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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高晓松曾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这看起来带着某种“小资”的情怀，有些人被打动，有些人则嘲讽这只是鸡汤，随后被人倒过来戏仿：“这个世界不只有诗与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这也算是常态：对一个刚刚吃饱饭没多少年的民族来说，“诗与远方”这种精神追求，看起来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是不知民间疾苦，甚至是一种特权。
这一心态相当普遍，最能印证其存在的，就是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在经历了四十年的经济繁荣之后，中国人普遍觉得“日子过得好了”，但与此同时，哪怕是月薪两三万的人，也都坚称自己属于底层的“老百姓”而拒绝“中产”的标签。这不仅仅是谦虚或站在多数一边的安全需求，因为从他们的心理需求层次来看，确实也与最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不同。
社会学者何国良、梁世荣曾基于1993-1995年的社会指标调查研究发现，香港社会当时虽然已持续繁荣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却并未像西方社会那样，随着社会日趋富裕而逐渐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香港人的心灵中，物质主义根深蒂固。即使社会及经济环境在过去二十年已经发生急剧变化，但也不易改转过来。”
这并不只是因为香港人是“经济动物”，至少文化同根，在这方面大陆人即便和香港有所不同，也最多只是量的差异。事实上，像香港人这样的现象，在沿海城市已经出现，那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心态：即便现在暂时活得不错，但还是要紧紧抓住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以免有一天连这些都统统失去。
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更高精神层面的需求是谈不上的，甚至一萌生就会被掐灭。这就像我父母那一辈，年轻时的匮乏记忆深入骨髓，我还在上初中时，她就单位发的被褥、脸盆都整齐收拾好，说留着给我将来结婚时用。她以前嘲讽我外婆总是把好东西留到快变质、发黄才怕坏掉而拿出来用，到现在却自己也重蹈覆辙。即便日子宽裕了，但她还是不习惯享受，相比起来，过紧巴巴的苦日子让她感到自在得多。
英国社会经济学家R.H. Tawney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一书中写到1931年的中国农村时，曾有一句名言：“有些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他当时这么说，是鉴于当时的农民手头拮据，抗风险能力极低，但现在近一百年过去了，很多中国人（也许是大部分）的心态，仍然像是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哪怕他们已经上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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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争论中，我看到有人扔下一句：“一小众精英阶层的‘高级’权利，和广大劳苦大众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比起来，屁都不是。”
这位也读过不少书，平日发言尚属严谨，连他也这么说，不由让我认真想了下，为何我们社会中这么多人把“生存权是最基本人|权”这个论断俨然看作是不可动摇的铁律——有些人甚至断言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是一个相对普世的解释性框架”，这么说的人，可也是逻辑思维能力挺强的一位。
在新冠疫情之下，这一对生存权的强调更达到了新的高度。4月初，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便嘲讽了欧美对出行自由的强调：“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Human Right or Human Left。”
这看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但其实是在非此即彼的对立框架下混淆了基础性与重要性——吃饭是人生活中最基本的，但它是最重要的吗？否则为什么要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呢？
这个逻辑陷阱的问题，就在于非要把不同层面的事物，按优先等级分出个先后与轻重。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后，往往对其树状结构的政治平衡感到困惑不解，会问：“三权分立，那国会议长、最高法院大法官和总统，究竟哪个最大？”林达《在边缘看世界》中就此答道：“不同分支的权力、功能和官员的地位，也就是不可比的，就像猫和狗不可比一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究其根源，恐怕在于我们根深蒂固的一元化思维——在权威、评判标准都单一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强行分出清晰的等级先后的。李维汉曾回忆当年在陕甘宁边区，他“主张边区的政权构成应是立法、司法、行政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在此三权是“政权的三种职能”，背后仍是一元而非彼此制衡的三元。连这尚且可以中国化改造，别的就更不用提了。
在社会结构尚属简单的时代，这不失为一种高效的垂直化组织结构，但当社会高度复杂之后，这就不免削足适履了。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活动都有自身的逻辑，只有在其单独的逻辑内部，才能进行判断，而在逻辑之间则难以分出先后，只能制衡。
这就出现了相声《五官争功》中的那种场面：多元的事物已经不可比了，就像比赛尝味道，五官都不如舌头；而如果比赛听力，也都不如耳朵。然而，中国人在这样的场面中看到的是争论不休的混乱，最终不是和事佬式地调和，就是重归一元化的秩序，而不是走向合作与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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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脱离现实奢谈空中楼阁，不免让人感觉好高骛远，但始终紧抓着基本面不放，那同样会造成严重后果，那就是整个群体的心灵始终在低层次徘徊——而对这一点，中国社会却好像普遍缺乏应有的警惕。
我将之称为“心灵的内卷化”。所谓“内卷化”（involution），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达到一种精致而固化的形态后，便倾向于不断自我维系、自我保持和自我复制，无法实现突破，转化为另一种高级形态，从而呈现出长期停滞不前的态势。有时这也被称为“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Frank Hahn给它下了一个定义，即人们一旦“达致这一状态，就不会给我们留下这一状态会发生改变的任何合理理由”。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指出，一个广泛存在“内卷化”的社会完全可以呈现出与一个典型的奴隶/农奴社会类似的诸多经济特征：劳动极度密集的技术的使用、非常小的外购生活消费品市场、对节约劳动的技术革新极端缺乏兴趣。简言之，这是一个忙于基本生活需求，而无法实现自我突破的社会。这乍看起来像是另一种“停滞的中国”说，但其实是历史上各大文明的常态，能自发实现现代化变革只有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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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定势的问题在哪里？
在我看来，它建构了一种虚假对立：很多事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也没有先后可言。即便两者在特定情形下只能二选一，那么，如果说欧洲人为了更高的权利意识放弃了生存，中国人也一样，只不过相反，是为了生存而放弃了更高的层次。这不过是不同的选择侧重，而重要性的排序，乍看是“事实”，其实是价值观的折射，如何排优先级，涉及多维度的评估和权重设定。
但更重要的一个误区是：它暗示了，“劳苦大众”在吃饱饭之前，谈不上精神需求。近些年女权意识兴起，最常见的反驳之一，便是“在一个连基本人|权都还没有保障的地方，谈何女权？”这同样构建了一种虚假的优先秩序，仿佛这两者是矛盾的，必须分个先后。
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很多追求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也不见得有什么固定的先后秩序。就像农业无疑是最基础的产业，但如果要说它是否就是最重要的，那在小农时代或许还成立，当下则不得不打个问号。过多把注意力分配在这些最基本层面的事物上，势必带来的一个危险就是陷入内卷化而难以迈进更高的层次。这就像是有人说：“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去好好读书。”——但如果他这么想，也许就永远也等不来这一天。
讽刺的是，在一个经常嚷嚷着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恨不能一步登天的社会里，在这些方面却顽强地遵循着“循序渐进”的步调。这看似不无道理，但看看我们周围就能发现，这样的排序其实是虚假的：一个清贫的普通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而那些早就实现温饱乃至富裕的人，也没有因为因此就转向精神追求，却有可能比常人更贪婪地还想占有更多的物质。事实上，中国社会不时可见的是反例：真正有精神追求、将之珍视为人生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人，往往倒挣扎在生存边缘。
在这一点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能也在无意中误导了人，让人误以为在这个金字塔中，需求层次的满足是逐步递进的，这又与中国文化中“仓廪足则知礼仪”的说法一拍即合；但问题在于：究竟多少才算满足、更高层次的追求有多重要，这些判断都是因人而异的。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曾认真地对我说，他觉得要实现财务自由享受人生，得先赚够1个亿——而他所说的“享受人生”，恐怕也不见得是精神层次的追求。
毫无疑问，正是对生活的不满足感，驱使着我们前行。很多人并不是缺乏这种不满足感，只不过这仅仅指向物质层面——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病态的一面：对物质的不懈追求，会广受赞誉；而对精神性事物的追求，则被看作“不务正业”。换言之，后者被看作是非生产性的、消耗性的（“败家”），是令人不安的“折腾”，而不顾正是这种不安分，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丰富。
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在其自传《追寻事实》中感叹，人生是一场充满意外的旅程：“在如此多元化的时代，在如此多样化的人群中，进行如此不确定的追寻，我们不会有很多确定无疑或封闭的感受，甚至可能连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都不太清楚。但这却是一种很不错的度过人生的方式。”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本就值得活得更好，很多时候，并不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像力，而是想像力的限制导致了你人生的贫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