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文 | 评论(0) | 标签:社会保障, 非政府组织
南平血迹未干，泰兴幼童又遭杀戮。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父亲，我深刻感受到千里之外的悲痛，对行凶者的残忍表示极大的愤慨和谴责。
孩子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而无力自保的群体，因此需要父母和老师的监护。向最弱者下手，是怯懦的表现，令人不齿。这两个行凶者和当年杨佳，在民间待遇天壤之别，前者遭到一致的唾骂，后者却受到不少人追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任何杀戮行为都需要谴责，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但杨佳杀人的逻辑是“冤有头债有主”，符合中国传统仇恨观。而最近两起杀童行为却完全背离了此传统，被伤害的孩子们和杀人者既无怨无仇，也不是导致他们生活失败的因素。
杀人者其实是以此举来向社会表达不满，是反对整个社会。无论是郑民生，还是徐玉元，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他们可谓是生活的失败者，无业，被社会忽略或遗忘。
记者曾去探访郑民生居住的地方，发现那里到处都是像他一样的失意者，下岗，生活艰难，政府亦不关心，这些人生活状态就如草芥一般，自生自灭。
徐玉元的情况尚未得到详细批露，但从仅有的资料来看，他2001年就被单位辞退，此后干过非法传销，目前是无业。基本可以判定，年近五旬、生活无着的他也是一个失败者。
像这样的生活失败者，非但遭到政府的忽略，往往还受亲友的嫌弃，郑民生的兄嫂就责怪其“没用”。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呈现出双重贫困，可谓是一无所有，赤贫者最后铤而走险，是不值得奇怪的。历史上爆发的农民起义，不都如此么？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会有这样的失败和失意者。经济发展再快再好，就业机会再多，也总有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落后于他人，落后于时代。
对于这样的人群，政府和社会应该担负起救助的责任来，保住其为人起码的尊严，使其至少不能居无定所，朝不保夕。
但现在的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社保体系尚不健全，并未覆盖全民；非政府组织还很稚嫩，无法承担重任。而房价、药费和学费，却逐年攀升。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可怜的中产不但未能壮大，反而呈萎缩趋势。社会结构固化，下层向中上层的通道基本被堵死。
在繁荣盛景下，社会底层却弥漫着严重的悲观情绪，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和中国的前途丧失信心。不少“裸官”，纷纷将子女配偶先行移民到发达国家，已经做好“弃船”的准备；而无力改善自身状况的底层民众，只能听天由命了。这其中，就不乏某些极端之徒，作出反社会的举动来。
接二连三的弑童事件，向整个社会提出了严厉的警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在校门口增派警力巡逻，此等权宜之策，是很难杜绝类似恶性事件继续发生的。显然，徐玉元并未被郑民生的“死刑”所吓倒，决意向死之人总会找到报复社会的机会。
在我看来，根本之道有两点：其一，加快社保机制的建设，使其覆盖全民；第二，加快培育非政府组织，使其承担更大的责任。
两者缺一不可。前者是政府责任，目前也被高层意识到且正在加速推进，但政府能力也有限，特别是在追求有限政府的状况下，政府不应也不可能再大包大揽一切社会事务，未来的方向应是小（有限）政府，大社会。
非政府组织即是“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眼世界，非政府组织在救助弱小、抚慰心灵、倡导和谐等方面，成绩显著，有目共睹。
而在一党执政的中国，由于意识形态作祟，由于其他国家“颜色革命”的影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被某些人“敌视”。
可以这样说，没有政府的社会将陷入一片混乱，无可收拾，而没有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将严重不健康，病症丛生。
两会上，温家宝称“要让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五一前，胡锦涛说“要让劳动者体面劳动”。“体面”和“尊严”，表述不一，实质相同，都指向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发展，为了人的幸福。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发展背离了这一根本目标，走到了歪路上：资本分享了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而劳动者却遭到盘剥，收获的是残羹冷炙。
我每每打车，看到司机的倦容，总是为他们鸣不平。一年365天，绝大多数出租车公司竟然不给司机一天的休息日，无论是生病还是家里出事，每天的份钱一分不能少！出租车公司老板以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官员，却坐收暴利，日进斗金！这是怎样的不公平！
此等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遍布各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劳动者的低工资相对资本投资方获得的巨额利润，真是天壤之别。
痼疾已深。现在高层终于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及危险性，正着力从制度层面予以纠正。但愿力度更大点，速度更快点。只有社会公平公正，人才会健康健全，极端之徒和极端之举也会随之减少，社会因此才会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