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疫情以来,我头一次见到王五。秉着支持国家复产复工刺激消费的原则,我们决定在路边的一家餐馆吃午饭。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开始聊起了最近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方方。

I.外国防疫措施做得更烂

「方方这个人啊,生在福中不知福。」他感慨道。「她写的日记里的话,原样送给现在的西方国家,一点问题都没有。」

「此话怎讲?」我问道。

「她在日记里面写,一会这个追责,一会那个上耻辱柱,还要求政府谢罪。」他说,「你看看现在的美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不是说民主灯塔吗?不是要讲自由讲人权吗?为什么防控措施漏洞百出,确诊人数节节高升,医疗体系几近崩溃?他们的政府才是在草菅人命。」

「那他们的政府确实需要反思,」我说,「但是这和方方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道她看到这些国家的糟糕表现之后,还有什么底气要求政府向武汉市民感恩,向人民谢罪。」

「我不明白,这两者有什么关联?」

「你瞧,外国政府做得这么差,她不去批评;而中国政府的抗疫措施,她却吹毛求疵,总是提意见。纽约确诊人数早就超过武汉了,她说过一句话吗?」他答道,「对外选择性失明,对内却百般挑剔,难道这不是双标吗?

「冷静,我的朋友,」我说,「我想知道,你觉得,一个人是更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还是更关心与自己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事?」

「大多数情况下是前者。」

「对武汉人来说,武汉的疫情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吗?」

「当然,那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

「那美国的疫情对于普通武汉人来说,有什么利益关系吗?」

「打不着关系。」

「那美国疫情又和方方有什么关系呢?」我问道,「难道说,因为她批评了武汉政府的防疫工作,所以也就产生了去了解并报道美国防疫工作的义务吗?」

「你描述的情形很荒谬。」

「一个人批评政府,必须建立在对其他国家政府运作的了解之上吗?」

「显然不是。否则按照这套逻辑,外国政府最有资格批评本国政府,因为它们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最为了解。」

「而这正是你提出来的要求,」我说,「你瞧,作为武汉居民,疫情与方方的利益直接相关,她据此写日记无可厚非。按照你的说法,如果她批评武汉政府的同时不去批评美国,那么她就是选择性失明,就是双标:可是你刚刚又承认,武汉人没有义务去了解美国的防疫措施,更没有义务去介绍它们;而普通人批评本国政府的时候,又不必以知晓外国政府的政策为前提。如此一来,方方的日记只提中国,不提国外,又有什么不对呢?

II.方方与境外势力有勾结

「好吧,」他不情愿地说道,「但是这件事还是非常蹊跷,让我怀疑有境外势力从中作梗。」

「为什么这么说?」

「她这个书不是在外国出版了嘛。」他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刚写好就出版?肯定是境外势力提前联系了她当枪手,写完之后火线出版,用来抹黑中国!」

「所以你的思路是说,因为这事不合常理,必须引入境外势力才能说得通,对吗?」

「没错。」他答。

「那么,」我问,「具体什么地方说不通呢?」

「你瞧,对于一本书来说,这个翻译发行速度也太快了。」他说,「我看到网上说,刘慈欣的《三体》英文翻译加出版用了6年,而方方日记只用了半个月。难道这不是早有预谋吗?」

「我想问问,半个月这个数据怎么来的?」

「3月25日完成写作,4月8日上架,不是半个月吗?」

「可是4月8日是预售呀,正式销售日期是8月。」我指出,「对于一个只有62篇的日记来说,这个时间用来翻译绰绰有余了。还要考虑到,它是日记而非严肃文学作品,翻译难度肯定是比一般的文学作品要低的。我认为,用《三体》来类比是极不恰当的。」

「这吃相也太难看了,」他说,「才写完没多久就急匆匆地跑到国外去出版了。」

「这种紧贴时事的作品,难道不应该赶着出版才有市场吗?」我答道,「要是和《三体》一样,等6年才出版,从出版商的角度看,岂不是亏死。」

「有一定道理。」

「所以你瞧,」我说,「用常理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不需要引入境外势力。此外,关于方方和境外势力有勾结,你还有其他实质的证据吗?」

「没有。」他答。

「很好。」我说。

III.方方日记境外势力提供了弹药

紧接着他又向我抛出了第三个论点:

「无论如何,她这个日记放到西方国家去出版,无异于给反华势力送去一个大礼包。」他说。

「所以说,你只是反对她的日记送去国外出版,而不反对她写日记并发表在网上这个行为本身?」我问道。

他犹豫了一下,答道:「可以这么说吧。」

「那你觉得,在国内发表和在国外出版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在国内主要都是中国人看,在国外那就是全世界都在看。」

「家丑不外扬?」

「是这么个意思。」

「可是,即使在国内发表,也会被国外的人看到啊!」我说,「此时互联网已经让信息流动畅通无阻了,横在中国读者与外国读者之间的只剩下一道语言的屏障。从这个角度说,如果真的有反华势力想要利用,他们完全可以私下翻译并传播。从结局上看,这和出版发行的效果是一样的:反华势力们无论如何都能拿到他们想要的武器。

「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任何国内的信息,一旦发表,就有传到国外去的可能;而任何负面信息,一旦传到国外去,就有可能被反华势力利用。」我说,「那么,为了贯彻你提出的『不给反华势力留话柄』的原则,我们也应该禁止一切负面信息在国内的发表,是这样吗?」

「似乎不能这么说。」他说,「毕竟出版发行是要经过作者同意,而私下传播是未经作者同意的。在造成这一结局方面,二者的主观态度不一样。」

「可是,如果的你的目标是『不给反华势力留话柄』的话,原作者的主观态度如何,应该不相关吧?同意或不同意,结局都是让反华势力落了话柄。」

「确实如此。」

「所以你赞同禁止一切负面信息发表的政策?」

「我不会这么说,」他回答,「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驳。」

「不着急,我的朋友,」我说,「我们不是政治家,不必真的为政策劳心。不过,我倒是还有一个问题:你觉得事实重要吗?」

「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如果方方日记里有很严重的事实错误,造谣抹黑,那么此时放到国外去出版,显然是值得被谴责的。」

「一点也没错。」

「但如果日记的内容没有严重的事实错误呢?如果这些『话柄』都是真的,我们对此的评价应该有所改变吗?我们应该责怪将一些不利于我们国家的事实公之于众的人吗?

「唔….」他说,「听上去像是一个取决于屁股的问题。」

接着他站了起来,对我说,「行了,再聊下去我头都要大了。现在,让我们各自回家吧。」

于是我们走到店外,互相道别。

写在后面

在为这篇对话收集素材的时候,我注意到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的论据建立在「方方日记歪曲事实」这个前提之上。于是我做了下简单的检索,想看看有没有实锤扒出方方日记出现严重的事实错误的贴文。很遗憾,我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辟谣」,大多集中在「满地手机」或者「护士死亡」这两个问题上,而作为攻击者主要目标的「抹黑体制」却鲜有实锤证据。于是便有了文末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方方日记大体上是真实的,人们对它所做的这些指控还能成立吗?

 

|方方日记“>方方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