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龙华一处城市角落里，游荡着一群90后、00后农民工，他们“干一天玩三天”，一天只吃5块钱的面，沉迷网吧，经常睡大街，十天半月不洗澡、不换衣服。这群“堕落”青年被大家戏称为“三和大神”。“三和”来自于“三和人才市场”——这是三和青年的活动轨迹的中心，他们在这里寻找日结（即每天结算薪水的工作，三和青年喜欢做保安、快递员和工地工人）工作，以获得收入来源。“大神”是一种对他们挑战“人类生存极限”，以极低的收入过日子的调侃。

NHK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让“三和大神”这个名字火爆网络。在纪录片里，大家也许会被他们的消极的工作态度和极低的生活质量震惊。若在网上搜索“三和大神”，我们还能找到许多三和“传奇人物”在都市隐秘角落的传说——比如反叛生活而“阅人无数”的红姐，生活极其艰难却仍然对小狗很好的小黑。

这些传说神化了这群三和青年的遭遇。这群游荡在三和的新一代农民工，原本怀揣着赚钱致富的梦想来到深圳，现实却无情打碎了他们的梦想。他们卖力工作，却只能游走在都市边缘，在一次次遭遇黑中介和黑厂坑蒙拐骗之后，他们滑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渐渐地，这个群体形成了底层社会独特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态度。他们“破罐破摔”，抵制枯燥无味的流水线工作，在三和周边“混吃等死”，乐在其中。在网络自媒体上，三和甚至被渲染成中国最接近“嬉皮士乐园”的地方。这些报道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和对精神乌托邦的需求。

但是，三和真的像自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是一个“黑色桃花源”、“废人村”吗？三和青年为何不再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努力挣钱，却在大城市里“混吃等死”？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成因？在保罗·威利斯的名著《学做工》里，“家伙们”看透了未来没有选择的生存状态，从而衍生出抽烟喝酒、旷课打架等反对学校权威和社会不平等的“反学校文化”。而在“知识改变命运”深入人心的中国，这些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三和青年进城打工，他们却似乎洞察出工厂的“剥削”性质和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从而衍生出“干一天玩三天”、做日结的“反工厂文化”。但迄今为止，学界却还没有对三和青年的“反工厂文化”进行过真正严肃的学术探讨。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长期致力于研究社会分层、社会治理和社会问题。他在一次饭局中得知了三和大神这个群体。于是，他和他的学生林凯玄，在没有科研基金的支持和政府部门帮助的情况下，决定对三和青年展开研究。这项研究非常困难，他们只能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筹集经费。此外，三和青年对研究者的戒备心很强，因为他们害怕让三和之外的人知道他们的窘迫处境。因此，为了观察这个群体，他俩只能采用完全沉浸式的方法去观察和感受他们的日常生活。

对于三和青年这个社会现象，田丰和林凯玄并没有采用某种框架去进行理论解释。他们采用的是基于社会事实的白描研究。三和青年这个群体很复杂，因此研究者非常难用某个理论框架下解释这个现象。田丰和林凯玄还想还原三和青年的真实状况，他们并不像媒体里说得那么极端。此外，中国社会处在转瞬即逝的变革之下，很多社会现象来不及深入研究就消失了。这时候，基于社会事实的白描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抓住社会现象转瞬发光的一刻。

三和青年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为何和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三和青年这种底层社会，跟国外的贫民窟又有什么样的异同？为何三和青年会出现在深圳？为何三和青年过得那么拮据都不回家？为何他们会选择做日结？日结和零工经济又有何不同？三和青年作为弱势群体，他们为何不能团结起来抵制黑中介和黑工厂的盘剥？他们又该如何改善自身处境？中国社会该如何预防三和青年的出现？三和青年还有什么样的出路？三和青年仿佛是一个社会研究的“枢纽”。这项研究把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关键点——职业教育、劳动保障、人口流动、产业升级、城市改造、留守儿童和户籍制度都联系了起来。

这些问题也许很宏大，但是在我们的采访中，我们抓住三和青年这个点，或许就可提纲挈领地对这些大问题有所了解。理解现在是为了更好地规划未来。当中国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先进的制造业慢慢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时，这些毫无技能的三和青年，又该怎么办呢？在回望这项研究时，田丰说，“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人。如果下一代农民工还跟他们一样，那下一代农民工只会被时代抛弃得更快。”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预防三和青年现象的出现？

NHK《三和人才市场》纪录片剧照

1 三和不可能成为贫民窟

新京报：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你说随着你们对三和逐步深入地了解，发现网络上有关三和大神的信息并不准确。有一些观察结果只能通过在三和深入生活相当久才能获得。据你观察，网络上看待三和青年的刻板印象是怎么样的？你们发现网上有关三和青年的信息有哪些是不准确的？你们调研的视角跟网上看待三和青年的视角有什么不同之处？

田丰：最初，有关三和青年的网络媒体报道都是非常极端的案例。比如说，网络媒体喜欢渲染红姐和小黑这种“传奇人物”。它们还会报道三和青年是如何靠吃垃圾桶里的剩饭维生的。其实，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三和青年是一个规模很庞大的群体，网络媒体所报道的这些案例和人物，并不能完全代表三和青年的生存状态。

由于三和青年人数庞大，他们的生活存在着很多种状态。许多三和青年的日常生活还是相对正常的。整天挨饿、天天睡大街和等着别人赏饭等生活状态的确存在，但这都是他们在面临财务压力下的一种暂时状态。长期靠捡垃圾桶里面的食物维生是不现实的。

此外，据我们的调研发现，三和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在我们所调研的区域里，像红姐这样的性工作者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整治，三和区域已经没有卖淫嫖娼的现象了。

三和人才市场，三和青年活动轨迹的中心

我们的调研和媒体的报道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媒体倾向于从极端案例和极端视角出发；我们则从群体性的视角出发，去观察三和青年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如何被媒体报道出去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多次提到，三和是中国所能观察到的最接近美国黑人社区和巴西贫民窟的底层社会，但三和并不是一个贫民窟，充其量只能算是贫民窟的雏形。你能给大家介绍下，三和为什么并非贫民窟？

田丰：我们都知道，巴西和南非之所以能产生贫民窟，是因为他们土地使用制度的问题——贫民在占领了一块土地后，政府很难把他们清理出去。但中国完全不一样。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三和不可能成为贫民窟，其中最大的制度性因素就是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并且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也在不断地提升，肯定会进行有效治理的。

除此之外，国外大部分贫民窟都形成了经济自循环。比如，巴西贫民窟里有许多贩毒集团或其他暴力团伙。这些团伙能养活整个贫民窟。这些都是贫民窟赖以生存的核心条件之一。三和并没有产生典型的“团伙”。

在三和，每一个人更多地是以一个个体存在。这些个体对外部社会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这跟贫民窟较为独立、对外依赖程度低很不一样。在贫民窟里，贫民甚至都不需要就业，而三和青年必须要去做日结才能活下来。三和社区里的经济根本自循环不起来。

而且，贫民窟是家庭化的——在有了家庭之后，贫民们才能够一代代在贫民窟里存续下来。三和青年却是在不断流转的。有些人在三和当了一段时间“大神”，就会选择离开三和，改变自己的生活。这跟贫民窟居民的定居生活完全不一样。

2

为何三和青年会出现在深圳，

而不是在北上广等其他大城市？

新京报：早在多年前，深圳就提出了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发展路径，但如今深圳仍然有大量农民工居留，即使这些农民工并不一定能完全融入城市，但深圳有足够的城市包容性让他们得以生存。你觉得深圳的城市包容性体现在哪里？为何三和青年的现象会出现在深圳，而不是在北上广或其他大城市？深圳有什么特殊性吗？ 

田丰：跟北上广等其他大城市相比，深圳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座完全由流动人口建立的城市。深圳的本地人只占总人口1%左右——改革开放前宝安县的人口只有二十多万，而如今深圳的人口实际上已经超过两千万。北京和上海都有一座核心老城，但深圳基本没有老城。这使得深圳不具备很强的排斥性。即便是如今拿到深圳户口的人，大多数都是从外地移民来的。深圳早期的管理者大部分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去的，他们不觉得深圳必须得清除外来人口，因为深圳就是靠着外来人口发展起来的。

北京的经济依赖政府和总部经济，上海的经济依靠大国企，而深圳的经济从一开始就依赖民营企业。早期去深圳的人都是去打工的，所有人都很穷，大家并不会因为穷而互相排斥。

另外，深圳和其他大城市在管理体制有区别。深圳许多地区都有着很强的自治能力和传统。比如，早期深圳的发展过程是比较无序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工业园。一般来说，北京和上海的工业园只建到区县级，乡镇很少会设立自己的工业园。但深圳的许多工业园都建到了村级。深圳的基层行政单位有着很强的自治能力，上级管理者也会通过他们的自治来实现间接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三和也是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地方，外界管理的程度并没那么高，这也是三和青年现象能够形成的条件之一。

此外，北京、上海和深圳的用工需求并不一样。北京的许多工地很少会临时雇工。一般雇佣的临时工都是装修工之类的，取向跟深圳大为不同。北京就不会出现三和青年的用工工种。

当然，深圳温和宜人的气候也非常关键。三和青年假如想在北京睡大街，那冬天很可能会被冻死。上海冬天也很冷。在气候上，深圳非常适合三和青年的生存。

新京报：三和青年住在城中村里，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里说城中村就是“落脚城市”，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跳板。它体现了城市包容性和社会阶层弹性的有机统一，是城市活力的来源之一。城中村也是租金洼地，是很多“深漂”落脚的第一站。但三和青年却沉溺于社会底层和城市边缘，城中村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像道格·桑德斯所说的“跳板”那样。如今，深圳许多城中村正在改造，大资本正在进入城中村。这或许会使得城中村士绅化、中产化，租金可能会升高。你怎么看待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你觉得如何在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过程中，还能保持城市的包容性呢？ 

田丰：深圳的城中村改造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近期要改造的白石洲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深圳城中村改造的难度非常大。早年，城中村里是有投票权的，若是区长想改造城中村，没准还能把区长投下去。

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我们要看排外性是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的。以行政命令或法律法规来排斥外来人口在当下中国并不太容易发生。总体上来说，相对于其他地方，深圳还是具有比较强的包容性的。只不过，我们要知道，许多外来人口在城市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卖早点、打扫卫生等，这些都是一座城市所必需的。

近年来，深圳已经少了很多农民工了。人是依附于自己生活的手段的，因此当他们依赖的产业被移走了后，他们也就跟着离开深圳了，许多农民工跟着搬到了东莞和惠州。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惠州或东莞会出现另一个三和。

新京报：如今很多大城市出台的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都针对高端人口，罕有针对农民工的，你在书里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已经错失了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佳时机，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被牺牲的地位。如何才能从社会融入的角度给三和青年一条出路？让农民工有机会融入工厂，也有机会融入城市生活？

田丰：让他们融入城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他们进行就地培训，现在深圳有些工厂还是需要就地培训的。

提高三和青年的收入待遇是最好的方法，这让他们起码对生活有个期望。现在三和青年的问题就是他们对生活没有期望，破罐破摔。他们想象当中的期望值是他们的能力远远达不到的。这就好像学习差的学生去考试，看了一眼卷子就知道自己会不及格，那这些差生为啥还花那么多时间认真答卷子呢？

3 三和青年为何与老一代农民工如此不同？

新京报：为何老一代农民工并没有产生这样的大城市底层社会，而在九零后和零零后农民工中，却产生了三和青年这样的城市底层社会，并形成聚集效应？ 

田丰：老一代农民工进城之后就玩命挣钱，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挣钱养家。老一代农民工所做的选择是基于家庭理性的选择，他必须为家庭付出很多东西。他们进城打工的目标是赚钱回家盖房子、供孩子上学和给儿子娶媳妇。因此，老一代农民工没有形成像三和青年那样的底层社会，他们并不想在底层停留很长时间，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往上爬。

新一代农民工的家庭压力比老一代农民工小了很多，他们做选择的逻辑是基于个人理性。如果他们能够留在城市，他们就愿意在城市的底层社会里长期待下去。他们跟父辈所感受到的压力完全不同。

老一代农民工周而复始地要往回跑——他们过年要带钱回家补贴家用。在改革开放早期，要是一个村里有一家有人出去打工，而另一家没有，有人出去打工的那家人的日子会好过很多。

而且，老一代农民工的忍耐能力比较强。他们可以忍受超时工作或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现在，新一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的要求比以前高，他们甚至会要求工厂里要有Wi-Fi、宿舍要有独立的房间、工作包伙食等。这就是代际之间的差异。

老一代农民工经过努力，他们发现真的能够明显改善生活。他们真的能赚钱，然后在村里建房、供孩子读书。新一代农民工就没有这种感受，他们到城市之后，很想融入城市，过得跟城里人一样——坐在屋里吹着空调挣钱。

若这些三和青年回到家结婚稳定下来了，他们再出来打工的概率就很小了。随着深圳等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内地搬迁，他们可能会在周边地区找工作。这几年来，跨省流动人口在持续下降。比如，原本重庆人口流出的比例很高，现在随着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搬到重庆，重庆人都不出来了。如今，重庆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地，重庆周边地区的人都去重庆打工。

新京报：新一代农民工面临与上一代农民工同样的困境，他们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由于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三和青年“混吃等死”，坚决不接受中介盘剥，选择日结。这些手段是作为弱者的三和青年反抗的武器。据你观察，他们跟老一代农民工在自我保护上有什么异同？

田丰：农民工在自我保护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在2008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特别重视农民工的保护问题。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个倾向又调整回来了。农民工保护自己的方法并不多。当然，近年来有些企业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他们会开始给流水线加一些防护措施。

农民工保护自己合理合法获得报酬的权利意识一直比较差。农民工的薪资水平是很低的，资方盘剥得很厉害。比方说，某企业要组装钥匙扣，老板会先叫十个熟练工来组装钥匙扣，看看一天能装多少，然后再倒过来推算装一个钥匙扣的利润。而农民工的薪酬正好卡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有些人说，不该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因为这导致许多工厂给工人就按照最低工资来发，这实际上损害了工人的利益。这当然也有道理。

因此，与老一代农民工忍气吞声赚钱的目标不一样，新一代农民工为了抵制工厂，就选择不进厂打工。这是他们反抗的方式。

新京报：你在书里写到，他们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会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冷静而麻木，习以为常地凑热闹、起哄。你觉得三和青年如何能够更好地改善目前处境呢？

田丰：首先，三和青年都知道大家的话语权很小，他们缺乏一个拥有话语权的领导去将他们组织起来。三和青年的利益诉求并不一样。虽然他们都想抵制进厂，这是他们最大的共同利益诉求。但实际上，这些利益分散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不同的。包工头有包工头的利益，打工者有打工者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诉求很难集中到某一个具体的对象或单位之中。我在书里写了一个案例，很多三和青年会抵制某些人力公司，这是因为他们抵制的目标很明确。如此，他们才能实现团结。

其次，三和青年本身确实没有强烈的意识。实际上，许多日结工作对打工者的伤害很大，打工者并没有任何保障。我在书里写了一个去搅拌水泥的三和青年，他的腿都被水泥腐蚀了，他还得自己花钱买药。若他意识强，他可能就会去投诉。但是，很多三和青年并不会这样做。

总体上来看，这些工人争取自身处境改善的路径并不通畅。比如，三和青年在工厂里被欺骗，他们最多骂下老板。老板想赔多少全看心情。三和已经形成了这种文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一个共同主体和目标。在东莞，有一段时间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呼吁，但这些呼吁都是以工厂为单位的。这种目标很明确。工人知道要跟谁谈。三和青年非常个体化，很难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

4

西方流行的零工经济

与三和青年的日结有何异同？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日结为何会成为三和人力市场参与各方博弈的利益平衡点。日结是各方获取预期收益的规则设计，也是各方破坏规则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但这会埋下信任缺失的隐患。这种缺失反过来更强化了日结这种用工形式的存在。西方许多国家薪水是按周结的，甚至会按日结。你觉得三和青年的这种日结和西方国家周结或日结有什么不同吗？

田丰：西方国家的周结是基于合同的，雇主和雇员之间有着稳定的契约关系。三和青年所拥有的是口头的契约关系。这个口头的契约关系其实是可以不遵守的，他们也没办法打官司。这种用工形式是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在里面的。三和青年依附于能提供日结的这些公司。一旦出了什么事情，这些人力公司就会推诿责任。

新京报：三和青年这种用工形式也让我想起了现在西方流行的零工经济。许多西方人也批判零工经济由于外包、不存在工会，劳动者被剥削得很厉害。你觉得三和青年的这种就业形态和零工经济有何区别？该如何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

田丰：我最近写了一篇与零工经济有关的论文。零工经济是一种脆弱就业，这是联合国所使用的词汇。零工经济缺乏长期固定的劳动合同。它分成几种类型，其中包括高级的和低级的零工经济。其实，无论高级的还是低级的零工经济，这种临时性的就业关系，对做零工的人长期的健康和生活预期都是很不利的。

三和青年的用工形式跟零工经济差不多，但是两者之间的效益和效果是不太一样的。西方的零工经济在诞生的早期，是因为社会需要自由职业者。这些自由职业者自身并不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劳动合同。而在中国，三和青年和雇主之间本可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却不去形成这样的关系。

此外，西方的自由职业者这样做的初衷是想要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这样做能提高自由职业者创作的自由度。在三和青年这里，日结这种方式并不能提高生产效率，因为雇主和雇员之间没有什么信任关系，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合作关系。雇员也会想方设法地偷懒。

5 “混吃等死”是无奈的反抗

新京报：你觉得三和青年的这种反抗，以及廉价劳动力的减少，会带来好转吗？

田丰：我觉得并不会有什么好转。一方面，劳动力在减少，另一方面，中国工业的自动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唯一有所改变的可能是农民工的谈判权提高了。但这也是有限度的。比如，我记得在15年前，很多工厂只要18-23岁的女工。到现在，流水线上都是30多岁的男女工人了。我以前去深圳调研的时候，那时流水线上的女工特别勤快，现在工人的工作效率就变慢了。当然，许多工厂对农民工的工资设置依然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

新京报：书里面提到一位眼镜哥，他来三和寻找人生乐园。其实，三和这种亚文化给人有一点嬉皮士乐园的感觉，包容着许多不被主流群体欢迎的各种行为、态度和人群。这让我想起了许多网络流行亚文化，比如丧文化，还有“打工是不可能的”网红“窃·格瓦拉”。三和似乎成了媒体上一个有着黑色桃花源意味的“废人村”，并以这个形象火爆网络。你怎么看待这种亚文化现象？ 

田丰：我现在还不敢说三和青年形成了一种亚文化。三和青年最大的特点是“混吃等死”加上“不劳而获”。三和青年的目标不是赚钱，是能够跟城市人一样平等地活着。他们有这方面的期望，但是在当下的深圳，他们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深圳已经“腾笼换鸟”很多年了，很多老民营企业已经搬了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三和青年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这是一种近乎无奈的选择。假如他们形成了亚文化，这种亚文化也是在深圳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三和青年的亚文化的关键点在于，他们都采用一种低消费水平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们互相之间没有羞耻感和压力。这些九零后和零零后农民工还想获得其他人的尊重。此外，他们都更崇尚工作过程中的自由。很多人忍受不了流水线，就去做快递小哥了。

新京报：这种亚文化现象还让我想起了一些比较先锋反叛的艺术家所组成的聚落，比如“废人俱乐部”，占屋夺取市民对城市的自主权等，带有行为艺术性质的一些反抗资本主义、“混吃等死”的行为。但我觉得三和青年跟这些观念性很强的艺术家或左翼知识分子不一样。三和青年看起来像主动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还乐在其中，但他们又挺被动的。他们其实并不想“挂逼”。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田丰：三和青年其实处在一个被迫的状态里。他们一开始来三和是想打工赚钱。不过，他们后来发现赚钱太累，也赚不到什么钱，就干脆“混吃等死”。人的惰性很强的。三和青年天天泡在网吧里，一天十几块能睡一天。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很容易不想去打工。终于有一天，他们可能觉醒了，决定不继续混日子。他们就会想办法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当然，他们可能好好干了一两个月工作，挣了两三千块钱，就决定再“混吃等死”一个月。他们会有这种周而复始的状态。

6

当社会越来越不需要廉价劳动力，

以三和青年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该怎么办？

新京报：三和青年为何不选择回家？三和青年逃避家庭责任和社会关系，也没法建立互相信任和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田丰：三和青年为何逃避家庭关系？因为很多三和青年曾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对家的概念本身就很淡薄。另一方面，他们有意识地躲避家里的压力。他们出来打工，使得父母对他们抱有期待——能赚点钱回来。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赚到。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在家乡犯了事跑出来的，还有人是跟家里闹矛盾而不回家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这个社会也越来越不需要廉价劳动力，农村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注定要成为时代进步被抛弃的零部件。你对三和青年的未来悲观么？这些被抛弃的“零部件”，他们该何去何从？

田丰：最早出来打工的那一批人，现在基本上都快六十多岁了。他们在打工的时候赚了一点钱，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社会的发展肯定会不断地使某一部分人被抛弃。这种现象全球都有，美国铁锈带的那批工人也被抛弃了。我确实挺悲观的，这问题是无解的。这不是说我们将既有的教育系统或职业教育系统以及社会保障系统改革好，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人。如果下一代农民工还跟他们一样，那下一代农民工只会被时代抛弃得更快。

7

职业教育该如何改革，

才能预防三和青年现象的出现？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中国的农民工职业化严重滞后，这也是三和青年的成因之一。其实，政府针对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也很多，但收效甚微。你觉得这个问题是怎么形成的？农村出身的青年成为三和青年，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体现。我们的产业升级了，职业教育却滞后了。你觉得职业教育该如何改革，才能预防出现三和青年问题？

田丰：如今，中国最缺有效的职业培训。的确，政府有一套职业培训体系。民政部、人社部和农业农村部，各部门都有职业培训体系。但是这些职业培训体系到了基层之后，往往流于形式。

县城里的职业学校专门承接各种培训项目，但这种培训项目十分低效。农民工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在职业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企业又不想承担职业培训的职责，因为培训是有成本的。大部分企业就想把这些工人当成机器的零件一样直接拿来用。这使得许多农民工都是以无技能状态进入到工作中，一边干一边学。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国家工业化之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工业提供合格的人才。然而，我们大量的农村孩子在初中毕业后就直接到城市找工作了。

我们做过调研，在职业学校里，八成以上学生都来自农村。很多职业学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是因为他们的专业和工作岗位并不对口，学的东西滞后于时代。比如，为何在职业学校里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出来找不到工作？因为这个专业基本只教你打字。此外，职业学校里面的师资很差，老师工资也很低。在高校扩招的时候，稍微好一点的老师都被更优质的学校招走了，留给职业学校的师资是有限的。

举个例子，假如你想毕业后做图书封面设计，但职业学校不教。若你想学习封面设计，你必须花钱上Adobe软件的培训班，然后继续在工作中慢慢学。而这样的培训班才是农民工真正需要的东西。此外，现在工厂里的许多机床已经是数字机床了，但是如今许多职业学校里还在教手动机床。职业学校所教的内容跟不上科技进步。

当然，有些好的职业学校里的专业是跟企业合作的。比如，电焊专业是非常好的专业，因为中国急缺中级以上的电焊工。电焊工毕业后很好找工作。在一些职业学校里，学生只要学了两年电焊，就可以到企业里去实习，这样的职业教育才能跟业界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