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批评的局限抑或时代的局限？

李鸿章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扰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

如果你把前朝的言官和今日时评家网络评论者议政相比，未尝没有共同之处。都是号称意见领袖，清流，特点大多是书生论政，极少有体制内的“外放”（做一方大员）。即使在体制内，多的也是研究室研究所之类的，极少有做了一任地方长官再做评论。打一个譬方，于建嵘博士可谓现在某一个方面的意见领袖，其在《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演讲中开出的药方是护宪。这种想法愿望是良好的，药方或许是幼稚的，殊不知，宪法是活的，宪法制定时的基础和现在的基础相差太大，而且，宪法中死结太多，恐怕当不起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指望人大忽然成为权力中心，必定是要全面改革选举机制，而改革选举机制，恐怕没有大的政治改革是不行的，而有大的政治改革，恐怕必定有大的政治动作，要不修改宪法也不行（甚至大修）。因此，宪法不是社会稳定的底线，社会稳定的底线，当下，仍然是军队和党。为什么军队在前面，我不敢细说。（或许对于的演讲有误解之处，换个其他人更容易说明问题，于毕竟是搞过调研的专家，某还是挺敬佩的）。

我当选人大代表后，在区一级人大欲尽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数次不和谐之后，有一个人大同事私下对我说，你不熟悉国情，最好到街道去当个主任或者书记几年，再来议政。这句话，我很听得进，只可惜，我怕永远没这种机会。当我看到李鸿章的话，深深觉得其站在那个时代位置，他说的非常有理。因为一方面国家积弱已久，而民众不知道国力不振，和谈派希望对外不要惹事，生事一次，国家次亏一次，如义和团之乱。而清流意见领袖迎合民意，一味要求对外强硬，说说容易做做难。一旦自己做事，就知道，事情不好做。再如抗战之前，谁都知道要抗战，和谈派必定被说是卖国，求战派是爱国，孰知国力羸弱，求战求和之爱国心是一致的。大家都知道国家要外争国格，这个恐怕言官和事官都是一致的，但是，不一致的是，如何争？

最近民族主义盛行，民主主义盛行，外争国格，内争人权，这点时评家和不少事官或许目的也是一致的（当然，外争国权都是一致的，内争人权或许并不一致！），差别是，该如何争？回到李鸿章的时代，上有颟顸的朝廷，下有未开化的愚民，中间有能说会道的言官，做的实事确实不易。这是一个实然的世界，而不是应然的天堂。应然当然也要说的，毕竟没有这种应然的压力，我们永远呆在实然的世界，不会有进步。但是，说应然时要建立在对当下的现实有同情的理解基础上，不然，批评就谈不到点子上。

李鸿章的批评有高明之处，也有局限之处，其局限不是个人的局限，恐怕是时代、地域的局限。放在欧洲美国，这种言论没有市场，在其他地方则不然，归根结底是制度、人的因素。任何人都脱离不了时代、地域，我们的发言，恐怕不能如某作家说的，早生了500年。恐怕早50年都不行。

做时评，发言论时，恐怕我们谈了应该如何后，还该说说如何到达应该的路径（不让说的除外）。这是对我自己的警示，也希望对同行者提供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