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体制用爱国主义规训文艺创作，可以说从《苦恋》和《海外赤子》的不同际遇便可见端倪，并确认了一种持续至今的范式。
2019年1月15日，中国大陆作家白桦（原名陈佑华）去世。放在2018年“大师结伴而去”的背景下，这位“过气人物”的孤独离去，在两岸三地都没有激起太大波澜。同为作家，和身后极尽哀荣的金庸相比，相差更不可以道里计。
然而，倘若时光倒流至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际，金庸虽然在香江为《明报》社评笔耕不辍，苦撑终见变局，但彼时的中国大陆却几乎没有人能读到他的社评。相反，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却仿佛平地惊雷，在中国大陆掀起一场风暴。剧本中的经典问题——“你爱祖国，苦苦留恋祖国，而祖国爱你吗？”成为一个时代振聋发聩的“天问”，由此造就了一代人的政治和社会启蒙。随剧本和电影而来的政治批判，也成为文革之后第一场重大批判运动。
一度身不由己卷入舆论风暴中心的白桦，在和“改革开放”同行40年后，以89岁高龄平静辞世。然而，当年“天问”的意义，却并没有被“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所遮蔽，毋宁说，在这个历史关头，它更加折射出这四十年的微妙之处。
白桦其人，与《苦恋》其剧
凌晨光：“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爱祖国！依恋祖国！尽管我为他走了半辈子的黑路。”
星星：“祖国！祖国！你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祖国怎么样对待你呢？……你爱祖国，苦苦留恋祖国，而祖国爱你吗？”
与同代知识分子命运相似，1949年后每一场政治灾难，白桦似乎都在劫难逃。
1955年5月“胡风反革命集团”遭批判，曾和胡风一起参加过一个作家访问团的白桦，为此被隔离审查了八个月。随着“反胡风” 渐渐过渡为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白桦甚至写好遗书，想一了百了。1957年9月，未曾顾及前车之鉴，白桦又被扣上“右派”帽子，千里迢迢远赴昆明接受批斗，随后开除党籍军籍，逐出文艺界，在上海当钳工3年，后又到绍兴农村劳动改造。1964年，白桦重返军队，任武汉军区创作员。“文革”期间，在武汉又有七年的隔离审查。
1979年，长春电影厂的导演彭宁想以画家黄永玉的身世为蓝本拍一部纪录片，于是请黄的好友白桦写剧本，白写出了《路在他的脚下延伸》，随后又在此基础上改编为《苦恋》。剧本讲述了海归画家凌晨光一生“苦恋”祖国、却被摧残得家破人亡的悲剧。随后，彭宁据此拍出样本《太阳和人》，但从未正式公映过，在引发轩然大波后，至今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束之高阁。
剧情描述了画家凌晨光家境贫寒，青年时与船家女绿娘相爱，后来因逃避追捕出走海外，成为著名画家，后来又与绿娘有情人终成眷属。1949年中共建政，凌晨光夫妇抛弃国外的一切，返回祖国，并在途中生下女儿星星。十年“文革”中，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堕入谷底。生日那天，凌晨光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无法容身，决定和男友出国。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你爱祖国，苦苦留恋祖国，而祖国爱你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他颠沛流离，直到剧终一幕，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了一个硕大的问号，问号上的那个点，就是他已经冷却了的身体。
对《苦恋》的批判：邓胡的不同态度
《苦恋》和《太阳和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巨大共鸣，但对它的批判也随之而来。
由于白桦具有军人身份，因此批判首先是从军队内部开始的。1981年1月，总政文化部领导召开政治部主任座谈会，除了给电影定性外，还对作者做出处理“重新给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白桦戴上右派帽子，双开除，押送还乡，劳动改造”。
同年3月，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军队政治工作，其中涉及《苦恋》。邓小平说：“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由此，《解放军报》和《时代的报告》发起对《苦恋》的批判。4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20日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严厉指责其“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随后，《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等报刊也发表了对《苦恋》的批判文章。（参见徐庆全《<苦恋>风波始末》一文，《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
与此同时，一些媒体如《文艺报》《新观察》却抵制对白桦的批判，甚至主动向白桦约稿，在《新观察》第14期上，刊登了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一文。当总政通知白桦所在的部队武汉军区首先发起对《苦恋》的批判，遭到军区政委李成芳的抵制：如果要武汉军区率先批《苦恋》，先把影片发下来看看，同时下达一份正式文件。
白桦更是获得了青年学生一代的支持。在北京大学，刚刚经历过自由选举的北大学生公开声援白桦，学生会主席张炜组织讨论会，对批评《苦恋》进行反批判，当时用《论言论自由》参与选举的北大学生胡平参加了研讨会，再次强调言论自由。
从《解放军报》和《时代的报告》声势浩大的批判开始后，关于《苦恋》引起的激烈争论，引起了胡耀邦注意。
1981年5月17日，胡耀邦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谈话，主要是关于目前对《苦恋》批判，提醒要了解并考虑知识分子的情绪。胡耀邦谈话后，《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对《苦恋》事件中的种种过“左”的做法，从正面阐述中作了批评。
自批《苦恋》事件开始，《人民日报》一直未表态，所以这篇文章引起外国新闻记者的注意，当日，合众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发出十几条消息，有的说：“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
与此同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几次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人民日报》却坚持不转载，胡乔木将此事汇报给邓小平。
7月17日，邓小平召见了胡乔木、周杨等人，对“自由化泛滥”作了一番严厉的讲话。这篇讲话后经胡乔木整理曾作为文件下达，并题为《对青年一定要注意引导》编入“邓选”。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同时，邓还指令《文艺报》写出高质量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
8月3日，中央召集召开包括中央、地方、军队三方面共三百人参加的“思想战线座谈会”，会上，胡耀邦作了长篇讲话，批评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他在强调“三个必须做好”时，第一个谈到的就是“要把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对白桦同志，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嘛！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个错误倾向。”
8月8日，胡乔木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多次提到《苦恋》，并由《苦恋》对文艺界提出严厉的批评：“象对于《苦恋》这样显然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以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
至此，文艺界基本达成共识：一、《苦恋》应该批判；二、在对待《苦恋》的批判问题上，文艺界领导表现“软弱涣散”。随后召开的“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基本围绕这两点进行，与会者无一例外对《苦恋》提出了批评。参加会议的《新观察》主编戈阳，则对《新观察》14期上发表的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进行检讨。
其后，根据两个座谈会精神，在周扬、张光年、贺敬之等人组织下，由《文艺报》唐因、唐达成执笔，历时三个多月，八易其稿，写出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发表在10月1日第19期《文艺报》上。《人民日报》10月7日全文转载。
1981年12月23日的《解放军报》和1982年1月号的《文艺报》刊登白桦的《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一文，至此，围绕剧本长达两年零三个月的争论和批判结束了。
“两场改革”的注脚
然而，无论对于白桦、还是对当时的中国文艺界来说，事情远远没有结束。白桦所写的每个话剧或剧本，几乎都有与此相似经历。除《苦恋》外，同样完成1979年的话剧《今夜星光灿烂》以及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被认为与前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类似，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存在“修正主义错误”，总政治部领导指令删剪。1983年因为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白桦又受到将近一年的批判。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艺界，白桦并非是个例。导演彭宁被禁，此后不得不远走香港。除对电影剧本《苦恋》批判之外，还有1981年对中篇小说《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和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的批判。1983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对“异化”、“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以及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这些批判与1978年不同的是，虽然邓小平时不时反自由化，但最终没有扩大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对于思想戒律的怀疑、质询越来越激烈，打破思想禁区的冲动更是让1980年代成为一个思想沸腾的年代，而这一切，到了1989年夏天戛然而止。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不少人开始怀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但从邓小平对待《苦恋》的态度来说，这四十年的内在矛盾也昭然若揭。在旅居纽约的学者胡平等人看来，所谓“改革”不是一个，而是两个。1978年开始的改革在“六四”中断，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经济改革，与之前1980年代的并不一样。胡平认为，“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国兴起的改革浪潮，首先是政治的改革，其后才是经济的改革……当时不管是民间，还有共产党内部，出于对文化革命的痛定思痛，对于政治改革，对于自由化，有着非常强烈的要求。所以邓小平在80年代一次又一次发起反自由化运动，但是每一次运动都搞得虎头蛇尾，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在抵制反自由化逆流的共同抗争中，自由化力量民主运动力量愈战愈勇，自由化浪潮和民主运动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八九民运达到高峰。”
作为八十年代改革历史的亲历者，胡平的描述是基本成立的。而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场重大批判运动——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判，正可作为胡平这段描述的一个注脚。
爱国主义规训下的文艺创作
与《苦恋》几乎同一时间，还有一部电影在中国上映，完全不同的主题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这便是由欧凡、邢吉田、万允吉导演、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华侨政策的《海外赤子》。
这部音乐片讲述了一位年轻女歌唱家黄思华，在报考部队文工团过程中，因为华侨家庭背景而受阻。其父黄德琛出生于南洋，因出手救了被外国水手侮辱的女学生林碧云，而与后者相爱并结为夫妇。中共建政后，黄德琛夫妇将儿子思国留给岳父，回到祖国参加国家建设，并在国内生下女儿思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黄德琛被定为“走资派”受迫害。思华也遭株连而难以参加文工团。黄思国从英国留学后回国探亲。黄德琛被逼迫搬进优渥环境以掩人耳目，却被思华揭穿，后者因此被调到打石场接受体力折磨。思国劝妹妹出国，思华却坚定地回答：“我不能离开妈妈——我的祖国！”文革结束后，思华终于登上舞台，绽放艺术生命。
与《太阳和人》无缘放映不同的是，这部电影不仅当年妇孺皆知，其中主题曲《我爱你，中国》更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是最有代表性的“爱国歌曲”之一。
在文革刚结束时，中国人面临身份和国家的双重认同困扰，这个困扰就是白桦借《苦恋》提出的问题——你爱祖国，而祖国爱你吗？这其实是向体制提出一个问题：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在个人热爱祖国的同时，政府需要对个人承担什么样的义务？
而在思想解冻之初，这个体制用另一部电影给国民提供了一个标准答案，这就是《海外赤子》思华眼中的“祖国母亲”。个人无论受尽何种屈辱，也要虽九死而不悔地无条件热爱“祖国母亲”。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体制用爱国主义规训文艺创作，可以说从这两部电影的不同际遇便可见端倪，并确认了一种持续至今的范式。
“我若是真的去了国外……”
在1989年之后，中国文艺界这样的思考与探索在体制内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民间零星的思考，爱国主义已经成为规训文艺创作的唯一范式。
2002年7月，白桦在接受凤凰卫视的访问时说：“我实在不是一个硬要往枪口上撞的勇士，屡屡给我带来厄运的，仅仅是一个良知未泯者的叹息。”
而十多年前，笔者也曾经在上海同白桦交谈，期间问道： “如果可以选择，您会选择《苦恋》中凌晨光的路，还是选择他女儿星星的路？”
白桦苦笑道：“其实我可以选择，不过，我想若是真的去了国外，也会郁闷而死的，像刘宾雁一样……”
2018年7月26日，沙叶新去世；2019年1月15日，白桦去世。世人在悼念他们，但似乎没有注意到，在1981年，他们两人因为各自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和《苦恋》——对体制进行质疑，而受到体制的批判；更没有注意到，在1989年之后，中国文艺界这样的思考与探索在体制内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民间零星的思考，爱国主义已经成为规训文艺创作的唯一范式。如今，在回忆与谈论改革四十年的时候，更是忽略了八十年代中国人曾经试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过的努力与探索，反而将两个改革混为一谈。呜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