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外交政策》昨日刊发长文论述美国正在推动的与中国的大脱钩，作者为基思·约翰逊（Keith Johnson）（《外交政策》的首席作者）和罗比·格拉默（Robbie Gramer）（《外交政策》的外交和国家安全记者）。原标题为《大脱钩》（The Great Decoupling），对于大脱钩，文章问道：上一次经济大分裂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这一次将发生什么呢？
编译 | 文婉秋
大脱钩
今天，美国政策制定者正忙于与另一个亚洲重量级国家作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对抗。
美国一个驻亚洲经济强国的大使曾直率地向华盛顿表示：不要切断与他们的联系。给他们一些“经济空间”，否则他们将被迫用自己的武力开创经济帝国。但是，华盛顿受到了经济民族主义者的控制，他们正在与历史性的经济衰退作斗争。因此，白宫对1935年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大使从东京发出的建议充耳不闻。
几年之内，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经济压力，最终实施了贸易和石油禁运。格鲁写信六年后，两国开始了全面战争。
今天，美国政策制定者正忙于与另一个亚洲重量级国家作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对抗。而且，与上世纪30年代一样，经济脱钩论调尘嚣甚上。
对于川普政府中比较强硬的成员来说，解除与中国40年来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减少美国对中国工厂、企业和投资的依赖，一直是这场无休止的贸易战的最终目的，甚至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华盛顿就想摆脱许多危险的经济因素的笼罩。现在，议员和政府官员正在考虑一系列措施，以分裂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部分领域：禁止大量敏感（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迫使美国公司回流，甚至完全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些人认为，世贸组织为中国所谓的经济帝国主义提供了便利。
处于危险中的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欧洲也在越来越多地谈论缩减近几十年来与中国发展起来的深厚贸易和投资关系（它们也正在切断与自己的贸易关系，如英国脱离欧盟）。其他国家也在拉起吊桥——所有人都担心今天史无前例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经走得太远，带来了更多的痛苦而收获更少。
大脱钩的威胁是一个潜在的历史性断裂，这种中断或许只能与1914年全球化第一波巨浪的突然崩溃相提并论。当时，英国和德国等紧密相连的经济体，以及后来的美国，陷入了自我毁灭和经济民族主义的狂潮，这种狂潮持续了30年。不过，这一次，推动脱钩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时期的民粹主义呼声，而全球新冠疫情动摇了人们几十年来对国际供应链智慧和全球经济优点的信心，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
其他国家也在拉起吊桥——所有人都担心今天空前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经走得太远。
唯一真正的问题是，脱钩能走多远。周四（5月14日），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出了迄今为止最尖锐的威胁之一，中美关系日益紧张，“我们可以切断整个关系，”他表示。这种前景虽然不太可能（甚至几乎不可能）发生，但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历史性的冲击。
毫无疑问，大多数专家和官员都认为，由于新冠疫情加剧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这将迫使一些跨国公司改变商业模式，重新调整供应链，使其更靠近美国海岸。在难以驾驭的华盛顿政治光谱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同意美国应该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但是，如果这场疫情的影响迅速过去，特别是如果川普和他那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议程在11月的大选中失败，当政客们面临着解开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各部分的复杂性之时，与中国脱钩的喧嚣可能开始减弱。华盛顿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不管怎样，世界经济力量的重塑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撕毁商业模式到重塑整个行业。但它也可能带来无法预见的地缘政治后果，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在与西方不断深化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引领下，中国在过去40年间，在一个紧密联系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支持下，从小鱼变成了鲸鱼。如果全球经济体系被撕碎了，会发生什么？
澳大利亚前总理、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陆克文（Kevin Rudd）对《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表示，“从趋势来看，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普遍看法。即从***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返领导地位，并在随后的40年里重新启动中国的时候起就开始的对中美关系的广泛假设。”。
他担心，即使不是第一次冷战的直接重演，也至少是冷战1.5。他说: “就是这种拐点。”
这可能意味着竞争集团的重新出现，就像冷战时期那样。中国已经通过其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创建自己的经济区域。该倡议寻求将亚洲、非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经济体与北京连接起来。中国和美国正在发展不同的对抗性的技术，以推动下一个重大的经济转型，尤其是在移动电话领域。
现在，川普政府官员谈到要推出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织和企业组成的名为“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的概念。其部分目的是说服美国公司脱离中国，转而与所谓的“网络”成员合作，以减少美国经济对北京的依赖。“网络”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弱点。例如，如果一家美国制造公司不能将工作从中国转移回美国，它至少可以将这些工作转移到另一个更加友好的美国国家，如越南或印度。
“保护美国的资产是核心支柱之一，供应链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川普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基思·克拉克（Keith Krach）对《外交政策》表示。“供应链非常复杂。有时他们会向下延伸10到20个层级，我认为理解这些关键领域在哪里，关键瓶颈在哪里是至关重要的，”他补充道。
中国政府将如何回应？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阿什利·冯（Ashley Feng）指出，自从中国在国内发起开发更先进技术的运动，减少对美国和其他西方供应商的依赖以来，在某种程度上，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自己方式的脱钩。事实证明，许多中国公司善于在与美国的决裂中生存下来。例如，华为曾经依赖美国公司生产其智能手机的许多部件，但现在没有了。尽管如此，中国寻求加强自身创新能力，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领导者，依赖于与世界各地的公司和研究人员的便捷联系，中国不希望看到这些联系被完全切断。与此同时，由于今年的新冠疫情严重打击了已经放缓的经济，中国可能会尽其所能缓解与美国的经济紧张关系，比如，通过坚持1月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目标，试图安抚川普。
“经济已经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破坏，在此之前，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造成了损害，”陆克文说。“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倾向于重新稳定经济关系，因为中国仍没有强大到可以单独行动。”
“脱钩”指的是有意拆除，并最终在其他地方重建，一些庞大的跨境供应链。近几十年来，这些供应链定义了全球化，尤其是美中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概念的现代版本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政策制定者，当时他们自己也担心过度依赖美元和美国高端技术。
川普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中国利用美国经济为自己谋利，牺牲了美国工人的利益，有一些经济数据支持这种说法。因此，自上任以来，川普政府一直试图在经济上与中国部分脱钩，首先是通过提高关税来减少美国进口，随后是对中国在关键领域的投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最近，川普扩大了对向中国出口可能敏感的技术的管制，并于本周禁止一家联邦退休基金投资中国股市。政府官员甚至短暂地考虑过让中国持有的政府债务违约的想法。如今，无论是在半导体、稀土元素，还是在应对新冠疫情所需的药品和个人防护装备方面，撕裂和重建供应链的努力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动力。
“这场疫情暴露了我们对中国生产以及海外生产的严重依赖。”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说，“这场疫情暴露了我们对中国生产以及海外生产的严重依赖，特别是在中国制造业生产和中国供应链的关键领域。”霍利领导了重建美国供应链和退出 WTO 的立法行动。“我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产品回到我们的海岸。”
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盟友也在考虑效仿。对中国的贸易威胁感到愤怒的澳大利亚，也在寻求使自己的出口市场和供应链多样化，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欧洲人正在重新考虑与中国政府日益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近年来，中国大举收购从港口到电网的关键基础设施，令一些欧洲政策制定者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可能让中国政府对本国拥有过多的影响力。中国外交官对包括荷兰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采取了咄咄逼人的立场，随着新冠疫情期间双方关系恶化，他们含糊地威胁要对其实施制裁或其他形式的胁迫。
“许多国家正意识到这种咄咄逼人的策略，它们不喜欢这种做法。对中国声誉的损害是不可挽回的，”美国国务院的克拉克（Krach）说。
德国主要媒体公司斯普林格（Axel Springer）的首席执行官最近表示，欧洲应该“在沙子上划清界限”，并效仿美国，减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欧洲可能会遭遇与非洲类似的命运，逐渐沦为中国的殖民地，”马蒂亚斯·普夫纳（Mathias Döpfner）说。
这一趋势也超越了政治范畴，意味着脱钩可能会比川普政府持续更长时间。他在总统竞选中的民主党对手乔·拜登（Joe Biden）是一位贸易和外交政策的中间派。但是，包括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在内的进步的民粹主义者对他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将贸易和经济政策进一步向左倾斜。拜登本周宣布，由他的高级助手和桑德斯的支持者组成的联合“团结”工作组将制定一个统一的民主党纲领。桑德斯呼吁与中国重新谈判贸易协定，旨在将制造业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并将北京贴上货币操纵者的标签。与此同时，共和党人指责这位前副总统对中国态度软弱，以便为有争议的大选奠定基础，而中国和新冠疫情将是大选的核心议题。
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的脱钩竞赛是中国20年来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的结果，许多人，比如川普，认为这是西方制造业等重要行业空洞化的原因。批评人士称，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依靠政府补贴，并且可以随意使用他人的知识产权。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这些国有企业一直在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企业进行不公平的竞争。
“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它认为中国最终会改变其经济管理方式，使其更加符合美国和欧洲的预期。”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说，“我认为，即使在一开始，这种预期也可能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显然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美国和欧洲真的很担心。”他说，“这是完全合法的，正如中国希望保护自己的政策空间一样，我们可以说，我希望确保充分保护我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我的创新和技术。”
虽然许多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发达国家与北京经济关系中的原罪，但也有人认为，这对美国的利益总体上是有利的。
“许多批评人士忽视的是，中国已经进入了美国市场。美国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作出了让步，乔治·W·布什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说。
“这是传统观念的一个新主题，即合作失败了，而且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 ★
“这是传统观念的一个新主题，即合作失败了，而且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在核扩散、全球金融危机、环境、安全等许多领域，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
然而，这些论点从未动摇川普的信念。他一直坚信，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最终会对美国产生影响，在2017年成为总统之前，或者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前，他就已经很好地形成了这种信念。“因为中国正在走下坡路，这也会让我们走下坡路，因为我们与中国的联系太紧密了。”2015年，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采访时说，“我是那个建议你最好开始与中国脱钩的人，因为中国有问题。”
如果说对与中国深化经济关系的价值的怀疑已经十分严重，那么中国爆发的新冠疫情已经将这种与北京脱钩的愿望推向了极端。今年早些时候，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关闭，中国在全球许多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再次困扰着全球经济，并在整个亚洲、欧洲和北美产生了连锁反应。
现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本周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就业机会的离岸外包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实验”，这种缺陷通过疫情鲜明地显现了出来。
他写道，“这场疫情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了川普的贸易政策是正确的：它暴露了我们对其他国家在关键药品、医疗设备和个人防护设备来源方面的过度依赖。”。
但是，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部分地区陷入经济冬眠之后，这次疫情的余震影响的不仅仅是医疗用品，汽车制造商、电子产品制造商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厂都在努力维持运营。
“中国的一个省份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世界各地的工厂突然都没有供应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首席经济学家贝雅塔·贾沃尔西克（Beata Javorcik）说，“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有多么依赖中国，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只有极少的冗余。”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领导层涉嫌掩盖新型冠状病毒起源和爆发的努力，持续存在的质疑，只会加深恐惧中国的观念，即美国对一个不透明、不民主的政治体系过于温和，而且将继续如此。
因此，川普政府官员正抓住新冠疫情的机会，加强他们现有的努力，使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脱钩。在疫情爆发之前，川普政府正在起草有史以来第一份《经济国家安全战略》（Economic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这反映出政府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几位官员表示，这场疫情暴露了美国与其地缘政治对手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关键基础设施的技术到救护医疗设备的供应链，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加紧迫。
新冠疫情为全球经济的根本性重塑创造了这样一个机会，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经济体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关闭。这就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曾有创伤的话，可以重新开始。
“当经济活动处于高水平时，和失业率处于低水平时，如果想把所有这些因素分开，你会发现很痛苦。”达特茅斯（Dartmouth）学院的贸易史和政策专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说，“但现在一切都形同乱麻，从某种意义上说，撤退更容易了。这种人为的收缩使人们更容易不再回到过去的状态。”
全球供应链之所以产生，首先是因为它们为制造商提供了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即便不是为某些被取代的制造业工人，也是为了几乎所有地方的消费者。此外，许多公司继续在中国投资，不是将其作为全球生产的来源，而是服务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特斯拉（Tesla）在上海的庞大工厂为中国市场大量生产电动汽车就是一个例子。
“当你谈到制造业时，专家们会大笑。他们会说，‘哦，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制造业并非铁板一块。”
为了扭转这种潜在的商业逻辑，政府可以转而采取政策，鼓励甚至迫使某些行业的企业迁移制造设施，或迫使投资者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投资。川普政府利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包括中国商品在内的外国商品征收关税，以迫使供应商搬迁他们的工厂。它也可以使用更强大的工具，如国防生产法案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这将允许政府命令私营部门做出一些生产决定。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加强了对中国进入美国的投资的筛选，以防止北京抢购有价值的先进技术。
然而，立法者和政府官员仍然希望，一系列因素将有助于推动企业改变过去几年的经营方式：企业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的政治和声誉风险，对中国掩盖疫情爆发造成的经济损害的底线估算，以及老式的爱国主义。（几位政府官员表示，他们与一些公司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这些领导人表示愿意承受短期财务打击，从中国撤资，但他们拒绝透露这些公司的名称。）
已经有迹象表明，其他公司也在进行合作：英特尔（Intel）等大型半导体制造商正逐渐尝试在美国重建高端制造能力的想法，从而为政府和私营部门客户服务。在疫期停产期间，即使与墨西哥等近邻也受到往来中断的干扰而陷入困境的其他公司，也正在加快其恢复生产的努力。
“有生产商，制造商，生产此类东西的人，他们厌倦了过多的其他投入……与中国和其他供应链捆绑在一起。”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Hawley）表示:，“他们希望对此有更多的控制权。”
但是，如果政府准备推动，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倾向于一扇敞开的大门。不局限于民粹主义或新冠疫情正在重写全球供应链和兴盛的全球化背后的商业逻辑。由于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曾经被视为破坏全球生产的一次性外部冲击，如2011年日本海啸和马来西亚洪水，正变得越来越频繁。贾沃尔西克说，新冠疫情及其破坏将找回一个健壮的而不仅仅是廉价供应链的价值。
“我的观点是，未来，评级机构、股东将根据适应能力对企业进行评判。因此，企业将有强大的动力改变其供应链，建立冗余，建立一些地理多样化。”。
第一波脱钩很可能发生在医疗供应链中，在大流行期间获得口罩、手套甚至呼吸机的困难突出了这一脆弱性。从电信到半导体，许多先进技术的供应链也因为安全原因正在进行重塑。霍利等脱钩论的支持者希望，这一趋势将扩大到更广泛的制造业领域。
“当你谈到制造业时，专家们会大笑。他们会说，‘哦，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制造业并非铁板一块。”霍利表示。“世界各地正在进行大量的精密加工和高科技制造。我们设计了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产口也需要这类制造方式，但我们没有制造任何工具或成品，我希望看到我们两者都有。”
企业确实开始迁出中国，将生产转移到越南等其它亚洲国家，然后回到美国。咨询公司科尔尼（Kearney）在其最新的“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中发现，制造商正越来越多地将其供应链多样化，从中国转移到其它地区，他们对贸易战——以及现在的全球流行病——的风险持谨慎态度。大型投资者和基金经理越来越多地开始通过供应链的弹性和多样化来判断企业。
当然，即将出现的大规模脱钩并非没有代价。一些将生产转移到高成本国家的公司，比如美国，将会失去近几十年来取得的一些效率收益。对于许多行业而言，即便华盛顿方面提出了大量新的激励措施和警告，保护主义行动也可能很快遭到企业董事会的强烈反对。
“未来还会出现其它行业，尽管这些行业在挣扎和尖叫，但它们最终可能会离开中国，将业务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总的来说，我认为企业会极力抵制任何影响其股价的因素，”中国褐皮书（China Beige Book）董事总经理施赫扎德·H·卡齐（Shehzad H. Qazi）说。褐皮书是一个为投资者分析中国经济数据的平台。“例如，我们不会看到耐克将所有生产转移到美国，让他们的鞋子和运动服在美国生产，因为只是从成本的角度来看，都知道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说。“我不认为可以通过提供任何数额的税收激励，就足以让这种转变成为现实。”
不过，对某些行业来说，在小规模上脱钩可能更容易，或者至少不会那么痛苦。“在某些行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卡齐说，“未来还会出现其它行业，尽管这些行业在挣扎和尖叫，但它们最终可能会离开中国，将业务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与此同时，竞相促进一国的经济自给自足几乎肯定会导致其他国家也这样做，这可能会扼杀出口机会，并导致今后贸易减少。
“上世纪80年代关于即时制造的一些教训将得到调整，这是自然而恰当的。”前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Zoellick）表示，“我们只需要决定我们希望在哪里支付成本，因为会有成本。他说，如果我们在国内全面开发，将会付出代价，美国出口商也将付出代价，在贸易壁垒不断增加的世界中，他们将失去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
如果说全面脱钩的想法是如此不统一，那是因为过去8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美国主导的深化而非削弱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努力。
美国政府将开放且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经济作为战后架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未来的全球冲突。随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贸易组织（the Bretton Woods system）的成立，也就是二战结束之前，或者后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成立——世贸组织的前身，它开始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与和平联系起来。其他组织也是如此：战争结束几年后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大陆上巩固了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并为最终成立欧洲联盟奠定了基础。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和世贸组织（WTO）的缔结，到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扩张和日益紧密的经济一体化，这些趋势持续了10年，只是出现了一些偶然的停顿或倒退。
这整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最后一次大脱钩的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剧变结束了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10年后又出现了大萧条、贸易壁垒、经济民族主义和全面退出全球化。
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把国际经济对抗变成了一场零和、以邻为壑的竞赛，经济问题变成了安全威胁。日本对原材料的需求导致了它对满洲（中国东北）的占领，以及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这使得格鲁大使在1930年代忧心忡忡。它最终导致了日本对资源丰富的东南亚的攻击和对美国珍珠港舰队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市场隔绝的纳粹德国，最终通过武力寻求建立一个欧洲格罗经济区（Großwirtschaftsraum），或者说更大的经济区，相当于德国扩张主义的生存空间概念。
“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经验中得出的主要教训是，国际政治合作和持久和平从根本上取决于国际经济合作。”世贸组织指出，“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吸取了这一教训。”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今天的故意撤退是值得警惕的。“在我看来，脱钩的重要性超越了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中全球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紧缩。”哈佛大学（Harvard）经济学家罗德里克（Rodrik）表示，“使经济关系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人质。”
就中国而言，“我们在谈论脱钩时需要担心的是，有点像是把经济当作一根棍子，”罗德里克说，“让经济关系受制于地缘政治竞争。”
“你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拥有全球化，但在这条路上逆行多远还有待确定。”
这是否意味着，随着贸易壁垒的上升和脱钩加速，世界正走向上世纪30年代的重演？
“我认为美国有一些人真的想走那么远，而其他国家必须采取防御姿态。”达特茅斯学院的欧文说，“当一些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它也迫使其他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放弃它们可能从开放和一体化中获得的一些好处。因此，这些事情可能会螺旋式上升，这当然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
但在某些方面，这样的重复似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全球化、贸易和跨境投资今天已经比大萧条时期进步了很多。
他说: “我认为反对的理由是，今天我们有如此高度的一体化，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不可能走得像美国那么远，或者不愿走得像美国那么远。”结果将是缩减开支，而不是另一个黑暗的山谷。
“你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拥有全球化，但在这条路上逆行多远还有待确定，”他说。
佐利克则列举了新冠疫情和全国封锁带来的影响：重组供应链，出口受限，贸易融资紧缩，以及传统保护主义的复苏。
他说: “我不确定有没有人能说出它们将如何叠加起作用，但方向并不好。”。
“我并不是说我们会回到20世纪30年代，但如果经济低迷因疫情的风险而加剧，并走向经济自给自足，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佐利克说，“所以，不要把事情想当然。”
“如果我们面临另一场大流行病、环境问题、金融领域问题、伊朗或朝鲜问题，如果你与中国没有工作关系，你的工作效率会有多高？”
既然川普政府正在利用新冠疫情来更积极地推动其经济脱钩议程，那么一个大问题就是美中关系会发生什么。
美国已经抛弃了与中国进行战略接触的想法，并公开将北京视为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已经利用疫情对台湾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因为台湾被视为一个叛离的领土。每年6500多亿美元的双边贸易、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以及中国持有上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削弱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只会加剧这种对抗。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经济脱钩开始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美关系中的经济支柱的移除，这在历史上是中美关系一直有别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关键所在。”
具体来说，这可能会让美国更难推动中国进行华盛顿多年来推动的任何改革，更不用说缓和其日益好战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了。“如果问题是断绝经济联系是否会导致摩擦加剧，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佐利克说。“脱钩的本质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停止”他们的破坏性行为，“他们只是不那么关心美国会推行的规范。”
换句话说，正如时任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敦促中国成为全球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有时甚至取得了成功），美国实际上是在认输。他警告说，在一系列全球性挑战中，放弃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和参与，可能会全面损害美国的利益。
“如果我们面临另一场大流行病、环境问题、金融领域问题、伊朗或朝鲜问题，如果你与中国没有工作关系，你的工作效率会有多高？”
与美国在川普政府的其他外交政策挑战（从伊朗到沙特阿拉伯再到委内瑞拉）不同，明年民主党入主白宫等任何改变都不太可能缓和与中国的对抗。
自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时代首次秘密访华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一直遵循的战略接触原则，甚至连奥巴马政府的前官员都宣布原则已经失效。鉴于失业率处于创纪录水平，经济也在下滑，没有人希望对中国手下留情，尤其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阿什利·冯指出，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许多经济政策，从外国投资改革到出口管制，再到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附加关税，在政治上都很难一笔勾销。
她表示: “两党之间正在加强——这种对中国更加鹰派的趋势，只是由于大流行而更加加剧了”。
归根结底，美国试图遏制全球化的一个部分——全球供应链和贸易——的努力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完善的局部解决方案，只会加剧其他挑战。佐利克表示，选择经济脱钩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答案，只会招致未来的头疼问题。
他说: “如果你试图在一个领域阻碍这个体系，那么全球化的力量，无论是大流行病还是移民，都不会消失。”搅乱全球贸易体系，就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低增长导致更多的迁移。更多的移民会给发达国家带来更多的政治压力。“这就像挤压气球，（指压下一块鼓起另一块，译者注）”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