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武汉市中心医院因为感染职工最多、付出代价最大,成为疫情的暴风眼。

仅仅一个月,武汉市中心医院牺牲了李文亮、梅仲明、江学庆、朱和平四位优秀医生。

据澎湃新闻报道,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卫锋和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仍处危重状态,医院副院长王萍也被感染,病情严重。

其实在武汉,所有医院都存在医护感染,但为什么犹以武汉市中心医院最为惨烈?

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本是一家医疗机构,但严重地官场化行政化了。导致行政权力压制了专业权威,行政领导驯服了专业人才,结果在疫情面前进退失据,代价高昂。

武汉市中心医院,表面暴露的是自身问题,而背后反映的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单位衙门化,衙门官场化,外行领导内行。

可以这样说,武汉市中心医院,不过是官场化的科教文卫单位标本。

外行领导内行

医院最大的职能,就是救死扶伤。医院最需要的人才就是临床医生。

首先看武汉市中心医院院长彭义香,虽然是临床本科出身,然而其毕业之后的工作和临床没多大关系。

资料显示,彭义香毕业后长期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做教育工作。1992年7月起在协和医院教学办公室分别担任从事学生辅导员、教务员、临床医学教学管理工作,2007年8月开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积极开展医学生第二课堂建设改革。

彭义香也是一位笔杆子,但看他发表的论文,主题多为医院管理、医学教育相关,未涉及临床内容。

这一切显示的,彭义香只是一位有医学背景,但并无医学实践的行政官僚。

那么武汉市中心医院真正的一把手,不是彭义香院长,而是蔡莉书记。

援引网络根据院内一位急诊外科医生说法,彭义香院长虽然工作经验不行,但好歹是医疗系统出身,然而蔡莉因为是卫生行政部门出身,和临床一线差距拉得更远,更不真正清楚医院的运作方式。

一次蔡莉视察急诊科的时候,正是外伤患者少的冬季,她要求把呼吸科病人拉过来。结果制造了大量呼吸病人和外伤病人的交叉感染现象,发生病人骨折治好了,但又患了肺炎的病案。

这种外行领导内行,不可避免就会出现一个现象,不懂装懂,瞎指挥。关键是这种不懂装懂者身居单位高位,他们带偏一个单位,甚至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无人能阻止。这种瞎指挥明明不对,但他们有权发号施令,下面还不得不遵照执行。

所以当病毒开始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施虐时,各种乱象导致的结果就是,疫情开始漫延得不到有效控制,首先大面积感染的竟然是医护人员!

行政化压过专业化

在有些岗位,只要会做官,也会混日子。甚至材料汇报写得好,还可能被认为是一位优秀官员。

但在专业技术单位,存在两个逻辑。专业技术人员的路径依赖,是自己的专业技术发展,行政岗位的路径依赖,是自己的官职升迁。

所以其内在的逻辑冲突就是,一位行政岗位的官员在一位专业技术人员面前,如果这位官员没有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他是很难得到对方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认可的。反之,行政岗位者又瞧不起对方的迂腐。

但是一个单位的资源,在行政官员的控制之下。所以专业技术单位,一般正确的管理模式,是专家治理。领导从专家中产生,有利于专业技术传承和发展,专业技术人员面对这样的领导,内心也比较服气。

但看武汉市中心医院,书记院长都是通过组织任命,从外面调来的,他们缺乏专业技术能力,他们来领导这家医院,不自觉地构成单位的内在紧张。

领导觉得,你们医护人员可能不尊重我、不服从我,但我要让你们尊重我、服从我。医护人员觉得你可能就是个混官场的,你不懂不要装懂,应该谦虚点,少瞎指挥。

表现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最终呈现的是,行政化明显地压制了专业化。无论是面对发口哨的艾芬,还是面对吹口哨的李文亮,行政部门首先不问对错,也不问是非,而是站在行政的立场训斥医生。

他们在医院可以不懂,但有资格管理甚至训斥这些专业技术人员,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教授级别的艾芬医生,被训斥后都对自己老公说,让老公好好带大孩子,可以想像她当时面临的训斥之严厉,压力有多大。

事实上,若多医生透露,本来专业业务繁忙,但开不完的会,记不完的笔记,忙不完的非专业性事务,大量的时间被行政占有,而不是用在专业上。

这种趋势也遭到了类似其他单位员工的吐槽。

专业技术单位的行政化趋势愈演愈烈,专业技术人员被检查、被考核、被评比、被指派的行为越来越多。

甚至评价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个别单位是,不看他的专业技术能力,而是看他的非专业表现!

官僚形式主义盛行

一位专业技术人员脱离专业岗位,做领导久了,都可能犯官僚主义错误。而一个本身不是专业技术出身的官员,呆在专业技术单位做领导,官僚主义会更加严重。

官僚主义首先是唯上,不唯实不唯真。在疫情发生时,明明知道存在大量人传人的事实,整个医院医护人员已是人心惶惶,但医院遵照上级批示,下达的是严厉的封口令,恐吓泄露疫情的医生。

李文亮医生在被训诫之前早就被院方严厉批评过了,急诊科主任艾芬身为教授,研究生导师,也不能逃脱人格的被贬损。

“1月中旬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捂盖子,从省里到市里到院里,省里不让市里报,市里不让院里报,院里不让科里报,就这么一层层捂下来了,导致黄金防控期一再错过。”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向财新记者感叹。

官僚主义其次表现在,漠视员工的疾苦和安全。不怕神的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领导。他们唯命是从也就算了,还阻止医生的自救行为。

疫情刚刚爆发之时,武汉市中心医院在这种紧缺关头,竟然拒绝个人捐助的酒精,原因是个人捐助标准不统一,不愿意承担风险,要求各科室自行联系。

一位医生表示,在2月初曾经有人联系到中心医院,愿意捐赠半吨大米,司机开车前往医院,但被管理层退回,因为中心医院严守一切物资通过红会的规定。

员工此次指责管理层,进不能及时示警于众,退不能保医院平安。对病毒不能防控,对医护人员可防可控,没有担当没有责任。

官僚主义还表现在决策的任性。90年代经常提的民主化决策、科学化决策,在这里就是领导的一意孤行。本次疫情在武汉中心医院发生时,本来最需要听从的是专业人员意见,本身单位又拥有大量专业技术人员,但他们被训斥、被警告、被排斥在决策之外。

官僚主义表现在事情恶化后,退缩推责。武汉市中心医院大面积的医生感染,坚守一线的医护身心俱疲,但竟然没有看到领导管理层的亲临指挥调度,也没有看到亲临一线的关怀行为。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后遗症。打开武汉市中心医院网站,你会看到形式主义的东西,透过自身的宣传报道处处皆是。因为只会做官又不会做专业的事,只好做秀。

不尊重知识和人才

科教兴国是国家的方略,邓小平同志曾经特别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特别是医疗系统,作为一个自我成长的系统,需要通过大量病例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才能转化成医疗水平的优势。

而一位医生的成长史,也是漫长而无法跃进的时间累积。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规范化+主治考试+论文基金,用了十四年,才是一位主治医生,而要成为主任医师,还需要至少持续十年的艰辛付出。这种专业上的精进和付出,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和认可。

但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粗糙的行政管理和严密的控制手段之下,是医生们的谨言慎行、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是他们的健全的人才人格被压抑,是他们的知识不能赋予自身尊严。

在疫情初期的医院周会上,一些资深医生戴口罩被批评为“不懂医学常识,搞得吓死人。”这明明是领导不懂医学常识,明明是管理层不重视、爱护医护的身心健康。

官场化的单位,领导与员工的正常关系发生变异,服务与被服务对象颠倒。

这次武汉市中心医院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非常悲壮地以近乎裸奔的方式抗疫。医院管理层没有统筹兼顾,未雨绸缪,导致医护人员自己改装医疗废物袋,制作简易防护服,大量员工得不到正规防护不得不仓促应战。

而在他们对待李医生、艾芬训斥时,没有看到对于知识和人才的尊重,缺乏本应存在的人文关怀。管理在这里变成了权力的颐指气使,监管部门的骄横傲慢,行为的严密控制。

多年来,一直被诟病的一个社会顽症,就是官场化泛滥,导致不懂教学的做了学校校长,不会治病的当了医院院长,不会搞科研的成为研究所所长,会做官的成为会做事的领导。

当然,这里面冒出了很多优秀的领导。那也是因为他们遵循专业技术单位的运行规律,尊重知识和人才,努力抵制单位的行政化、官场化趋势。

而武汉市中心医院,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导致瞎指挥,打乱仗,疫情之下伤亡惨重。还一不小心,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官场化的科教文卫单位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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