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骥 | 评论(0) | 标签:马家辉, 站错边, 时评, 文学
记得以前在张大春的文章里读到,他抵香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马家辉,因为除了马家辉,他想不出还有更好的人选会是那样热情周到而又健谈八卦的。后来认识了马家辉,才知道张大春的话是多么的“精准”。一踩上香港的土地,换上SIM卡,情不自禁地就会马上打电话给马家辉。而马博士呢?立刻相约第二天一起吃饭。
甫一见面,马家辉就递上一本书说:“我的新书,你如果不嫌重,就带一本回去吧。”我接过书来,道了声谢,然后把书名念了一遍:“站错边。”马家辉说:“‘站错边’在内地是不是应该叫‘站错队’?我有一个内地朋友说我写错了。”我说:“无所谓啦,反正看得懂。”
回家之后,我花两天时间把《站错边》读完。说实话,和在内地出版的马家辉的书比起来,《站错边》实在好看得多,它让我自然而然想起我和马家辉共同的偶像李敖。
或许有很多读者对马家辉的这段往事不甚清楚。18岁那年,马家辉因为崇拜李敖,只身从香港跑到台湾读书,目的是为了见到李敖并在21岁时出版一部关于李敖的专著。后来梦想成真,那本关于李敖的专著就是有名的《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所以,当我陆续阅读马家辉在内地出版的一本又一本著作的时候,心里不断产生疑惑:这是那个把李敖视为偶像的马家辉吗?一点都没有李敖的影子啊!
及至我读完《我们》、《你们》、《他们》三本时评集和这本《站错边》之后,我对他的看法始有修正。这本《站错边》,是马家辉在《明报》上时评的结集,时间跨度大约是08年下半年到09年底。读罢此书,基本上就可以熟悉这一年半来香港的大小社会新闻了。
所有写时评的人,恐怕都会遇到一个心理障碍:时评大概只是“一时之评论”,这样的文字读者读过即抛诸脑后,今日之评论或为明日之废言,那么写时评还有意义吗?梁文道在《常识》一书的序言中乃说:“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讽刺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不过,作为时评作家的马家辉却有另一番见解。在他看来,时评或可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存在:“时评有效没效是一回事(如梁文道所说那只是‘现实意义’),但在时评写作的技艺上,或可自成一套文化美学价值系统,自有一组评价坐标,朽或不朽,优或不优,执笔者自己心里有数,文字同业或内行读者同样心里有数。”(附录)
然后马家辉发问:“‘时评作为一种文学’,是可能的吧?”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散文名篇——无论是贾谊的《过秦论》,还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抑或是苏洵的《六国论》——其实都是“时事评论”。最好的时评,自不限于针砭时弊,它还必须是承载历史厚重并能穿越时空的文字。比如《过秦论》里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岂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乎?《站错边》里也有这样的话,比如“自由的具体意思就是,我不仅有权利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观点,更有责任容忍你提出和坚持你的看法,我和你谁都没资格号称代表所有人,更没权利垄断任何一种身份一种意见;自由就是既不妄自菲薄亦不妄自狂傲,自由是‘花园主义’崇尚繁花盛放,自由是不会认为自己才是香港人别人就不是香港人”。这样的文字,我看不仅当下适用,几十年内适用,几百、几千年内恐怕都会适用。所以,我觉得梁文道说时评若能传世便是“江山不幸诗家幸”,恐怕亦不尽然。要看你着眼的地方在哪里,如果着眼在就事论事把事情解决,那么时评就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但如果只把突发事件作为载体,实际着眼处在谈论人类共同追求之最高理想,时评则未必会过时。
甚至于,我们有时候可把时评视为历史。爱尔兰政论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不晓历史者注定重蹈覆辙。”如果我们能够时常将过去的时评拿出来温习,或许就能避免在许多地方再摔一次。先知李敖在49年前的评论《老年人和棒子》将老年人垄断社会资源导致青年一代没有机会的问题说得淋漓尽致,如若后人能常常复习此文温故而知新,何致今日这个问题仍旧如此严重?太史公在每一段历史后面加注的评论,也可以广义理解为“时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代表司马迁曾经努力找寻过一种永恒不变的评论的尝试。而《史记》一书,难道不是常被人当做文学作品阅读的史书吗?
事实上,时评作者必须拿出写史的态度才能将时评写好,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负责。至于时评阅读者,则更应该将《站错边》这样的书当做历史来看。君不见,香港社会之今日很大程度上即是内地社会之明日乎?——“同样有待‘改善、完善’的是制度参与者的判断力和专业力,否则,即使再弄出十套八套好制度,依然可以由于人为的胡叛乱断而搞得一塌糊涂。制度制度制度,多少好事与坏事皆假汝之名行之践之。”有朝一日内地制度建设完善之后,我们是否能有与之相配合的人才,这是现在就可以开始考虑的问题了。
所以说,时评当然是一种文学,好的时评值得一读再读。
至于这本书为什么叫“站错边”?正如马家辉引用英国小说家格拉汉姆·葛林(Graham Greene)的名言所说:“你总得选一边站的,如果你还想做个人的话。”而马家辉自己的观点是:“人,总要选择一种想法,然后笃信,然后实行,即使最后发现站错了,亦算对得起自己。”最近我看《书香两岸》杂志上一篇马家辉与梁文道对谈的文章,马家辉说他去年决定“梁文道化”,跟梁一样北上发展,结果发现自己不行,就他的性格而言实在无法忍受内地束手束脚的诸多限制,所以今年开始决定全面撤退了。内地有再多的机会,他也不再留恋了。
我所认识的马家辉,就是这样一个人,性格直率而坦荡。其他一些朋友见了马家辉,都跟我说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的这个书名《站错边》,就跟他的人一样如李敖般傲慢,好像在说:“怎样?我就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要留在米米小的香港继续战斗,你们不要用深明大义来劝我,这是我的抉择与尔等无关,一切后果我自负!”
马家辉送我的《站错边》扉页上提了一句话,是给我和太太的:“希望你们永远选对。”哎,亲爱的马先生,“永远选对”怎么可能呢?这是一句像“万事如意”般的美丽空想。不过,你的书倒是给了我们信念,我们愿意像你一样“选择一种想法,然后笃信,然后实行,即使最后发现站错了边,亦算对得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