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问及武汉市长为何1月19日百步亭社区还举办了人群聚集的“万家宴”，市长是这样回答的——
“百步亭昵，可以说是这个，中国群众自治，一个非常好的样本……那么今年（百步亭）之所以继续举办这个活动呢，是基于之前，我们对这次疫情传播，是对人，这个人与人之间是有限性，额，这个传播，额，是基于这个判断，所以对这个预警不够。”
该视频下有许多人在骂这位市长，大抵是因他的腔调里有一种置身事外的不关心感。但我以为这只是中国官僚在公众回应上的传统发挥罢，这段采访最令人不舒服的地方，是语法上全程都完美避开了政府的这个词应当出现的位置，也因此暗卸听者对于武汉市府淤慢与耽职的注意。
譬如上面这段话，留意一下，会发现，从头到尾的主语都是百步亭（群众），哪怕到了最后一句，也没有转换成“预警”这件事理应的责任主体。任何正常社会常识下自然逻辑都应是，“政府对这个预警不够”，市长竟能若无其事地继续讲下去，仿佛沐冠式自治的群众具有自我预警的能力，并该承担预警不够的责任似的。
昨日又看到诸多官媒在热转“我呼吁”，就呼盱的内容而言，许多我是很赞同的，如感谢医务人员，只是这感谢须得确凿铆定成对医务人员这个群体的制度化权益保障，而不单是空悬一些对个体的道德拱起，歌颂牺牲，空画天使，要紧的是把他们当作人，具有恐惧、眼泪与需要的人，不是当作割肉的圣人。
这些呼盱洋洒凑够了九张图，想来是十分全面了。但细看下来，八条在向民众呼盱，只有一条，乍看是在向空气呼吁。
对比一下这两条——
主体回避的小把戏又一次出现了。造谣信瑶传谣的主体未必是“广大网民”，却只居高临下地“请”他们，在我看来，信息压制与误导是危害规模化的造谣；而公开透明，回应公众关切的主体一定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机构，此时且不说“要求”“敦促”，连“请”这样的软弱都不敢出声，直接略去了祈使的对象。
人民日报是不知道这话该对谁喊么。正好相反，他们聪明地知道有些话该对谁喊，有些话不能对谁喊。有些主体应该隐去，而有些国民应该显著。
鲁迅在《沙》一文中说道，「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然而当这时候，偏又有人摇笔鼓舌，向着小民提出严重的质问道：“国民将何以自处”呢，“问国民将何以善其后”呢？忽然记得了“国民”，别的什么都不说，只又要他们来填亏空，不是等于向着缚了手脚的人，要求他去捕盗么？」
蒙了他们的眼，市长忽记得了“群众自治”，闭了他们的嘴，官媒才想起了“广大网民”。
2019年最后一天，为应对武汉疫情，香港食卫局局长已召集专家会议，并在会后召开媒体简报会，2020年第一天，武汉市传唤了8位造谣者。我们都清楚，真正该质问的应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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