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伟程
来源：立场新闻
有份制作港台《铿锵集》7.21 专题报道的编导蔡玉玲11月3日被捕，被指因在节目中运用查阅车牌所得资料，涉嫌作出虚假陈述。事件除令公众续关注 7.21 事件，亦有揣测指，政府有意“没收”传媒在侦查报道中的各项工具。立场新闻整理发现，近年多个公开资料登记册的查阅要求被收紧，当中出生及死亡登记、婚姻登记，传媒已经无法再查阅。有现职侦查记者（大陆称调查记者）指，一些过往“好爆”的侦查报道（大陆称调查报道），可能成为绝响；亦有新闻系讲师坦言，香港记者未来“要有喺大陆做嘢嘅心态”，事事小心，避免被当权者借题发挥。
蔡玉玲因查册车牌时涉及虚假陈述被捕，是首名因查册被捕的新闻工作者。现时查阅车牌必须声明用途，三项用途分别为“进行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及“其他有关交通运输事宜”，没有与学术研究或新闻报道有关的选项。翻阅资料，车辆登记的查册申请表在去年曾改动，把原有的“其他”一项改为“其他有关交通运输事宜”。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则向《立场》表示，改动时已有疑问，“唔知想点”，但“而家就知”，认为政府是处心积虑更改查册要求，令传媒无法借此侦查。
记协：若政府全面开战，能做的有限
除了车辆查册，其他公开资料查阅近年亦有被收紧迹象。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去年 10 月，曾入禀司法复核，要求禁止披露选民登记册中载列的姓名及地址资料。当时员佐级协会曾指，是为了避免警员及家人被“起底”。虽然其后高院上诉庭裁决可供候选人、新闻机构和政党查阅，但同时表明公开登记册会侵扰私隐。
杨健兴坦言，未来传媒的工作一定会越来越难，虽然记协会从所有渠道保障采访权利，但“如果政府要全方位开战，传媒能做的事有限。”
婚姻登记、出生死亡登记已“封杀”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于 2018 年 1 月上任，但旋即被指在屯门海诗别墅的独立屋僭建，更被揭发与“邻居”，工程师学会前会长潘乐陶事实上是夫妇。当时传媒翻阅婚姻登记资料，发现 2 人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登记结婚，进一步发现主婚人可能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男方见证人则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
现职侦查记者 Kyle（化名）解释，查阅出生死亡登记、婚姻登记，有助核实公职人员配偶及子女的身份，特别在监察官员处理政策时会否与家属有利益冲突，尤其关键。他举例，当政府出招压抑楼价措施，记者通常会调查处理政策的官员、行会成员，其本人及亲属在出招前会否有物业买卖。
但入境处于 2019 年 10 月收紧查阅，若要查阅出生证明需获当事人同意，或向入境主任申请，入境处表示，改动是基于保障私隐。而新闻机构并不属豁免范围之列。Kyle 说，如果官员没有公开配偶、子女的身份，传媒再难以透过查册，核查其亲属的身份，变相阻碍调查官员亲属财产、以及持有甚么公司股权等利益状况。
政府曾提出收紧公司注册查册
虽然各查册系统均受《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规管，不过条例列明，新闻工作可获豁免。但蔡玉玲是次的案件与《私隐条例》无关，而是“虚假陈述”。换句话说，所有须填写“事先申报声明”的查册，都可能会有同样“陷阱”。
其中传媒经常用到的注册公司资料查册，政府亦曾于 2012 年年底以私隐为由，提出限制公众查册，不能查到公司董事的完整身分证号码及住宅地址，但其时因新闻界反对而作罢。惟至 2016 年，公司注册处要求公众查册时申报目的，而可供选择的选项中，并无新闻采访及报道。
Kyle 批评，公司注册处未有把新闻采访及报道列为正式选项，变相不肯承认新闻采访及报道，是正常的查册目的之一；他忧虑政府进一步收紧、甚至改变现有选项，令记者公司查册时，同样会误堕法网。
“套丁”侦查或买少见少
另一位侦查记者 Johnny（化名）亦向《立场》表示，过往不少“重磅”调查报道，都是透过查册找出线索，假如政府继续收紧查册，这些报道可能再不复见。例如 2017 年 9 月，刚卸任特首的梁振英，被揭发出任两间私人公司的董事，却未按规定，向政府申报出任董事。当时传媒便是凭公司注册处的公开纪录，查证梁振英的董事身份，再整理出事件时序。
另一例子是“套丁”。虽然发展商与原居民之间的秘密协议，不能透过查册取得，但丁屋地段的买卖纪录、“满意纸”、公契，以至男丁授权书等业权相关文件，都可在土地注册处付费查阅。近年多间传媒，正是以这种方式，调查不同丁屋发展项目，透过文件上的人名、公司名，追查出一个又一个“套丁”利益关系网。
多年来埋首于各项公开资料册的 Johnny 无奈表示，已料到政府将以不同理由，收紧传媒查册空间，打击调查报道，“传媒的监督角色，将会大幅削弱”。
吕秉权：收紧查册涉“中国因素”
政府以“私隐”之名收紧各项查册要求，但浸大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估计，除了表面上的私隐问题外，更有“中国因素”的“大背景”，“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事件前后，香港传媒透过查册，揾到好多中共领导人的家产问题，例如温家宝家族。”他认为，中央察觉到传媒查册会触及当权者利益，但又不能贸然抹杀整个国际认可的制度，“要保住营商环境，所以收紧传媒查册。”
他以早前国安公署的图则完全无法查阅为例，指当去到中央敏感的位置，查册资料便会“完全消失”，“当权者系认为，呢啲系唔应该畀人知。”吕秉权说，现时无论中央及港府，均把传媒定性为“抹黑”、“专挑衰嘢嚟讲”，所以要“根本上令你做唔到嘢”。
他认为，当北京“法律武器化”时，传媒亦只有细心研究法律，尝试避免“中招”，传媒机构亦可以透过注册法人、有限责任代表等，避免让记者独自承担风险。但吕秉权表示，“应该做的事，要继续做”，曾任中国组记者的他，亦提醒香港记者，“要有喺大陆做嘢嘅心态，当权者会千方百计搞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