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重要坐标，大都是在香港划下的。
前半场是成人礼。地平线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工作，准星是作为一个问题的中国。我为香港媒体报导中国故事，从2006年一直到2013年，这机会推着我重新认识自己生长的土地，并从中艰难地认识自己。我采集中国的故事，野心勃勃的、生机盎然的，也有浓黑如墨的，和在深渊里也不放弃发着微光的，带给香港和其他中国大陆以外的读者。在故事的主角和读者之间，有一道无形的、跨越不了的墙，叫自由。在这道墙两边穿梭来去的生活持续了10多年，我总是意识到，自己是幸存下来的人。

另个世界的少数转译者

其实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领悟，「幸存者」这身分，来得非常直接：你的受访者被抓被判刑了，罪名之一是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而你安然无恙。你的好朋友、视为人生导师的朋友被消失，再回来时变了一个人一样，而你安然无恙。你可能会被喝茶、会被威胁、会进警察局，但你拿着香港身分证，最多也就是被遣返机场，总归是安然无恙。
当然，这是《港区国安法》落地之前的香港。
很长时间我不太知道怎么跟「幸存者」这个身分相处。不只是我，很多在香港做记者的中国背景同事都有类似的折磨。每一年我都会被更年轻的记者朋友问：怎么坚持下去？为什么不干脆回到中国——回到战场？或者干脆去做别的？在这个位置继续做下去，一边无望于现实的改变，一边牢牢盯紧现实的黑暗，意义到底在哪里？
每一年，我都比之前能讲出更多一点点答案。
给历史留见证。这是最消极的一个答案，但也是最给人安定感的——无论现实世界变成什么鬼样子，我们至少让曾有的努力不要白费。也让曾经努力过的人，他们努力的样子，那些努力背后的复杂挣扎，不要只是被文宣的语言、战斗的身影掩盖。
推动一点点理解。我明白自己所身处的独特位置，是时代与环境的结构性力量造就的：中国给了我眼睛去看见，看见痛苦和难题，而那些难题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那片土地自身；香港给了我自由去幸存，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可以火中取栗地接近中国，提炼经验与问题，却毫发无伤。作为站在这个位置的少数转译者，我所要做的，就是让一个世界的困苦、经验、思考，被另一个世界看到，让另一个世界的人们最终知道，那并不是「不同的世界」 ，只是机缘巧合，你某种生来的运气，刚好没有踩入的世界；而这种由他人所阐释的经验，反过来，也让故事主角获得一个浅浅的彼岸——世界不只有一种可能性，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想像，敢于想像，才有改变的动力。
我想我的努力没有辜负这个位置。但我所得到，并非属于个人。在这个位置，作为可自由言说的人，我替许多无声的故事，收获了光环。所以才知道，我的自由，应该要换来更多人的自由；我所幸存，必然要换成更多人的幸存。

陪伴香港社会政治运动

那时香港，自由如大江大海，仿佛取之不尽。因为太理所当然，本地没人多看它几眼。我羡慕这样的「正常」，也深知这里的空气，也是病中人的氧气。多一口便可多一天命，多一天命，便有了许许多多的新可能。于是幸存的工作就是盗火，只想着怎么偷渡一点「自由」，给中国的行动者们。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自由正是这样用的：自由要行使才是自由。是越用越有，越储越无用的。用好每一分的自由，便可以令更多人自由。
在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也从一段听故事、写故事的记者生涯毕业，开始有意识地，做更多「偷渡」自由的行动。
这也是幸存者生涯的后半场，地平线推到了作为一个行动者的媒体人，准星变成逐渐成型的政治立场，它们推着我确立我想要的世界图景，并想要在专业领域更有自觉地采取行动。这后半场，伴随着香港近10年的社会与政治运动。
整个时间段，我的同龄人在中国，完整地经历了一轮科技与经济的起飞与资本的泡沫，最大空间地施展了商业抱负，打开技术想像力，学到最多的新技能，挣了最多的钱；同时，公民社会的浪潮从最高峰跌落到最谷底，先吸引了前仆后继的纯真心灵，又毫不留情地一一践踏了过去。
这就是我们向世界输送的「中国模式」吗？说着说着，竟成了真的。
讲大框架，难免令人心灰的。不过，人每一天的生活，其实与大框架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关系。在生命里画出那些准星和地平线的，是一个一个很具体的人。多数是正面的例子，大地上的燃灯者；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一定不要成为这样的人」的那些人。如何在痛苦与麻木之间画一条线，在深渊里也能活出独立的光芒，抵抗习惯，做一个不逃避，也不要消化痛苦的人呢？大约并没有捷径好走。坚持自己的志业，如果没有，找到它。记得自己的爱，如果很累，练习它。
Matters项目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