少是LGBT群体，你觉得是偶然吗？从身为性别弱势的地方出发，是不是比别人更能同理到其它的弱势社群？
我觉得是。社会运动的icon都是LGBT，不是偶然，因为你是小众，你明白处于弱势的感觉，你会更有同理心。而你一直在为自己身处的小众社群争取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原来是那个大世界不公平，大世界如果不变好，我们在小世界争取没有用。比如我们每个月去平机会抗议没有用，他们没有法定的能力，什么都不能做的。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每年动议同志平权、同志婚姻，没有用的，因为那个建制的制度没有空间。我们从这个小世界出发可以看到：只有世界变好，同志才会变好。
真正come out之后，你再回去创作作品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吗？
2012年之后，我们在舞台的创作很多，歌的创作比较少。但无论是舞台还是歌，我们都把很多事情，讲得很白。比如2014年的《太平山下》，大家听那首歌会觉得，哇，这不像以前的你，「烂斗烂」，讲这么白？你演唱会就真的拿起一杆香港旗帜，好像要宣示什么？这是2012年前不会有的。一方面是行动的意味更强，另一方面，因为时势一直在变坏。你就会创作那么愤怒的歌，做那么愤怒的演出。雨伞运动之后，我做了《美丽的呼声听证会》，那也是很直白地讲，香港是不是要死了？亚视的死亡、流行音乐的死亡和香港的死亡是不是一样？这些事情都是很直接的，没有那么多暧昧了。
你会担心这些直白，会伤害作品本身吗？
不会担心。我觉得每个时代需要不同的作品。可能在这个时代，我们负担不起暧昧。我们来自的80年代90年代，还可以很暧昧。但是现在不行。
你曾说在做一个明星和创作作品之间，作品是最重要的。但当你说，时代负担不起暧昧的时候，听起来，作品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你可以这样说。身边的朋友问我，你现在怎么每天都在看FB，都在做键盘战士。我在想，可能某一个时刻，歌手是不重要的。其实我看何韵诗，她不是在做歌手，她根本就是在做一个政治的领袖。起码在这段日子里，我们歌手的身份，比较次要。在这个年代，作为一个改革的人，好像比较重要。不过回头讲，就算作品很直白，也不一定不好。
黄耀明：「我觉得华人的社会，普遍对小鲜肉、对青春，有过度的期待，不能觉得老就是没有用的。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我们可以共存的。我已经过了青春很久很久，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废人。」
2012年之后，你确实做了很多不同的事，这些事除了是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或政治，也有某种共通性，比如去给年轻人创造新平台、新空间？
很多人问我，你不搞「人山人海」了吗，人山人海以前有at17啊。我说对，不搞了，这个年代不需要唱片公司，每个歌手都是自己的个体，他们不需要老板，他们是自己的老板。所以我们开始做「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有一个「抢耳计划」，就是教大家怎样做自己的老板。这个时代需要的抢耳这样的计划，教大家做自己的老板，而不是我们作为唱片公司去签新人。
我很贪恋新鲜的事情。今天的年轻人，好像不需要你给他们机会，只需要你分享经验，提供资源，他们自己会去做。就像这场运动，这个运动没有大台，没有领袖，也不需要你去撑开什么空间，他们每个人享受自己小小的空间。
如果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回到这场运动，你在其中的position，你会觉得自己跟年轻人的关系是什么？运动中有很多「废中、废老」的自嘲说法，你怎么看？
说「废中」、「废老」，是主动放弃自己。如果每个人都要take your position，那「中」跟「老」有很多位置要做。我觉得华人的社会，普遍对小鲜肉、对青春，有过度的期待，不能觉得老就是没有用的。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我们可以共存的。我已经过了青春很久很久，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废人。我做很多事情你们做不到的，我有的创意，可能是你没有的，我自己很骄傲，我还是要做下去。我有自己的位置和要做的事。我不会跟年轻人去竞争，也不要阻止年轻人去前进，我当然不会。我们都可以去开拓自己的新世界啊。
最后一个问题，可能会让你伤心，先抱歉……这次运动里很多前线抗争者都在学习面对生死。我想问问，Ellen离开了，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你会怎么看待生死？
（静默一阵）我只能够说，她是生病了，这个病夺去了她的生命。我认识的Ellen是很爱生命的，我知道那不是她的选择，她是抗拒不了那个病的控制。我当然很伤心。我只能这样去面对。我自己已经活到57岁了，对于病或者老或者死，我想过很多，都会比较容易接受。
接受它作为一种无常吗？还是别的？
接受它作为……This is fact of life。这就是生命的真相，我会接受。
这种接受会影响你的创作、行动、生活吗？
我想，这些事情都看透了，就不会怕。连老、病、死我都不怕，为什么会要怕被打压挣不到钱，为什么要怕我没有工作──那些只是数字。香港人可能会骂我，五毛可能会骂我，但我没什么好怕。没在怕，就没有畏惧。 Fearless。可能这种变化也是2012年开始的，让你慢慢面对自己。你不怕它，就会很自由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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