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出了什么事，你知道我就是被人谋杀了。”

关键看点：

  • 许秀中说，她曾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该校培养政治忠诚、英语出色的电视界名人
  • 在澳大利亚采访持不同政见的华人时，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 由于许秀中报导，中国各地为耐克和苹果这类品牌供货的工厂利用维吾尔强迫劳动力的事情于最近曝光

这是记者许秀中在其脱口秀常用噱头里说的笑话，但事实是，她收到了大量的死亡威胁。Vicky是她的英文名字。

就在不久之前，她还是一名模范中国公民，对中国政府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忠心耿耿。

在北京上大学时，她接受训练，准备成为一名英语播音员，文质彬彬地向世界各地播出国家审查后认可的新闻。

今天，敢言记者许秀中让西方对典型的中国学生的刻板印象得到了挑战。她直言不讳、思想前卫、毫无保留且惹人注目。她对共产党的幻灭是如此彻底，以至虽然年仅25岁，但可能已经无路可退了。

她的家人警告她不要回国；她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些自己心爱的人了。这种分离让人感到撕心裂肺，导致了严重的冲突和深深的痛苦。

“我现在做的事情和工作的领域从来都不在计划之中，”许秀中告诉《澳大利亚故事》（Australian Story）节目组。

“我猜，对[家人]他们来说，我有点让他们失望。”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批评中国政府肯定会让人感到孤单。许秀中在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也和她断绝了联系。

她说，“我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而与亲友隔绝是付出的沉重代价。

许秀中已经受到警告，让她不要再写关于中国人权记录方面的文章。 (Supplied: Vicky Xu)

许秀中为人执着、热情，能言善辩。她在推特上发帖，在报章发文披露了许秀中的祖国的侵犯人权事实时，她会抽着烟，难以入眠。

她是澳大利亚首位揭开中国监禁维吾尔人真相的记者之一。她曾说服澳大利亚维吾尔社区的成员将失踪亲属的故事记录下来。

据信，自2017年以来，中国已经迫使至少100万名为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维族人进入新疆的政治教导营。

中国称这些地方为职业教育中心。中国在维吾尔分离主义者发动多起致命袭击后设立了这些机构，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作战。

作为上周发布的一份相关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许秀中披露新疆有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受到压迫的少数民族穆斯林被充当强迫劳动力。这些人遭到拘留、“接受再教育”，之后被发送到新疆以外的工厂工作。这些工厂为耐克（Nike）、苹果(Apple)、阿迪达斯(Adidas)和其他80个知名服装、汽车和科技品牌供货。

由于她执着不懈地坚持披露这些故事，因此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情绪也非常不稳。她曾遭到跟踪、被称为汉奸，受到中国政府机构的监控。

“许秀中受到各种各样特别强烈的批评，以及对其相貌和身份的残暴无情抨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驻澳大利亚分社社长达米恩·凯夫（ Damien Cave）说。许秀中在大学就读期间开始为该报做自由撰稿人。

“几乎每天都不断有人愤恨地对她进行抨击”，但是，他补充说，“从我见到她的时候开始，许秀中的胆子就不小。她不是会被别人噤声的人。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夜幕降临时，许秀中就变成了一个前卫、另类的脱口秀的演员。

她用黑色幽默讲述了自己可能会遭遇的命运，但那些死亡和性侵的威胁，自己双眼被人涂黑的图片以及中国公民在网上发来的辱骂都是真实的。她就处在这样的危险境地之中。

“许秀中没有幻想，她知道她所面对的是力量强大、权力巨大的势力，”她的朋友，澳大利亚讽刺电视节目《追逐者》的演员朱利安·莫罗（Julian Morrow）说。“在勇敢和疯狂般勇敢之间的界限不容易划分。”

作家兼社会活动家周伊尔琳（Erin Chew，音译）告诉《澳大利亚故事》节目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中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已经展开，她对此深感担忧，想让许秀中更注意这一问题。

“她的爆发力给了自己一个巨大的媒体平台，”她说。

“但是，在针对中国大陆发展的复杂媒体辩论中，许秀中只是其中一种声音。”

“当许秀中谈及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口无遮拦……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多留心，因为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存在‘黄祸’这一观念。”

“如果不爱国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是什么让一位女青年，一位她国家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背离政府的意识形态，而没有背离她的同胞呢？这是一段令人惴惴不安，有时又让人倍感痛苦的经历。

她说，自己试着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统一时，有一段时间“认知失调了”。童年时，她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洗脑灌输。

“普遍的看法是，不爱国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我现在是什么人呢？”她说。

许秀中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对她如此气愤”。要是在以前，她也会对自己很生气。

但她说，“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几年前，我和他们一模一样。”

许秀中和父母在中国 (Supplied: Vicky Xu)

许秀中是一个孝顺的中国孩子，在中国西北一个20万人口的“小”镇长大。这个镇位于中国最贫穷的一个省内。她是父母的独女。许秀中的父母“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但在她身上倾注了一切。

“父母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这是一种让人窒息的爱，”许秀中说。

“我去哪里，他们都开车送我，节省我的时间，让我可以学习。因为，根据独生子女政策，他们只有一个孩子，想确保孩子拥有自己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的机会。”

他们花钱让许秀中学拉提琴，花钱请人给她上数学、物理，还有英语的课外辅导。许秀中12岁时参加奥数夏令营，每天学习17个小时。

“他们投入了很多，我最终考了第三名，”她说。

“我的父母非常失望，第三名还不够好。”

许秀中一直练习拉小提琴，直到在下巴上留下疤痕。

她从小学开始就接受政治教育。

“周一早上有升旗仪式。学生们举行升旗的时候，你就得喊口号，”许秀中说。

学生们没有选择，只能戴红领巾，红领巾表明你是少先队员。

“即使只是个八岁的孩子，对政治一无所知，但你已经属于[这个组织了]，”许秀中说。

“你必须要表现出来。一切都是为了与他人保持一致。”

许秀中说，揭露维吾尔强迫劳工的调查让她个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 ABC News )

但是，许秀中总是与众不同：“在一个保守的小镇，我有时候可能会惹人注目，令人不快。”

上学时，她因为在学校实行的教育体制内表现另类而挨打。她说，那种那个体制不允许学生有自己的个性。

2012年，许秀中来到北京，就读于中国顶尖的传媒高等院校中国传媒大学。

她注册英语播音专业。她说，这个专业就是为了“培养政治上忠诚的电视界名人。这些人看起来世故精明，可以用无懈可击的西方人的口音讨论问题。”

天安门事件的谎言让许秀中感到遭到“背弃”

2014年，许秀中选择在她的一年“空档年”到珀斯一所中学教普通话。

她说，当时她自己才真正接受了教育。她曾与卡琳·林文（Karin Lwin，音译）共事。卡琳回忆说，许秀中那时是一个“百分之百忠诚的民族主义者”。

许秀中很快就决定在澳大利亚修完学业，并申请在墨尔本大学学习政治学和媒体研究。

父母省吃俭用给她攒学费。就在要离开珀斯前，她看到了一张天安门广场事件纪录片的广告海报。天安门广场曾是她和传媒大学朋友们在深夜派对结束后闲逛的地方。

这里也是1989年时中国学生们为了争取更多民主自由而举行抗议，结果遭屠杀的地方。

看这部纪录片后，她既感到非常悲痛，又感到异常气愤，因为自己对发生过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一幕从中国历史中抹去了。她感到自己被背弃了。

“除了官媒和国家的报道外，人们看不到什么信息，”许秀中说。

但是，银幕上的镜头没有让许秀中完全信服。有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介入了那次屠杀事件，她认为这可能是真的。

在大学，有关中国的负面信息以及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让她不知所措。

她支持中国政府。她的民族主义意识更强烈了。

“我和同龄人争论，和教授争论，还和男朋友争论，”许秀中说。

“我那时想解释说，一些所谓的侵犯人权行为实际上是合理的，因为要管理一个大国，你就没法对谁都那么好。”

在这种防御性的思想状态下，她去了纹身店，在脚踝上纹了一面中国国旗。

但是，她的心态却开始有所转变。

为了完成一项作业，她采访了中国来的几位持不同政见者人士。其中一位就是吴乐宝：“我那时认为他就是个骗子，所以准备去采访他，写文章揭露他。”

他曾是一名数学教师，因在网上开中国领导人的玩笑而入狱，强迫每天劳动14小时，干制造业工作。

他获释后在澳大利亚定居，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各种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他的故事改变了许秀中的一生。她动摇了。“他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让我重新思考了很多之前的立场。”

她还在墨尔本大学就读期间，有一次回国时初次接触官场，第一次撰写了爆炸性新闻报道。

许秀中撰写文章，对有人指称政府在洪水过后毫无作为之事进行报导，结果遭到当面警告。当局之后在火车站拦住她，再次给予了警告。

去年，许秀中回国探望患病的祖母，一位政府官员告诉她，别再搞新闻了。当她抵达机场，准备回家时，登机牌又被扣留了相当长的时间，让人感到心里不安。许秀中准备飞出国的时候，她的母亲很明显被吓坏了。

“我母亲告诉我，‘有可能，你要多做点脱口秀，少做新闻。有可能，你以后就再也不要回来了’，”许秀中说。

这一时刻让人深受震撼，但许秀中坚持写报道，经常写有关于维吾尔人的报道。这次，她的父亲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遭到了警告。就是这个电话，破坏了她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我爸已经不和我说话了，”她说。

“我不禁认为，我陷入这一境地是自己的错。我让家人也陷入了这种处境中。”

“但是，我首次发表文章时，我才21岁，还很年轻，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快就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

现在，每个与许秀中一起喝咖啡的人都发现，她总是接到关于采访请求、中文演讲邀请和工作邀约的电话。

她深受大家的欢迎。

去年某个时候，她认为自己大概要放弃新闻工作了，因为她认为自己没法改变一切。从那时起，她的未来变得更加光明。

“展望未来，我认为自己会继续涉足很多领域，失败好多次，尝试很多新鲜事务。老实说，我认为自己会没事的，”她说。

有牺牲，也有改变了弱势群体生活的这种国际新闻的影响。在年仅25岁的时候，她取得了很多新闻记者永远不会取得的成就。

“我认为，这只是一条追求自由的永无止境的道路。你永远都不会有过多的自由或声音。你知道，永远都不会有过多的公平，”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