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火了,倒不是因为它比前两季好笑,而是因为为数不多的女选手讲了一些女性视角的段子,让女观众很解气。是的,解气,而不是好笑,但这已经很珍贵了。如果他们讲得要是真的太“好笑”,这节目就活不下去了。这正是国内脱口秀的尴尬之处。
国内现在的脱口秀,其实是一个误会。国内所谓的脱口秀,都是一个人站在台上表演喜剧的形式,应该叫Stand-up comedy,即单口喜剧,而不是“脱口秀”。脱口秀并不是“脱口而出的段子秀”,而是talk show——谈话节目,比如奥普拉的节目。不过,为了符合大家的习惯,我们还是且将国内的这些单口喜剧称为脱口秀吧。
从发展历程来看,脱口秀进入中国,也遵循着所有西方大众文化东进的规律。脱口秀从诞生之初,就深深嵌入于社会文化之中,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英国,喜剧演员在酒吧里表演,大家喝得微醺,演员也不用那么绅士,以刻薄的方式讲自己的有趣故事、以及对于政治和社会议题的见解。这种松弛好玩的表演很快病毒式传播。后来传入美国,代表人物就是马克吐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适逢香港娱乐黄金时代,脱口秀被引入香港;九十年代,正是中国台湾解严、社会转型时期,脱口秀被引入台湾。在那些风起云涌的时代,遍地都是题材,无论是香港的黄子华,还是台湾的猪哥亮,都是在针砭时弊、呈现社会百态中展露才华。可以说,政治性和公共性是单口喜剧的天然内涵。在本世纪初,脱口秀渐渐进入中国大陆,到2010年左右,诞生了《今晚80后脱口秀》等综艺节目,再后来就是《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脱口秀演员越来越红,脱口秀综艺越来越多,脱口秀自然而然也就“本土化”了。我算是这个过程某种意义上的见证者,一切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那时,我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还不阔绰,娱乐活动不多,所幸住在二环边,距离不少平价演艺场所很近,其中一个知名单口喜剧场子就在我家马路对面的一个胡同里,几乎每周都有两场,大多数时候50元一张票,开放麦(新人试练专场)的时候由于车祸现场频发,还免费。那是个街道办文化中心提供的小空间,满座也就百来人,用脚指头算算也知道,在北京,他们很难靠脱口秀生存下去。于是,他们的窘迫生活,往往就成为他们的创作灵感,他们在自嘲自黑中恶毒,也在自暴自弃中阴暗,观众的笑声也充满恶毒而阴暗的痛快。著名喜剧演员威尔.法瑞尔说:“单口喜剧是辛苦、孤独而恶毒的”。形容那时的他们刚刚好。
这种恶毒有强烈的传播性。我第一次去看他们演出那天,穿着休闲西装和靴子,戴着宽檐帽,像宋庄街头的落魄艺术家,一进去就被摁到第一排。我不知道,那是他们的“行规”:第一排观众都会被演员们互(tiao)动(xi)。
第一个上来的演员看着我,问:你是搞艺术的吗?
我说:我是你们同行。
他说:怪不得单身。
我不是最惨的,我旁边的一个女孩被调戏了一晚上,倒不是因为她是个美女,而是因为她旁边恰好有个单身男青年,他们把“你俩凑合一下”的梗用了数十种姿势玩到整场表演结束。
男人的性苦闷和女性的单身问题是国内脱口秀长盛不衰的题材,因为具有冒犯性,却又不容易触及政治敏感,有着广阔的恶毒空间。那个现在红出圈的女演员,有个习惯性动作:每讲完一句话总是缩着脖子看着大家,生怕不好笑。当年她就是这样的,而且当年也确实不好笑,但她的特长是靠着恶趣味和油腻,让人迅速记住她。她像个勇往直前的女流氓,讲述着生猛凌厉的屎尿屁:在拥挤的地铁上揩身旁陌生男子的油:“小伙子,我的卵子活性很强哦”;她还学男生站着撒尿,并顶起胯部冲着观众来回“嘘”……还有一个女演员稍微“优雅”一点,只是在台上重现自己做妇科检查的场景。她更符合我对女性视角喜剧的想象,大概因为她主业是律师,节奏感和逻辑性非常优秀,可惜也大概正因如此,她没有上节目。可是大多数时候,两性的话题在脱口秀中,大概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男人讽刺女人拜金、追星、无理取闹,女人则控诉男人不解风情、直男癌、自以为是,而男女的共同交集就是贫困和单身。
除了婆婆妈妈的生活琐碎和两性控诉,他们偶尔也有冒犯红线的时候,在我印象中,有且只有一次。
那个男演员讲了个这样的段子:
“曾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对我提意见:你们敢讲点与时俱进的吗?
我看着那个干部,问:我讲了你敢笑吗?
干部:怎么不敢?
我说:比如,我讲了,要是不好笑,我下不来台。要是好笑,回头你一回味,说“哈哈哈那个反腐倡廉最搞笑”……卒。”
那一场表演,是我笑得最开心的一次。现在那个演员也火了,还走到了决赛,却再也没有“与时俱进”过。
但渐渐的,我很少再去看现场了。除了笑果乏味和越来越收缩的素材边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每个人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重复讲老段子。他们的调戏对象,依然是第一排面善好欺的单身狗;那个男演员永远在讲停电,只不过家越搬越远;那个女演员永远在对着观众顶起跨部“嘘”尿;……屎尿屁不要紧,不好笑也不重要,我困惑的是,仿佛经过这个街道办提供的小场子的锤炼,他们已经获得了终生成就,再不需要新的思考和创作了,而他们也仿佛相信,前来观看的观众口味独特并且要求颇低,能被同样的梗逗乐一万次,不值得花心思取悦。好像以廉价的创作和拙劣的技艺,就能赢得连绵不绝的喝彩。这对于同为创作者的我来说,是非常痛心的。此外,毕竟我也窘迫,在大多数时候,窘迫者的互相厌弃远大于互相同情。50块钱啊,我可以花到更好的地方,可以多买几袋螺蛳粉做宵夜,或者在视频网站充VIP,可以看到海量的国外单口喜剧。
我真的看了很多国外单口喜剧,然后更愤怒了。
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美国大概遍地都有政治正确的红线,你可以骂总统,但不能取笑有色人种,不能性别歧视……可是在脱口秀里,这些红线反而成为创作核心,什么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政治问题……随手拈来,自由冒犯,往往因为发人深省的思考和成熟到位的演绎,而引发广泛的共鸣。在国外的脱口秀中,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卫生巾一直被收很高的税,原来男人的肾结石等于痛经,原来怀孕造成子宫脱垂的人这么多,而且这些关怀女性的段子还有不少是男演员讲出来的,幽默且伤悲。他们让我知道,其实恶趣味和屎尿屁也不一定是低级的表演,关键是最终抵达什么样的思考。我特别欣赏一位表演者黄阿丽,她是越裔美国人,天生拥有种族问题、移民问题、性别问题的题材优势,可她要是来我们的综艺,恐怕得从头到尾“哔哔哔”,你还以为她在表演B-box,因为她的脱口秀以肆无忌惮的屎尿屁著称(做母亲本来就是屎尿屁啊)。可她总是能适时抛出高级的总结——生活的残酷本相,世界的荒诞,以及自由与爱。
当然,在中国当前的言论机制下,冒犯即自杀,创作只能内卷化,只能自我消耗,能冒犯的只有自己,以及自己的爱人和家人。于是国内脱口秀的主题就是:直男屌丝大战无脑怨妇;父母皆祸害VS巨婴我快乐;这个社会真特么的消音消音消音……可就这么点创作题材,稍有一点花心思的抖机灵,仍然在原创水平低下的国内综艺界赢得满堂掌声。
三年前我看的小场子里的演员们,如今都上了综艺,粉丝也很多了。在残酷的赛制下,他们的段子终于不再重复,但也不再野蛮生长。那个女演员不再挺起胯部嘘嘘,却只因讲了一个无比温柔的吐槽,就赢得全网欢呼“快看,快看,他们终于冒犯男人了!”那个“停电男”估计也已经搬回了四环内;而那个曾经拒绝“与时俱进”的演员,开始小心并刻薄地讲述人生的琐碎,每次有一丁点越线,还会被消音。他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蹿红了。经过《今晚80后脱口秀》《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这些综艺的努力,脱口秀终于逐渐有了大众认知度,中国的脱口秀演员们也走出去,开始准备全国、甚至全球巡演了。他们“成功”了,这是实用主义的成功。
最近看见评论者说:中国的脱口秀要发展起来,需要1000个李诞这样的行业领军人物。也有人说:其实,只要少一个XX局就行了,可不知道李诞能不能活到那一天。我想李诞并不担心,据说这个曾经的文学理想青年并不喜欢脱口秀,因为他自己也知道,那离严肃文学太远,或者说,离严肃的思想太远,不过,离挣钱很近。只要不油腻,也不要太真诚,更不要得罪观众,便能活得很好。创作者们似乎都心照不宣:脱口秀在中国,不过是这个碎片化时代爆红和赚钱的捷径,是实用主义的载体,它不负责传达价值,更不需要像国外脱口秀那样具备政治和公共性。OK,散了吧。
可是,政治和公共性并不会放过他们。就在他们借着节目大火的东风,队伍壮大、酬劳翻倍、演出排满的时候,疫情来了,国内外演出全部取消。他们一直逃避谈论的宏大政治命题,这回一举将他们打回原形。而他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实用主义,也成了拆散他们的推手:公司跟大牌演员因为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闹上公堂,上了热搜,解约得很难看。他们自我保护和隔绝的自黑、自弃、佛系和丧,也终于保护不了自己的灵魂——脱口秀冠军吸毒了,永久退圈。于是,今年他们不得不更加卖命地、小心地演出,人人都谨慎且焦虑,因为他们几乎只有这一个渠道可以挣钱了。喜剧的内核,全是悲剧。出来混,终究要还。他们依然辛苦、孤独,但是不再恶毒,甚至也不再赚钱。
那么,在铁幕之下,真的不能开出喜剧之花吗?我特别喜欢一部电影叫《笑之大学》,讲的是日本二战时期剧本审查员与喜剧编剧之间较量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七天的时间里,每天审查员的恶意刁难都层层升级,而编剧在见招拆招努力应对的同时却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精彩喜剧剧本。连一向厌恶喜剧、希望喜剧从地球上消失的审查员都迷失了初衷,渐渐陶醉在编剧的搞笑故事中,甚至帮助编剧修改剧本,使剧本的搞笑程度达到新的高峰。
这部片子很容易击中这个时代的中国创作者,至少我看完之后如鲠在喉。创作人是否真诚,近了说是保持创作的生命力和初心,远点说是在乱世中给人短暂的精神安慰,再往深了说是保持一个民族思考的活力和生活的希望。如果在至暗时刻,人人都在泥沼中挣扎,却仍有人仰望星空,以满腔的热忱,为苦难中的大众创造笑、美与善,你难道还不肯相信自由的生命终究会冲破牢笼,战胜时间吗?你难道仍然不觉得人间还值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