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逆行者
——漫谈封城日记及其异议叙事
艾晓明
解封日记
2020年4月8日星期三——4月10日星期 五
4 月 8 日武汉解封第一天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拉拉杂杂写了十多天， 现在我决定收尾。它是对这一向比较流行的 “封城日记”的一些思考，我从 3 月下旬开 始写起，因此，以下也标注了写作时间和当 日的简短记事。
封城日记之十五 2020年3月29日星期日——4月1日 武汉封城第 67 天——70 天
1 我真的有必要掺和进“封城日记”吗?
昨天开始，我把原来放在家里的绿植一盆盆 搬到外面院子里。因为室内花草越来越萎 缩，长了几年的芦荟开始烂根。记得春节期 间看过一个消息，为了杀毒，自来水在允许 范围内加大了氯气的注入，用水时最少静置 两小时再用。现在再查，只看到辟谣消息。 但是我的确记得，那些日子，水的味道发苦。 再则，现在的电水壶没过几天就结上了水 垢。
这是一个被辜负的春天，我们小区里梨花开 了，落了，满目新绿。接着，门前的樱花盛 放。往年这个日子，我就会给家里的阿姨盛 装拍照。现如今，阿姨回不来;我们的车也 走不出武汉。这几天广为流传的视频里，为 了出境复工，在九江大桥上已经上演了一场 战斗。昨天，在北上离鄂的出口信阳，鄂牌 车也排了长龙;全都不得出境。
疫情下幸存的湖北人，苦日子没有到头。
今天又听外地朋友说，他们单位的领导悄悄 给本地人打了招呼，不要和单位里的湖北人 走近。
禁忌，好像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女神，紧紧追逐着湖北人。
也就在几日前，方方告知读者，武汉封城 60 天，即将在 4 月 8 日解封;她的封城日记也 到此终结。
同时，我们知道另一位武汉年轻人的日记即 将出版，有人误以为这就是方方日记，其实 它的作者是郭晶。
这样两件事，都触动着我。首先，作为一个写作人，对他人的写作成就，尊重和敬慕油然而生。每天都关注、思考和写出来，这是很大的劳动量;我做不到。再则，还有一种反省:他人履行了责任，自己是否尽到责任了呢?
我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封城日记”写作者， 每天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有必要掺和这类 写作吗?这是非我不可的事情吗?我内心 常有一种否定的声音。首先，自己并没有机 会去做有关新冠的调研，缺乏第一手资料。 再则，我们小区距离中心城区甚远，确诊病 例很少;也没听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而且， 我不是缺乏写作计划的人;有太多的计划尚 未完成。我常想，专注于原来的工作，才是 正确的选择。新冠疫情以及封城的主题，我 一无研究二无准备;最后竟然也开始写疫城随笔，完全是因为身在此地，猝不及防地撞上了这件事。
接着，也就撞上了枪口。我要说枪口就是因 为，在写了十来篇这类文章之后，“艾老师 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在 3 月 25 日被封禁 了。因为这件事，也因为要参加郭晶《封城日记》 在 matters 上的讨论，所以，我就想整理出 自己对日记特点性质的一些思索。
2 我怀疑——因为，真实的日记是秘而不宣 的写作
当方方说不再续写“封城日记”时，我曾想 在公众号上续写封城笔记。失去自己的公众 号，这个封禁，让我一下子找不到可以精心 打理的写作园地，也无法再与每日鼓励、支 持和转发我文章的读者呼应。而且，根本就 是强制性地剥夺我发表的自由;毫无道理可 言，却没有申辩的可能。
这是为什么?每日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人 在写公众号，转发他人文章，贴上自己的打 赏码;同时，很多勇敢而智慧的原创作者一 个接一个地被封禁，逐渐淡出。例如，人们 现在很难读到像王五四那样犀利而潇洒的 文字。
不言而喻，答案在每个头脑清醒的人那里。 回过头来再说日记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对 这类文字所冠之的“日记”二字就抱着怀疑。 这些的确是每日记事，但与通常意义上的日 记不一样。
很简单，一般来说，日记不是写给别人、而 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也许是我们最初对所 谓个人隐私的一种自我意识和体认。通过日 记，我们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日记是伴随个 人成长的文体，识字或者作文课让我们习得 日记的写作规范;但此后，日记写成什么样 子，完全是一件个人随心所欲之事。
由于它是如此个人化的一种写作实践，所 以，日记的基本特征就是秘而不宣。我们通 常读到的名家日记，在写作的当时，并非为 公之于世而写。而这种不得公开的态度，在 民国学人张宗和中学时代的日记里，有一段 彬彬有礼的表述:
这本书假如到了你的手中，假如不看，那我 感激不尽;如你一定要看，那我自然没有法 子阻止你。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要请你答应， 就是请你看过过后不要把这本书中的事告 诉旁人。也不要来告诉我说:“你的日记被 我看过了。”这要求你能答应吗?
那一年张宗和 16 岁，他是针对亲朋好友偷 看日记而特别把这段话写在扉页上的。其实 这种感觉我们并不陌生，回想一下，我们自 己小时候的日记本，不也是藏匿心事之地 吗?在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写作的 那个“我”来说，却是不容踏足的秘密。日 记，是一个人与自己独处的净土。
说到这里，我还记得在文革时我刚上中学， 也有自己的心事，也开始写日记。那些日记 并没有多少个人见解，如今也早已不知去 向。有一天我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当时我借 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怎么办》;里面 的很多问题，我也并非看得懂，不过是在本 子上抄一些令我心仪的句子。这时父亲走过 我身边，他突然厉声说道:你遮什么遮，我 没有看你的东西。当时我心里很委屈，因为 我并没有遮掩什么。那时父亲因为在外面挨 整，受了更多的委屈，他对人与人之间的戒 备非常敏感。
再说回张宗和，他将写日记的习惯保留了一 辈子，连文革的暴虐也不能让他克制写日记 的冲动。子女后来找到他的日记，共计有 73 本(其中缺了 5 本)，这是用一生来完成的 一件事。在我认识的老先生中，北京的五七 幸存者任众先生也是一位几十年如一日坚 持写日记的人。他著有《活过 爱过 奋斗过》 一书，虽然他并不是一位职业作家，但这本 传记的文字功底相当好。在我看来，从内容 的丰富到叙事的引人入胜，胜过专业作家刘 兴武为任众所写的报告文学。这种表达能力 和任先生从不间断的日记写作是有密切关 系的。
下图:任众先生与和凤鸣教授合影(艾晓明 摄于 2014 年，兰州)，和凤鸣的前夫王景超 在夹边沟劳教中遇难，详见和凤鸣《经历: 我的一九五七》
4 月 1 日星期三
【前几天写到这里，去做晚饭。洗洗涮涮， 一晃几天过去了。我在家里做了好多家务 事，没时间回到写作上来。因为交通没有全 部恢复，家务工也回不来。目前这种情况，很可能要再持续半个月。】
继续讨论有关日记的事，昨天谈到了第一个 问题:
第一，日记是反公开的书写，日记是我们隐 私的一部分，它的特征是私密性。
我们承认第一点的话，那么我们继续讨论， 既然我们如此重视日记的隐私特征，它只对 它的作者敞开——我们强调它的私密性以 及不允许外人阅读;那么，这个私密性给人 带来了什么呢?
我想到的第二点就是:书写的自由
我们写日记，几乎可以写任何事，也可以不 介意任何文体要求。假设我们相信，日记不 会因政治见解而受到追究，或者他人会尊重 隐私不去窥视;那么，有什么理由，你不会 在一张白纸上无拘束地写下你内心的一 切?
而且，因为它不为发表而写，它可以拥有所有的不完善。不必完整无缺，不必是成熟的想法，不需要恪守什么规则。例如，我们看苏珊·桑塔格的日记，有些就是一个标题、一个注解，或者半句话:
科幻小说—— 关于非个人的当代负面想象的大众神话 来世生物=那个“它”，所接管的
※
随笔:风格，沉默，重复。
这种，外人根本就看不懂，无法补足句子里 的或者作者未落笔纸上的空白。除非你对作 者这一阶段的生活、思考和创作做过深入的 研究，那样的话，或许可以破解这些词组和 标题里隐含的信息。
如果说，日记的形式是如此的自由，我们拿 这种自由来干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 以得出日记的第三个特征，那就:它与作者 自我的契合。
日记是自我成长的投影，它伴随一个人自我 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它成为是人追求自我完 善的实践。
我们在很多著名人物那里都可以看到，越是 对人类贡献巨大的人，越是对自己有着严格 的内心要求。他们通过日记，不断审视自身， 追求自我完善。例如，晚年的托尔斯泰在创 作已达巅峰，并且在全世界拥有了很多信 徒。而他在日记里，依然在对自我提出质疑。 下面这段出自他 1906 年的日记，他说:
我此生看不到我的活动的后果，这令我伤 心。从我这一生中找不到一种活动使我能够 完全确信我那样做不是从尘世的虚荣出发 的，这也令我伤心。我需要的东西我已经有 了，可我还在抱怨。
因此，还可以说，在日记的过程中，它同时 地包含了多重自我。我，在写日记时，意识 到自我这个主体。写作这一刻即我对自我的意识的起点。日记的展开，也是自我形成和展开的一个过程。由这个过程中，孕育、生长出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更理想的自我。
换言之，在写日记的这一刻，过去的我、现 在的我和将来的我，通过书写的行为，有机 地嵌合在一起。我们记录下过去的我的经 历，同时，对这个过去的我进行反省，展开 分析和思考，对之做出评价。而在这个自我 批判的过程中，一个更好的、理想的自我从 中生长出来，它与那个不完善的我、过去的 我拉开距离，进行对话，展开自我教育。而 这个过去的我和将来的我，都在现在的这一 刻，由当下的我来主导和完成。
几乎每一个有过写日记经历的人，都能体会 到日记书写里三重自我的冲突、分离和再度 融合的奇妙。写日记，让我们体会到书写的 自由;获得自我创造的快感，作者的主体性 得到确认。我写我自己以及我的经历和所思 所想，在这里实现我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 ——即更高层次上的自由，不止于写作中对
书写内容和形式的自主选择;更是发挥和体 认一个人作为人的自由意志。
以上我们讲了日记书写的三个特征:1、私 密性、秘而不宣;2、书写的自由:无所不 包，无所不可，无从约束;3、日记中包含 了多重自我，日记是自我意识和成长的投 影。由此可以引申出的是 4、日记是主体性 的确认，它让作者行使思想自由和表达自 由。
2020 年 4 月 2 日星期四 武汉封城第 71 天
昨天一伊短信告诉我，她惦记我几天没有发 朋友圈，是否安好。我是不太愿意发些片段 的感言，我觉得忠于读者，就要努力奉献自 己相对成熟和完整的思考。不然就不像个专 业的读书人。
昨天也将上月公众号打赏的全部收入 7709 元，加上 1 元凑个整数，全部转出给朋友，
由她再转至最需要的人。之前转了三千，今 天转了后一半。失去公众号后，也就失去了 这种援助他人的机会了;这是我最大的遗 憾。
前几天花了不少时间，重新登录公众号，投诉;都没任何回音。
今天下午出去买菜，小区内部的菜市场可以 进入了;但一次只能允许四人在内。菜价和 水果价格一般，没有太大的差异。水果本来 就贵，但是沃柑 7.8 元一斤，和之前相差不 远。日用品显然贵了许多，例如一个撮箕配 一个扫把(都是塑料的)，质量好的 29 元一 套，质量差一点的 21 元一套。买了两套， 一筒挂面、两把剪刀、两支牙膏、一瓶酱油， 这就用了 99 元。
今天也想练字，把字帖什么的都放在小阳台 上;也买了一批书法练习工具。
樱花繁盛，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用“形色”
这个软件去检索;查到老舍赠日本戏剧家木 下顺二的诗句:
小院春风木下家，
长街短巷插樱花。
十杯清酒千般意，
笔墨相期流锦霞。
“笔墨相期”，想起前一向时我们在“且来 歌咏”群里的邀约，疫后我们要相聚，要在 一起朗诵诗，听黑胶……
“形色”上介绍有关樱花的植物文化还讲 到，在日本的传说里，樱花从前只有白色， 因为武士在树下选择死亡，它才开出了红色 花朵。花瓣越红，则树下亡魂越多。我在网 上查询，却说日本的樱花美学与军国主义文 化相连。樱花同时标志着生之灿烂与死亡的 凄美。
我这篇漫笔从樱花满树写到遍地落英，绿叶 渐渐漫上窗棂。但是，我依然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可以自由出行。
1、日记的反叛:拒绝公众
接下来要说的是日记和社会的关系，前面说 过了，日记所享有的写作自由，是和它的私 密性相关的。在这里，作者假设她/他所需 要面对的，仅仅是自己。这里有一个前面没 有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写日记的人为什么 拒绝他人的介入?例如拒绝公开，拒绝查 阅?日记作者的写作自由，为什么是需要保卫的呢?
当我们说日记是一种个人的写作行为，在一 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想象的设定。事实上它 并不完全是。写作的人面对了来自他人和社 会的影响、规范和言论管制。
这里，我们先来想一想，日记作者，为什么
拒绝他人的观看?
可想而知的是，日记里会有情绪发泄，不利 于个人的公共形象;哪怕是家庭成员之内， 日记中的是非长短也会致彼此失和。最不利 于作者的是，如果与大多数人的社会或者文 化观念相悖;或者针砭时弊的内容与统治者 的意识形态相悖，那麻烦就更大了。
从隐私权的角度来说，在日记里，作者所表 达的关于自己的一切信息，无论错对，都是 他人不可干预的。他或她选择隐蔽的所思所 想，属于作者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之神圣不 可侵犯的一部分。他或她的选择本身，就属于个人对于自己所行使的、完整的自主权 利。
从经验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写日记时，我们 享有的自由包括与社会、与他人以及与自我 的一部分(借用弗洛伊德的概念，那个处在 社会化过程中的自我)相抵触的自由(根据 某种主流的价值判断，也许某些内容是反社 会、反主流、反规训的);包括与所有规则、 连同写作的规则自身相悖的自由(例如，可 以不顾文体规范，可以使用任何形式，可以 不完整)……如前所述，在写作中，自由也 体现为思想探索和表达的自由。作者行使这 种自由，享有其隐蔽和安全，他或她的隐私， 他人不得评价，社会和政治势力，也不得介 入即侵犯。
但在现实中，情况往往不一样。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通过日记不断地强化自己的自我 意识，不断地锤炼出独特的思想个性时，这 与社会规范、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势必发 生冲突。真实的日记，与思想专制注定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专制时代，日记写作无 可避免地陷入危境。我们去看一九五七年反 右亲历者的回忆，会了解到，很多人的日记 中并没有政治反对的内容;仅仅是表达了一 点个人感受，或者，仅仅是保持了写日记这 个习惯;结果就被歪曲诬陷，甚至带来杀身 之祸。
言论管控越严厉，日记的私密性连同书写者 的写作个性越难维持;写日记的行为本身就 被看作离经叛道。正如张宗和的女儿在回忆 中谈到的情形，当她把自己写的日记给父亲 看时，父亲对她说:“小妹，不要写了，被 别人看见，要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坐牢的。”
他说到这种情形代表了个人日记在当代中 国的极端处境。正如我之前在论及方方日记 时所说的情况，文革时期，写日记的人曾被 抓捕判刑，成了当地一大要案。而在当代反 极权的先驱者林昭、遇罗克案中(也包括遇 罗克的妹妹遇罗锦)，他们的日记内容都被 当做“罪证”。
因此在中国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个性化的 日记注定式微，雷锋日记作为一种日记范式 盛极一时。这种日记可以说是红色忏悔录以 及效忠告白，它也是偶像崇拜时代的产物。
2、日记的反叛:连接社会
既然写日记的作者普遍地都不希望公开日 记，为什么我们依然拥有成为公共读本的日 记?这可算是日记的一种反叛了，它没有遵 循日记写作者的初衷。
根据已有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被公开的日记有这样几个类型:
第一种类型:专业作家日记——其作者是著 名的公共人物，日记因此也具有较高的公共 性:1、日记内容反映出时代的重大问题;2、 日记呈现了作者的思考过程;3、日记与创 作密切关联。
例如，托尔斯泰日记、肖军的《延安日记》、 郭小川一九五七年日记……
第二种类型:非专业作家日记——当时的作 者并非著名人物，但日记内容有公共性。
例如《微观历史 1957-1965》，原名《幸存的 时光》，作者祝伟坡当年是个文学爱好者， 幻想当作家，开始自觉写日记。他在上个世 纪参加大跃进、公社化运动、整风整社和四 清运动，日记里记述了当时的情形。而那一 时期很少人的日记得以完整保存下来，所以 弥足珍贵。
第三种类型:异议者日记——这种日记在当 时被当做罪证，后来成为人们反思历史的经 典文本;如王申酉日记、林昭日记、遇罗克 日记……日记也帮助人们重新评价作者，进 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认识个人与时代的关 系。以上所说的日记得以进入公众视野，主要是整理者的态度与作者有别。例如，陈方正先 生在整理父亲陈克文日记时说:
如今当事人虽然已经辞世，但他们后代子孙 见到某些片段，也还可能受伤害。因此我对 发表日记曾经颇感踌躇，权衡再三之后，方 才决定出版。这主要是意识到保持历史真实 及其丰富、多元面貌之重要，以及相信六十 年前想法如今已成明日黄花，再没有现实意 义，而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了。无论如何，日 记中的评论并非经过深思熟虑，而只是当时 私底下自然流露的反应、感想，因此偏颇、 过激、不成熟、前后不一之处在所难免，不 应该视为定评。这点相信克文先生在生，也 是会颔首的，读者鉴之。
陈方正所说的这段话，包括了后人处理前人 日记时，将私人写作转化为公共读本的处理 方式;概言之，有这么几点:
第一，强调以个人日记来保持和呈现历史 的真实性和多元面貌。
第二，淡化了其中某些私下流露的内容之 重要性，将之视为一种认识过程，或者情绪 化的反映，而非定论。
第三，相信读者对日记的鉴赏力。拓展言 之，读者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后代 读者天然拥有的自由。
日记得以进入后世，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个 标尺或者说重要的中介，是时间。对于后人， 有些隐私不再重要，而其中不为人知的个人 体验以及历史细节，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意 义。过去的日记作者在乎私密性，因为隐蔽 才有自由，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监控、社会 规范的压迫、他人的告发以及日记所涉人的 围攻。而对于后世的读者，日记仿佛化蛹为 蝶，超越了历史、社会和时间的限制。那些 可能伤害到日记作者的故人旧事颓然而退， 日记脱颖而出。
这是什么意思?日记是抗拒时间的逆行者?
3、日记逆行:异议性叙事
写到这里，我想起《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他在《驳圣伯夫》里说过这样的话:
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对着一个过去的时间转 身走开，这过去的时间从此我是再也见不到 了，向我伸出无力又多情的手臂的逝去的一 切，从此也只有弃之不顾，可是，那失去的 一切似乎正在向我说:让我们再活转来。
当我们阅读前人写下的、或者自己写下的日 记，那种让失去的时间复活的感觉，不正是 日记的逆行姿态?
当然，不是每一个普通的作者都有普鲁斯特 那样自觉的逆行意识。普罗斯特非常明白， 他的写作是一种逆行。他强调感觉超过理 性，唯有这种超越，才能把握住印象中的东西。而且，还有那些潜藏于我们感觉内部、被囚禁的意识，那种由于某个客体(例如，小玛德琳点心)的突然呈现，被我们重新唤醒、释放的感觉，由此，生命中的某个时辰得以复活。
用普罗斯特的角度来看日记，我们或许可以 把握到日记的某种重要性;我将之归纳为异 议与抗争。但是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宽泛? 是否把日记混同于其他文体?因为任何真 正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何尝不是个人的异议 和语言的抗争?但区别在于，无论如何，日 记大体属于非虚构的范畴。即使无所不包， 日记有一些基本特征:
1、线性时间框架——即它总是逐日记录 (哪怕是周记甚至是补记)，它总要遵循线 性时间。
2、个人记录——它总是以作者的个人经历 为中心，基于个人观察以及个人视角。
3、当下记录——它总是围绕着生命中的今 天，在逝去的与未来的时间流程中，唯有今 天、当下、此时此刻，是永恒的主题，也是 不可替代之物。
4、它总是以内心独白为主要的叙事形式。
而后人在阅读日记时，几乎完全是反向地进入文本:
1、超越线性:阅读时可以顺着读、挑着读， 但总是逆向地进入过去之河。
2、超越个人:从某一个人的观察，读者进 入到在个人经验里呈现的社会经验。
3、超越历史:日记中的内容也许在过去的 那个时代不合时宜，而读者可以将今天的价 值观、今天的时空带入到作者的时空，从中 找到历史与今天的关联、对照、互相映射; 得以重新审视那个时代，无论是价值观还是 常识的位置。
4、超越独白:在阅读过程中，逝者与生者、 作者与读者展开对话。
举例来说，肖军在 1945 年 5 月 21 日的延安 日记里写到:“夜间去看《白毛女人》，费去 了六、七个钟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的最 差的戏。”
如果这几句话在文革期间曝光，一定会成为 肖军的“反动观点”之一。而我们现在读到， 则会觉得其中包含了饶有兴味的细节:一个 是肖军所坚守的艺术水准，他完全不认同这 种粗糙的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再一个，说明 《白毛女》这个歌剧的早期版本相当长。还 有，肖军的政治态度也表现在日记中，他越 是直率，越是直言不讳，也越多地保留了历 史的真实性。在《延安日记》中，肖军记录 了革命给他带来的失望和痛苦，尤其是那种 以革命的名义整治知识青年的政治氛围和 手段，今天看来，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
高原夫妻来了，他们在保安处被囚禁了三 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讲说了那里 面“无法无天”以及悲惨的情形:一个女人 疯狂了，被光身囚禁在窑洞里，弄了浑身粪 便;一个东北人被囚禁了六年，有肺病;一 个中学校长陷在昏痴状态，吃烟把手指全烧 成了泡!一个东北女人“十五分钟”回答罗 迈的“有问必答，言必对题，禁止耍死狗” 她上吊了，罗迈还说她是“死特务”……
不仅如此，还有，在 9 月 14 日的日记里， 他写道:
从章煌谈话中，一个会唱歌的女人(戴 XX)， 在鲁艺因失恋(华 XX)受刺激，又被整疯， 到保安处被打，疯了，两冬天腿蜷曲卧于冰 冻中，屎尿中，后来光身子，不屈服，被饿 站几天，歌歌，哭哭，笑笑……
所有这些令人惊悚的内容，在文革之前的几 十年里，从来没有公开过。它没有成为有关 延安知识分子命运的公共记忆。从那个年代 过来的人，也不敢披露。这些苦难，被当时 的意识形态完全遮蔽;却有幸因个人日记而 得以保存。肖军在冤案遇难者的追悼会上泣 悼:
“一个青年走向光明，生长起来是不容易的 啊!不要忽略他们底血……更不要忘记了这 些血底经验和教训啊!”
不幸的是，日记作者的眼泪和浩叹和当时的 悲剧一道销声匿迹。随之而来的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一代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 浩劫中惨遭虐杀和摧残。
从肖军这天的日记里，我们知晓了諶曼丽的 名字。如果不是这日记，谁会知道那天窑洞 坍塌导致一位少女的死?而她之所以被关 在窑洞中，是因为所谓“抢救”运动，她正 在“等待组织上的结论啊!”
如今，距离肖军的写作时间，已经过了 75 年;这样的细节和场景却令我们温故知新， 引起强烈的思想共鸣。尽管这中间隔了若干 个历史时期，包括特别黑暗的偶像崇拜和专 制岁月。
如果要小结一下，可以说，日记的一个迷人 之处正是在于它的异议性。它在当时当世所 需要维持的私密性是有道理的，越私密，越 自由;越有利于作者维护个人的内心世界， 无所顾忌地表达对生活的独特审视。当然，我举肖军上述日记的内容，相对来说，政治 性比较强。我们很容易看出它的异议性质: 质疑强权，坚持己见。
其实，即使是生活化的日记叙事，那些令我 们感动的书写，也来自它的异议性——与宏 大叙事的距离。例如，媒体乐于塑造的父亲 形象，总是那种硬汉型的、阳刚气质的英雄， 至少也是无名英雄。但在流行歌曲《父亲写 的散文诗》中，词作者董玉方直接从父亲日 记里截取了其中的文字，父亲在那里倾吐了 自己的愁烦、无力感和自责:
一九八四年 庄稼还没收割完 儿子躺在我怀里 睡得那么甜 今晚的露天电影 没时间去看 妻子提醒我 修修缝纫机的踏板 明天我要去 邻居家再借点钱 孩子哭了一整天哪 闹着要吃饼干 蓝色的涤卡上衣 痛往心里钻 蹲在池塘边上 给了自己两拳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 留下的散文诗 ……
这是类似朱自清的《背影》中那样平凡、甚 至有点笨拙的父亲的形象，而在这种平凡卑 微中流露的人性，既脆弱又深厚;它成为连 接两代人的情感纽带。父亲的困境和痛苦， 通过歌曲中得以升华，听众得见其中人性的 光芒，所以为之感动。
4、封城日记:疫城内的创伤叙述
以上谈到了多种日记文本，我总的感觉是， 这些与武汉疫情期间兴起的“封城日记”不 太相同。
假定日记有其传统，那么这些不同，表现在哪里呢?
以方方日记和郭晶日记为例，包括其他一些 类似的文本;与其说是个人日记，不如说， 是个人记录加公民报道的合成。
换言之，它是日记体，即采用了这种比较自 由、从个人观察和经历出发的文体，但它诉 诸的对象不限于作家自己，而更多的是社会 公众。
由于它主要是对公众说话，它的战地报道的 意义，大过它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意义。
还有，由于它几乎是即日写出立即上传，很 多读者甚至说到，一天不看方方日记这一天 就不算完结。这种读者效应，也呼唤并且引 领更多的作者明确地通过日记体向公众说 话，做及时报道。以至于方方得到这样的美 誉:最好的“战地记者”。
先从公民报道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不可以 想一想，为什么这一时期的武汉的公民报 道，不直接进行，而要假以封城日记的形 式?
记得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家对外媒称她为“记者”非常反感。她认为这完 全是侮辱性的称谓:“我从五岁开始，就知 道自己要成为一个作家”，而非一名记者。 我也相信，方方更在意自己作为专业作家的 身份，而作为疫城记者(日记作者)，恐怕 也是始料未及。
那日记怎么写成了公民报道的?我觉得，在 估计这一时期任何人的日记成就时，不能忘 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言论管控的存在 和报道者的牺牲。
我们如果不是故意遗忘或者无视自己的恐 惧，就必须承认，在此次疫情最危险和艰难 的时候，武汉的战地记者不是被封闭在小区 的作者，而是敢于直接进入一线医院、殡仪 馆和高风险感染社区的报道者。这些人中最 有勇气的，非公民记者莫属;他们是地地道 道的逆流而行。
他们没有官方颁发的记者证，缺乏基本的采 访保障;连生命安全也难以顾及。可正是从他们这里，我们听到了最脆弱者的声音;看 到了最无助者的绝望。在社交媒体上，我们 每天也看到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小视频，很 多普通公民发出真实的呐喊。我们决不能忘 记，有几位自媒体人被强制销声。时至今日， 武汉已经解封，我们依然没有听到有关他们 的任何消息。
强迫失踪，这就是作为公民的“战地记者” 的代价。如果我们要将战地记者的美誉桂冠 戴到一位不出门的作者头上，置这些消失的 勇者于何地?
即使是不在封城之地，社交媒体上的封号删 帖早已常态化。写出真相与观点——这对很 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对于曾经的“十万加” 公号，都是奢望。前几天，我看到我的校友、 同为大学教授的朋友郭于华老师说:
我微博被封了 80 个号，微信 5 个，虽然还 坚持着，但我觉得不能以此作为“没事”的 依据。网络上能说话的已消失大半，现实中那么多被抓被判被失踪被警告被训诫被株 连被沉默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吧?更有历 次“灾难”中那么多生命的消失，……这是 怎样的空间?怎么不是地狱呢?
郭于华教授的一个 80+5，意味着多少天的挫 败和锲而不舍的转世?又要耗损一位社会 学家多少宝贵的时间和意志力?如果把郭 老师这一个人的坚持乘以无数同样的经验， 是何等巨大的精神折磨和智力的浪费?我 们又怎么能枉顾这一基本事实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连续发出六十篇 封城日记者，值得尊敬;但读者难道不需要 理解:你能看到的这些文字，无一不是经过 了官方和自我的严格审查而幸存下来的;其 中必然有迫不得已的退让和妥协。
日记体的兴起，就是在公民报道被封杀期间 的退让。它得到读者的追捧，也是由于，人 们看不到更多的、直接来自社会基层的战地 报道。《财新》、《人物》等媒体，都有很多深度报道，值得肯定;但是报道有禁忌，读者希望了解更多啊。
方方日记或者郭晶日记，成了公民报道的替 代作品。关键是，这些日记被发布出来了。 但它也是一种创伤性的写作，为了生存下 来，它需要有所规避。
这样的话，日记体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呢?
类似封城日记的公民报道，得到了日记体的 自由选材和个人性。我们不会苛求任何一位 作者说，他或她不该在日记里写了今天中午 吃什么喝什么;因为这本来就是疫区生存的 基本主题之一。而且，无论是长居的作者还 是偶居的异乡人，无论是高风险街巷还是周 边小区，每个人的观察都提供了此时此地疫 情拼图的一个板块。
失去的呢?
除了前面所说的被销声、删帖封号之外，幸 存下来的日记不可避免地成了被锁喉、断腕 后的写作，是背负创伤的欲言又止;何况， 还要时刻要面对封禁的危险。
你不能直抒胸臆，不能讨论所谓敏感话题; 不能有政治异议……再简单一点吧，你需要 配合政府，良性互动。可是，即使像方方这 样良性，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波又一波显 然是经过了调度动员的所谓专业评论家已 经出马，他们正在展开对方方日记的围攻。
如果说，我们的力量不够让很多封禁的声音 起死回生;也许，余下的路是，需要有更多 人接续日记行动。在大作家被迫封笔时，需 要更多的普通人、沉默的大多数，开始讲述 自己的故事。我这篇关于日记的漫笔也要结束了。是的，武汉已经解封，但是，很多武汉市民依然被封闭在小区中，封禁的主题没有过时;尤其是，在疫情没有最终向好的定局之前。
即使不能像作家方方、诗人小引或者社工郭晶那样，写得那么自觉和及时，那么完整和丰富;至少，让文字来举证:这场疫难是真实的，对于个人和社会，它都应该被记住。
2020 年 4 月 10 日 武汉解封第三天
我的微信公众号、美篇、有道云笔记……都被封禁，所以，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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