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世界的舆论场，从未有过如今日一般，外表整齐划一，内里四分五裂。
和平年代，看一篇说真话的文章都要“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01
2月6日，李医生用生命吹响最后一声哨，朋友圈刷屏点燃蜡烛，待以国葬之礼。
需要平民英雄、需要情绪出口、需要问责追责的民意把他捧上高高的神坛，他的逝去在整个疫情的进程中被赋予了符号化的象征意义。
那一夜，连他确切的辞世时间都出现了多个版本，很多人回忆起《新闻编辑室》（Newsroom）里的经典一幕：
“医生才能宣布他死亡，新闻不能。”
汹涌的民意几乎在一夜之间退潮，奔赴武汉的调查组至今没有结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他的微博下写日记，平淡无奇的一段段日常，垒起了互联网的哭墙，藏着无数人的缅怀、善意、感念和悲伤。
更多的人，可能已经忘了。
02
2月19日，历时八年的“大家”公众号被注销，PC端界面也清理得白茫茫一片。那么多作者八年来的作品荡然无存，文字向来比病毒消亡得更快、更早、更彻底。
大家死了，剩余价值下架了，三联凤凰谷雨财新被约谈了，新闻实验室在钢丝绳上摇摇晃晃。
新闻专业主义的阵地被插满红旗，充斥着“战狼式写手”和“正能量写作”。
03
疫情引发的全民关注和巨大流量，原咪蒙系团队化身“青年大院+野火青年+姨母来了+地球上所有夜晚”的新媒体矩阵，卷土重来。
左手写《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牛逼》，右手写《为了感动我们，官媒有多拼？》，还要腾出一只手写《疫情中的日本，不全是你想象的那样》。
左手“粉红”，右手“愤青”，第三只手“理中客”，左右逢源，里外通吃。连化作箭垛的咪蒙都自愧不如。
各路大V现身，痛斥青年大院系抄袭洗稿的素行不良，歌颂灾难的丑恶嘴脸。
2月27日，咪蒙回应“青年大院”等矩阵号，与咪蒙没有任何从属、股权关系，同时称“这一年，我学习、自省，业务也已经转型”。
自觉转型的咪蒙已经在上一轮净网行动的风暴里湮没，但是深得其精髓，进化得更为全能的青年大院系依旧招摇。
没有一线调查团队，没有严谨客观的叙事报道，没有理性中立的观点立场，裹挟着丰沛而盲目的情绪，开着新时代对冲写作的联合收割机，奔袭在韭菜的田野上，追赶在羊群的草原里，马达轰鸣，只为流量而已。
2月28日，有消息称“青年大院”被阶梯处罚，目前，“青年大院”及其矩阵号均已无法在微信中被搜索到，但已关注用户仍可正常打开阅读。
2月29日，原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运营的“新闻实验室”因为下场手撕青年大院，被禁言。方可成曾说：
“我有一个梦想，人人获得优质信息。”
在新闻实验室“防失联”的邮件里，他这样写道：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次疫情都是一次重要的反思时刻：我们应该坚守住那些价值，我们应该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应该怎样与彼此相处。”
04
3月6日，发布作家方方武汉日记的公众号二湘的空间，在屡次围追堵截中，从六维、七维一路升级到十一维，某一周共发布7篇日记，5篇被404，1篇被禁止收藏转发，唯一幸存的一篇，主要内容是买菜。
方方在微信被一再封杀，微博关了又开，朋友圈里只剩下转发时标题的残骸《记住，没有胜利，只有结束》…
唯独在财新的专栏里，躲在重重的付费墙后，才能看到每篇文字的原貌，但饶是刚硬如财新，依然是不能转发，不能分享。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长于大院的家族庇荫，游刃有余于体制内外的胡舒立，财新能否如今日般敢于挑战禁区，敢于仗义执言，亦或是如大多数行尸走肉的“传统媒体”，或吹拉弹唱，或噤若寒蝉。
3月7日，编剧六六奉命赴武汉挖掘抗疫故事。3月9日的六六日记里，导语赫然写着“幸亏我来了，再不来素材都没了，宣传能进驻的时候，基本都到了收官时刻。”
这段“幸亏”的言论旋即被舆论猛烈反扑：千万人沉重的苦难变成了轻飘飘的素材，收官时刻需不需要为了宣传进驻再推迟几天？
3月7日，在此次疫情报道中频频爆出神操作的长江日报再次出击，继《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之后，“开展感恩教育”刷屏，该内容旋即被删除，同步刊发此文的“武汉发布”“凤凰网”等公众号也同时删掉了报道。
耐人寻味的是，凤凰网在删掉此文的“404”现场，留下了鲁迅先生的名言：
“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
05
3月10日，人物杂志社专访武汉抗疫一线医生的文章被删，创下微信公众号历史上一件堪称“大型集体行为艺术”的里程碑事件，无数公众号自发启动接力，截图、拼音、二维码、条形码、音频、摩斯密码、数十种外国语言、谱成歌曲……
无数世界名著用了十几年都没有做到的壮举，此文只用了一天就实现了。
在一片中文的土地上，一篇无处容身的文章，幻化成了无数文字语言形态的版本，全网流传，微弱的鸣响在黎明前的暗夜，绵延不绝。
06
鼠年的春节，诗人牛皮明明写了一篇文章《80年代人的生猛，是现在年轻人不曾有过的叛逆》，缅怀逝去的80年代，那些摇滚的、诗意的，自由的，独立的，充满生气的、一无所有的果决勇敢。
当时，各行各业都准备投身一场新生的浪潮，朝气蓬勃，大家都觉得只要好好做事，一切都会变好的。
这个时代，快车道在发展中频频切换，一切似乎已经真的变好，只是没有人会在闲聊时再提及“文学”“诗歌”“新闻”，“理想”变成油腻中年大叔哄骗小姑娘的套路，“情怀”则是带货的众多姿势中，较为优雅的一种，所有人张口闭口都是“房价”“股票”“工作”“焦虑”…
那些阳春白雪在纸醉金迷面前一文不值，那些寥寥数语就可以打动人心的力量被红黑交织的流量爽文轻易瓦解。
热搜上是孙杨是巨婴还是被冤的争论，是肖战粉丝与同人网站的互撕，是莫名其妙的“冠状君”“阿中哥”“叉酱”…
社会阶层笼罩在“大萧条将至”的恐惧中，和“风景这边独好”的迷之自信里，矛盾不已。
时代不是掉落了一粒灰，明明蒙着厚厚的尘。
07
六十年代，鲍勃迪伦在《答案在风中飘》中追问：
白鸽要飞过多少片海洋，才能在沙丘里安眠？
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会被永久的封禁？
一个人要长出多少双耳朵，才能听见四周的哀鸣？
一边是调查记者的名存实亡，寥若星辰，一边是自媒体的观点极化，野草丛生，人们感慨着信息茧房带来的自我强化，和搜索已死下的内容芜杂，几乎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尖锐的批评，那么不盲目的清醒，和让人疼痛的真相吗？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若举目皆是赞美，则自由无意义。
如同过往的每一次一样，风暴中心的这一场404，很快就会散去，但那呼啸而过的哨声，曾为你我而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