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看到很多宣传稿,主题都是女性医生护士带着几分英雄主义上前线抗击疫情。从最开始的剪头发(从剪短到剃光头)、到挺着肚子上前线、到药物断奶、甚至流产10天上前线……一副战时动员的姿态。
与之相呼应的另一面,是女性占一线抗疫医护人员超过60%(也看到另外的数据是女医生50%+,女护士90%+)的情况下,卫生巾等用品被认为是“特殊用品”被领导层一口拒绝。
写在前面,我敬佩所有的一线工作者,其中有很多女性。我期望她们平安归来。这里批评的仅仅是【拿女性的身体来做宣传的做法】。这一套宣传机制不但是对所有女性工作者的侮辱,更是对疫情一线巾帼的话语挪用。
我们看到,公共媒体在日常妇女形象描述时,对一般妇女的「常态生活」没有兴趣,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大老爷们儿以为女人一天一片卫生巾足够;也很少报道表现突出优秀女性的“专业能力”和“学识技术”(参考屠呦呦等报道)。等到特殊情况,例如战时、疫情期间,女性所拥有的「性别特征」、其遭受的性别相关的「暴力」和「牺牲」却更容易被浓墨重彩地大加描写。宣传者关注的不是女性的在特殊情况下的实际工作状态,例如医术、技能和聪明才智;而是在“外形”、“相貌”、“母职”、“妻职”方面大做文章,趁机构建出符合男性中心论的叙述。
女性依靠的不是大脑和双手来坚守岗位、参与劳动、贡献价值,而是化身为子宫和乳房,成为男权叙述关于国家和民族遭受疫情的不幸命运的隐喻。“剪掉长发还能找男朋友吗”的记者提问、“男医生上前线要给妻子特写盼你回家归来”、“挺着肚子的医务工作者”、就连10天前流产这样的私生活细节(不出意外,流产2天后就可以正常工作生活)都不放过。这些盗用叙述让她们的身体和形象在舆论中成为男性建构主流价值观的绝佳场所。媒体刻意聚焦和筛选后,与乳房、子宫相关的描述刺激着主流(男性)观众,最大限度的激发普通人对抗击疫情的悲悯。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牺牲,取代了一个公民贡献专业价值的话语。也正因此,女性被尊重的也不再是她们的专业能力和个人技能,而再一次地,是她们的乳房和子宫。女性在媒体里,再一次地,被矮化物化成性别、生产、救助的工具。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女性的价值被抗击疫情中公众普遍的担忧而廉价地贩卖、炒作着,但主流仍然毫不关心女性劳动者的诉求和权利。正如这一次疫情中,一线工作者关于卫生巾的基本生理需求,都被放到了次要的、此等的位置。恰逢日疫情期间的普通孕妇的孕检与生育,也不在决策层安排封城、改造医院的考虑范围内。除了符合性别刻板印象认知的女医生和女护士,雷火神山工地上的建筑女工更是一个巨大的盲点。如果不是 #看见女性劳动者# 的发起,她们更是销声匿迹不曾存在一样,关于她们的叙事甚至和连性别化的挪用都绝缘。大部分媒体的镜头和笔尖永远都在“体面的”女性劳动者的衣领上摇曳着。
这暴露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个已经被放在祭台上的女性如何把自己当做一个正常人?一个没有怀孕、不在孕期、没有流产的女医生,当她想要作为一个正常人,争取作为劳动工作者的基本权利时,发现周围的空间已经更狭窄了,没有了。她的战友剪了头发挺着肚子的形象,已经在在歌颂、称赞和欢呼声中被刻成了宣传画。“没有足够的防护能否罢工”这样的问题,在现在的环境下是如此的不合时宜,何况没有卫生巾呢!呵。尽管虚幻的病疫之痛对于一线女性工作者而言是实际的利益损害,但「没有战袍就要徒手肉搏」对于她们而言,从未是一个可以拒绝的选择。这时,微妙的民粹主流叙事也投射在她们身上。
于是,一个女人被裹挟了,她不用知道,也不必知道,她既是主动的,也是被选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