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美国雷斯顿的灵长类免疫中心收到100只来自菲律宾热带雨林的猴子。
没几天,在这个距离首都只有50公里的美国最大动物实验中心,猴子开始陆续死亡。
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在死亡猴子的样本上发现了一种丝状病毒,在P4实验室里检测后,他们确认,这是埃博拉病毒。
军队迅速出马。他们封锁了整栋大楼,处死所有猴子后,在楼里洒满了消毒药水。
1992年,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经过3年的采访,把这个故事发表在《纽约客》上。1994年,他的小说《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出版,销量经久不衰。
美国人后来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电视剧。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观众们在各大美剧平台上,把它的播放量顶到了第一名。
埃博拉大概是我们人类已知的最可怕病毒,死亡率超过6成。发现者之一的卡尔·约翰逊说,假如埃博拉能够轻易通过空气传播的话:
人类会少很多。
电视剧里,有可怕的埃博拉,也有傲慢的官僚体系,恐慌的民众。女主人公南希为了阻止当局捂盖子,将真相捅给了《华盛顿邮报》。她说: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就无所作为。
《华盛顿邮报》曾因为踢爆水门事件内幕,直接导致总统尼克松下台。
也是携带埃博拉病毒的猴子抵达美国的那一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案:
防止公权滥用,鼓励不愿沉默的人们站出来说“不”。
法案叫《吹哨人保护法案》,说不的人,叫吹哨人。
1
上世纪20年代,黑帮大佬阿尔·卡彭在芝加哥一手遮天,杀人无算。但当地警察却找不到他的犯罪证据。
美国联邦税务局站了出来,他们派了一名会计卧底进入了阿尔·卡彭的帮派,收集到他逃税的证据。
阿尔·卡彭被判11年。1947年,因为梅毒,一代教父病死狱中。据说临死前教父留给手下三句话:
重机枪比冲锋枪好使;
鼓掌要戴上小油伞;
不要忘了交税。
交税的事,归联邦税务局管。他们有自己的雇员、部队甚至装甲车,以便上门武装征税。
在阿尔·卡彭死的这一年前后,美国又有了一个机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管起了传染病和小油伞的事情。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人类有组织地对抗疾病的历程也是。
1976年2月6日,美国新泽西州一处军营里,新兵大卫·刘易斯死于一种呼吸道疾病。
而且,这位毒王,传染了500个战友。
6天之后,CDC成功分离出了H1N1病毒。
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这种疾病已经一个甲子没有在美国出现过了。CDC站出来表示,美国没有足够的疫苗,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更是断言:
即将到来的猪流感,将会使100万美国人丧命。
美国人民害怕了。特别是知道疫苗不够之后,他们走上街头抗议,逼得总统卡特站出来宣布紧急状态,并表示一定会给每个美国男人、女人和孩子接种疫苗。
预计中的大流行,一直都没有爆发。相反的是,全年因接种疫苗而导致死亡和副作用的案例,接近4000个:
疫苗杀死的人比感染流感的人数还多。
大家都很生气,急需找出谁该负责任。一顿争吵后,国会通过了《国家紧急状态法案》总统再也无权随意宣布紧急状态。
1989年,美国爆发麻疹。3年时间,55000人患病,132人死亡。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克林顿站了出来,推动了《联邦应对预案》的诞生。
疫情一次又一次地,改良着美国的防疫体系。
在《联邦应对预案》里,美国设置了12种突发事件的场景,不仅首次将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一种独立突发事件独立开来 ,明确了卫生部门的领导地位,还详细规定了事件发生后的评估、应急响应,各部门之间的职责与协调,详细到令人发指:
卫生部门提供药品、物资和救援队,接受危重病人,提供医疗支持以及殡葬服务;
CDC负责疾病监控,疾病技术咨询,检测应急人员自身的安全防护;
FDA负责提供食品和确保用药安全,心理健康中心负责心理疏导;
国防部帮助转运病人,退伍军人事务部负责启动床位响应和接收、护理工作;
交通部负责病人的分诊和疏导;海岸警卫队利用直升机提供空中支援;
美国红十字会负责调配血液制品;
……
有些职责,甚至具体到了部门办公室一级。
2
2010年,《行尸走肉》第一季尾声,当美国观众看到剧中的CDC被炸毁后,在论坛留言:
完了,CDC没有了,第二季肯定是病毒的世界。
通过一系列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CDC的权利越来越大,在美国人心里的形象非常伟光正。
现在,它有15000名雇员,派出单位遍布全球61个国家。他们全年无休监控着数百种疾病,甚至包括暴力伤害。
他们还管理着美国的国家战略储备,包括各类药品、解毒剂和防护用品。法律允许他们限制他国公民入境或本国个人和团体的出行,扣押任何认为有必要的外来船舶和飞机,销毁一切可能传播病毒的财产或动物。
2017年之后,CDC甚至拥有了类似警察的执法权,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扣留你3天。
作为防疫的领导力量,2019年,美国CDC的预算达到7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11元。与之对比的是,我国2019年全国各级疾控机构支出约为:
478亿元。
有人曾统计过,SARS之后,我国疾控中心支出占政府支出比例一直在下降,这也导致从2008年到2016年八年时间里,疾控机构人才流失超过6000人。
2003年,我国一名士官患H5N1流感死亡。一年之后,卫生部领导仍然表示:
中国目前没有出现人类感染H5N1禽流感的现象。
一直到2006年,已去世三年的士官才被确诊。
2005年,中美两国都通过了各自的《大流感准备计划》。中国版本有7900个字,美国版本只有4900个字。但美国人的预案背后,还跟着:
233页的详细实施计划,以及实施计划6个月后和1年后的追踪报告。
2005年,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流感疫情,美国按照80万人住院、12.9万人重症、20.9万人死亡的标准来做准备。卫生部门花了30亿美元用于采购物资和研发疫苗。
2009年,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流感疫情,政府发放了25%的储备物资,包括1100万份抗病毒药物,3900万套手套和口罩:
还有5950万个N95口罩。
那一年,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接种了流感疫苗,H1N1接种人数超过6000万。
同年,我国H1N1接种人数为2500万。
根据这一比例计算,美国储备了约覆盖总人口47%的物资,以应对紧急卫生事件。
去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个演讲。他讲了很多实话,比如疾控防疫体系已经到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地步。更严重的是:
我们的专家几乎每次都被排除在决策层外。
3
《血疫》里的女主角,在吹哨之后,继续担任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病理科负责人。此外,还获得了包括陆军成就奖章在内的多份表彰。
现在,她和丈夫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院担任教授,生活幸福。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被看作是“吹哨人”。 很多人也希望李文亮医生的牺牲,可以带来吹哨人制度。
这个时候,更有必要理清吹哨人的概念。吹哨人,意指为了公共利益,而揭露一个组织内部的非法或不正当行为。一般来说,“吹哨人”概念有三大要件:
-
组织内部有人违规违法;
-
自己没有正规渠道传递信息;
-
出发点是为了公共安全。
按照这三大要件来看,李文良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吹哨人。但这无损于他是一位伟大的信使和医生。
其实更符合“吹哨人”定义的,应该是钟南山的学生、香港大学教授管轶。
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
如今,20天过去,管轶当初的论断很多都被验证。
采访发布以后,在微生物领域排名世界第十一、非典中贡献巨大的管轶,当即被舆论的铁拳锤爆了。大家幸灾乐祸地转发他的实验室被查封的旧闻。
掷向他的石块中,有很多也来自于他想保护的普通人。
李医生去世的那天早上,有人在北京的通惠河边积雪里写下“送别李文亮”。最后的感叹号,是作者躺在雪地里完成的。
兽爷到附近看过,往来的人们带了各种纪念品,有极为珍贵的N95口罩,还有李医生爱吃的炸鸡腿。
1991年,高教司颁布了我国医学生誓词。开头的一句话只有八个字: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李医生做到了,做得很好。
2月14日,领导在讲话中指出: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
从历史经验来看,防疫体系确实是一次一次在疫情中暴露问题,得到改善的。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一句话:好的管理,有预见,静悄悄,平淡淡。
不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