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光

 

一次闲谈中，一位学新闻传播的00后小友，和我聊起在当今的中文互联网世界里甄别信息的困难。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每天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与情绪，每个人的表达都带有立场与政治偏向。要从大量的信息中排除各种干扰，获得一个客观的判断真的太难了。她举了一个例子：“在微博上看到一段我认同的话，我还要先反复鉴别这个博主的立场有没有歪，到底是不是‘公知’，‘公知’说的一部分能不能听。”

说实话一个00后对“公知”有这样的看法并不让我意外，尽管这与我在大学时代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认知大相径庭。我很好奇在00后的眼中，“公知”究竟代表着什么。于是我们有了下面这番对话（C计划编辑刊发时有删减，编者注）：

 

oo后（安琪）

 

公知出现在我的世界的时候，好像已然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好像并不是用“公知”原本的评判标准去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而是别人告诉我xxx们是公知，我再揣摩总结他们的共同点。这也是至今都让我疑惑的一个名词，因为有些“公知”的有些话，我是认同的。但“公知”，又是不该被认同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意识上的偏差。

我对“公知”的认识非常浅显，一些只制造问题、提出问题但不解决的人；暗暗输出他国强，言必谈民主的人，鼓吹民主自由的人。

我的痛苦或许也来源于，有时候疑惑，提问题不对吗？我们不能提问题吗？当我们还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提出问题了吗？说是慎言，我感觉我更像是害怕说话，害怕发言，我怕自己的不成熟，也怕自己的草率。单单看半年前的我，就已经发生了太多想法的转变，我在不停推翻我过去的各种想法的同时，能表达当下我的看法吗，这个可能以后都会被我自己推翻的看法。说实话，我是不敢的。家里人一直让我不要激进，也不要口无遮拦。

/ Photo: Kia Kortelainen /

我好像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沉默了，不是觉得我不再看到问题，而是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不成熟，没有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容易被他人的看法影响和左右。

想要获取可靠的观点很难，之前很喜欢看一家港媒，但肉眼可见地他们的立场也渐渐偏移，能翻墙出来下载app说几句“正话”的人少之又少。可有一瞬间我又想问，这是不是他们眼里真实的中国？每一个人眼里的中国都是真实的啊，我所在的简体中文世界，我所认为的评论基调，难道不也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立场吗？这个问题我后来想明白了，爱国主义是最好的答案。那那些不关乎国家主权的问题呢？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听去看呢？

打了好多字突然忘了最开始想要说什么。再回过头看您问我在痛苦什么，可能疫情那时我痛苦于信息爆炸但无能为力，现在痛苦于自我成长的缓慢，想要输出观点但积累不够吧。

/ Nicole Xu for NPR /

80后（我）

 

谢谢你如此认真的回复。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正在跟你经历相似的痛苦，但我能够感受到，我和在你所谓的“立场”些许不同，但我还是很高兴，有人和自己一样在感受痛苦，只要我们还没有麻木，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我们可能恰好是“公知”污名化前后的两代人，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可能确实会有很大差别。但我想，我们在对待一个人的观点时，应该首先看的是他所基于的事实是否成立，以及由事实到观点之间的逻辑是否成立，而不是因为任何一个标签，所以他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或一定是错的。是不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眼里的中国才是真实的中国，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更完整的呈现所谓“真实的中国”，所以李文亮才会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可能担不起“伟大”两个字，但是在这样一个让人压抑的环境下，他能够公开表达这个常识，已经足够勇敢。可悲可叹的是，似乎很多人连这个常识都不认同。

/ Illustration Works: Corbis /

当我看到你使用“简体中文世界”这个表述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受是非常复杂的。作为一名曾经在媒体工作过八年的中国记者，我深知你所谓的“评论基调”是如何在过去的多年里被一步步“塑造”的。我常常怀疑，我们还能在今天的“简体中文世界”获得真实的公众舆论吗？每每想到这个问题，就无比难过。

你提到关于“爱国”的底线问题，让我想起方方日记带来的争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方方日记，也不知道你对方方的态度是什么。曾经，我的父母也和我一起通过方方日记了解武汉的另一个侧面，但当他们知道方方日记即将在海外出版的时候，他们的“立场”一下子转变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种“给外国人递刀子”的行为。“爱国”似乎成了这里的分野，但我痛苦的是，我明明也自认为是一个爱国者啊，为什么我们“爱国”的方式会如此不同？为什么你的方式才是对的，我的就是错的？

方方后来给那些“中学生”回信说，“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这一句真是触动我的内心深处。是啊，当年的我，也是那种“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看到了革命烈士抛头颅撒热血”的学生，也是那种写出《中国人，争口气啊》然后被老师当成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的学生，也是那种为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而气愤不已的学生，今天，我也依然认为是爱国的，只不过，我自认为是更加理性的爱国，而这其中，就有那些“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影响。请允许我在这里使用全称，以表达我对他们作为个体的尊重。不管我们是否认同他们的观点，若干年前，他们至少还有言说的空间，让这个社会不只有一种声音，而今天呢？所以每当我想到方方说的，“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我就难免会多想一层——未来的你们，还会成为今天的我们吗？

/ Harry Haysom for FT /

如果你们能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听到不同的声音，未来的你们是否会成为今天的我们，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你们最终成为什么样子，我都替你们高兴。我难过的是，我们的社会，已经越来越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未来的你们，或许已经根本没有机会成为今天的我们了，你们也不理解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的社会只会越来越对立、割裂。

回到你最初的疑问，如果所有的表达都必须以解决问题为前提，只要不是在解决问题就是在制造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又有什么意义呢？还是那句常识：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如果可能，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不管这些想法是在制造问题还是在解决问题，只要我们还能表达，我们就还有和解的可能。

不要变得麻木，不要停止思考。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