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洋洋死在22岁的冬天。医学上的鉴定是在营养不良的基础上，受到多次钝性外力作用，导致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死亡。婆家安给她的“罪名”是没能怀孕，没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因此令她死前经历了殴打、饥饿和寒冷。从方家的女儿，变成张家的媳妇，再成为另一个素不相识人家的阴间“妻子”，她始终没能挣脱命运。
方家的女儿
“叔叔，你把我也带出去吧。” 十五六岁的方洋洋，第一次想为自己主动争取些什么。父亲的弟弟方天豹经常到北京、青岛打工，每年春节回家，方洋洋都会缠着他讲外面的故事。过完年，叔叔收拾行李准备外出，方洋洋就吵着说，想跟他一起出去打工。
那时方洋洋已将近1米7，且强壮力大。家里收小麦，用四五十公斤的粮食袋装好麦粒，父亲抱不动，她却能一把扛上肩头运回家。她也学会了骑三轮车，又稳又快，村里人说，骑得比那些小伙子还好。
方庄村的人看着她一天天长大，都喊她“洋洋”，喊一声，她“哎”一声，甜甜地应下，这个是“李家伯伯”，那个是“大姑妈”，从来不会弄错长辈们的称呼排序。一张圆圆的苹果脸很讨喜，爱笑，头发又黑又亮，结成辫子长长地垂在腰间。
鲁北平原冬季的村庄，如今麦种刚下，田间还是一幅萧索景象。方庄村位于山东德州平原县东南角，400多户居民，灰扑扑的平房挨挨挤挤，散落在村道四周。老人们没有别的消遣，终日坐在小卖部门前的木凳上唠家常。最近的话题就是她，方家的女儿。
少女时代的洋洋是个热情的孩子，谁家收玉米需要人手，她哧溜一声就跑过来，哪家要捎个口信，她哒哒地跑出去帮着找人。尘土弥漫的村道上，很多人都见过她开心地奔跑，有时跟着村里的大娘到村头的空地上跳广场舞，大娘走在前头，她主动提着沉甸甸的音箱跟在后头。而且长得又高又白，一米七多，一百六十多斤，“俊得很，在这一片都算俊的。”
只是村民都会替她惋惜，生在了“那样”一个家庭——父亲方天木是村里的老光棍，经济条件不好，45岁才讨上媳妇，这个媳妇还是弟弟方天豹年轻时外出打工，路过石家庄火车站捡回来的。
方天木家现在的房子空空荡荡，客厅随意垒着几袋粮食，一台冰箱和一架空调算得上最值钱的家具，房子是2016年靠政府补助盖起来的。家里只有几亩田地，初秋种小麦，来年夏天种玉米，方天木辛勤耕耘一年，只能赚上三四千块。现在剩下女主人杨兰，多数时候沉默如岩石，洋洋的几个表哥当面说她“迟钝”、“听不懂话”，她没有任何表情。
最近几天，家里的访客多了，一见生人，杨兰便主动把洋洋的照片递过来，“要看这个吗？” 她会问你饿不饿，冷不冷。拿同样的问题问她，她认真地摇头说不饿，不冷。再问更复杂一点的问题，脸上就是一副困惑的模样，又开始问客人，“你冷吗？”
方庄村的人更不曾费心去探究杨兰的沉默究竟是出于什么，她的身世村里没人说得清，也没人张罗寻亲。村里人说，“她看起来明显就是脑子有问题”，医学鉴定书给了她一个专有名词，“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方天豹领她回来目的很简单，为娶不上媳妇的哥哥找个老婆，为方家传宗接代。
一个女孩在杨兰到方家的第二年出生。那是1997年，比她年长二十来岁的表哥谢树山将她抱在怀里，取名“洋洋”，从母亲的姓氏而来，“叫杨不好听嘛，就用了海洋的洋。”
方家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洋洋爷爷、父亲方天木、母亲杨兰、洋洋。图源自澎湃新闻，翻拍/沈文迪。
“带我出去吧”
方洋洋有过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父亲稍微有点闲钱了，就给她买些瓜子、花生、苹果解馋。但或许因为没有女主人操持，洋洋一家在人印象中总穿得脏兮兮的，方天木很少给洋洋买新衣服，方天豹说“家里也不讲究这些”。没有多少同龄的孩子愿意跟她玩，她也不恼，就跟在伯伯、婶婶后面跑，或跟在别的更小的孩子后面玩。
她有一项技能，能记下五十多个电话号码，村里各户人家具体几口人，都能按辈分记得清清楚楚。邻居方婷知道她会用智能手机，偶尔在手机上玩贪吃蛇一类的小游戏，“不过还是能看出她跟正常人有区别，不太聪明，有些呆呆的。”
很少有人听洋洋主动争取过什么。上到小学三年级时，她就辍学了。村里没有学校，孩子们要到隔壁村上小学一二年级，读到三年级，要跑到更远的村庄，上初中、高中，那就得去镇上或县里。她智力偏低，读书确实费劲，考试总排倒数。方天豹知道大哥的想法，再读下去也是白耗钱，就让她退学回家了。
村里比她大上六七岁的90后女孩，大致分为两拨，有些人成绩好，一路读到了大专或本科，从此搬离了村庄，到德州或济南市里结婚安家。辍学的也大多跟着亲戚外出打工，然后嫁到县城里，或是在镇上，很少回到村庄。
邻居方婷在镇上读到初一就不读了，15岁去青岛打工，20岁被家里人喊回来相亲，就跟厂里辞职，在媒人介绍的几个对象里，相中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子，在方庄村安家。如今方婷30岁，和丈夫一起在镇上的化工厂工作，每天穿着整洁的制服上下班，在村里算得上生活水平良好。
三年级就退学的决定意味着什么？方天豹说，洋洋也没有能力思考，“只能接受。” 她依旧乐呵呵的，见人就叫伯伯、婶婶。只是一年又一年，每年方天豹离家时，洋洋就会求他，“也带我出去打工吧。”
但方天豹没答应，“她一个女孩，带出去出点事，我没法跟我哥交待”。如果家里是个男孩，不等自己提，方天豹会早早地带出去见世面，“就算他可能笨点，我也会好好教他，把一身本领都教给他。”
村里同龄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离开村庄，有些到县里读高中了，有些跟着亲戚去青岛、济南，或是北京打工。村庄太小了，每个孩子都在寻找更好的出路。只有洋洋，一个人孤独地在村道上奔跑，钻进地里扒玉米，又跑到附近的小河边看人捕鱼。
每年春节她都会提外出打工的念头，但叔叔没有一次同意。到什么时候不再提了？方天豹说，大约是在2016年，洋洋19岁了，方天豹年纪大了，又生了病，回到方庄村养老，不再外出打工。67岁的方天豹至今未婚，住在大哥方天木的老屋，和杨兰分住两间。
方家一直想要个男孩。方洋洋出生后没多久，杨兰又怀孕了，但正值计划生育严控期，杨兰被拉去做了引产。当时已经能看出孩子成了型，方天豹听大哥说是个男孩。他至今懊恼，没保下方家的儿子，“要早知道是个小男孩，不管罚多少钱，我肯定凑齐了交上去的！”
对洋洋这个女儿，方家没有太高的期望，挣大钱、给家里争光，在他们的观念里本就不是一个女孩该做的事。“女孩肯定是要嫁人，生孩子的。” 方天豹说。他们只希望，洋洋到了结婚的年纪，安安稳稳地找一门亲事，成为别人的妻子，生两个孩子。或许像她的母亲杨兰一样，在另一个村庄静默地度过这一生。
方洋洋与爷爷、母亲的合影。图源自澎湃新闻，翻拍/沈文迪。
一桩交易
19岁那年，一个常来方庄村收粮食的人，给洋洋说了门亲事，对方是隔壁禹城市张庄村的人，两个村相隔只十几公里，男方比洋洋大七岁。
张庄村看上去比方庄村富裕，道路宽阔，不少村民临街开起店铺，卖童装、童鞋、杂货。张丙家也开过童装店，家里三间平房，一间做店铺，另两间是住所。但生意不行，邻居说，和洋洋谈婚论嫁时，店里已经在清库存。
二十六岁才结婚的张丙在村里属于大龄青年。在村里开了七年店铺的陈秋丽说，一般到22岁，够结婚条件的就结了。上了大学的二十五六岁结婚也正常，到二十七八就不好找对象了，如果又没上大学，就很难了。
在附近村庄，婚嫁考究的是男方的经济条件。做过媒人的方华强说，“要么是家里有能耐出得起彩礼，要么是自己有能耐，在外面认识个闺女，人家闺女就喜欢他，不要彩礼也愿意嫁。” 十几万彩礼算平均水平，高点的会出到二十几万。前段时间有户人家，为了给儿子挣足脸面，定亲时先给了6万彩礼，婚后又给了24万。如果加上买楼、买车，彩礼钱更高，“楼还不能是村里的，不值钱，得到镇上或者是县里买。” 还有户人家花了40多万娶媳妇，原因是女孩年轻，比男方小了十几岁。
而方洋洋的夫家，恰恰是村里经济条件最不好的那一类。张丙初中学历，以打工谋生。方家表哥谢树山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张丙的印象，“黑黑的，很瘦，1米7够呛，戴着眼镜，长得不是很好看。”
张丙的邻居记得媒人曾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对象，但女方都要求在禹城市里买房，还要有车。张家无力满足，直到2016年，方洋洋出现，他们才借遍亲戚熟人，凑了13万彩礼钱——这是张家在法庭上供述的钱数，但村民陈秋丽觉得没有给那么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这街上的人都说对方只要了8万，什么时候给人13万了？”
张丙的父亲在街上口碑不佳，陈秋丽认为张家没钱主要是他太懒，“村里就算60多岁的人，只要干得动活，谁不是天天早起打个零工，或者到工地上搬砖，那老汉就是天天待在家，喝酒、抽烟。” 张老汉的姐姐更是亲口向她抱怨过，老汉脾气暴躁，对自家老人也时常打骂，不好好照顾。陈秋丽撇撇嘴，“那种人，谁跟他走动？”
然而张庄村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张丙家出钱娶媳妇，要求生孩子的逻辑毫无道理。有人能理解张家的怒气，只是把人打死太过分了，“你提离婚嘛，拿回彩礼，你再找一个。” 同在一条街上开店的张丙的叔叔沉默许久，还是忍不住为侄子一家辩护，“我们花了那么多钱，结果媳妇不能生孩子，谁能不气？”
方家具体收了多少彩礼，洋洋的父亲已经去世，无人知晓。方天豹至今还在念叨，他特地花了七八千买了一辆四轮车和12床新被子，给洋洋当嫁妆，想着将来她回娘家，路上风大，有辆四轮车怎么也能暖和点。而如今这些物件，“全落在张家手里！”
洋洋喜不喜欢这个未来的丈夫？没人知道。如今方庄村民围着聊天，还在有一搭没一搭评价着13万彩礼，“这个价格不高。” 至于女方家的经济条件，“谁看女方家呢？” 村民们笑了，一个男人吐出烟圈，沟壑纵横的脸掩在烟雾中，提高了声音补充，“男方出钱，要的就是这个人，女方出个人就行了。”
在方庄村人眼里，张家虽然可恨可气，但他们要求方洋洋生孩子，并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哪家娶媳妇不生孩子的？” 婚事从一开始就是一桩交易，但理解不了这一切的方洋洋却成为主角。
出嫁那天方庄村热闹极了，鞭炮响个不停，张丙家租了6、7辆宝马接亲，在村道上排成一列。为洋洋送亲的是她一个关系不太熟的堂哥，堂哥又喊了两个自己的同学充数，才凑够了送亲人手，将洋洋送到了张庄村。平日相对更熟络的表哥没有参加，谢树山说，只能“院中人”去，就是叔伯兄弟那一支才能参加，“我们属于外姓人。” 他的母亲是洋洋的姑姑，因此不能参加。
这个婚嫁习俗直到今天依旧存在，村里外出读书的孩子回来办婚礼，学校的同学都可以参加婚礼，但亲戚间，不是“院中人”就不能参加婚礼。谢树山比洋洋大了二十来岁，洋洋长大期间，他也在为攒娶媳妇的彩礼四处打工，和洋洋每年见面的机会，渐渐地只剩过年。串门那几天，大家围坐在烧热的炕上，擦亮餐桌，从午饭吃到晚饭，磕着瓜子花生打牌、打麻将，互送红包，再聚时就是第二年。
出嫁时是2016年11月，温度已经到了零下，洋洋穿着白色婚纱，外面又套了件红色羽绒服，一头浓密的黑色长发盘起，化着淡妆，圆圆的脸上满是笑意。“可漂亮了。”邻居说，“她平时就漂亮，哎呦那天打扮一下，更漂亮。”
方洋洋出嫁当天的视频。受访者供图。
铁门里的媳妇
嫁到张庄村的头一年，村里的人还能见到这个新媳妇。张家带着洋洋串门见人，告诉她谁是大伯，谁是大娘，洋洋从没喊错过。有人在2017年的夏天见过她和婆婆在街上遛弯。也有人看见婆媳两人在村里跳广场舞，“挺漂亮的，个也高”。方家的邻居也记得那年洋洋还常回娘家，衣服挺新，不像没出嫁前，还有点脏脏的。
但是，和她稍微打过一些交道的张庄村民也看得出来，这个媳妇智力偏低。这个弱点在张丙家里一再被拿出来强调。新京报报道，婚后方洋洋曾告诉过方庄村的一个朋友，婆婆说以后有了孩子也不会让方洋洋带，也不让她给喂奶，因为怕她脑子有问题，把小孩脑子喂坏。法庭供述记录也显示，张家母子对这个媳妇也没有表达出任何尊重，“吃得多”、“不会干活”、“犯病不听话”都是常出现的词句。
到了2018年，张丙家的邻居们渐渐发现，洋洋不怎么出门了。有邻居在晚上见过她两次，都是静悄悄地打开铁门，提着垃圾桶出来倒垃圾。一墙之隔的邻居说，自己没听见过任何哭声或求救。更多的事发生在门后。
真正的矛盾就在孩子的问题上。婚后张家发现洋洋不太正常，“但为让她生个孩子，其一家人对方洋洋都挺好。” 据张丙一家供述，洋洋迟迟未能怀孕，2017年冬天，张家通过就医检查和在方庄村打听情况得知，洋洋之前流过产，因此不能怀孕，非常生气。
腊月二十六，表哥谢树雷见到张丙提着两袋啤酒找到方家，跟方天木提起洋洋怀不上孩子的事，双方吵了一架。谢树雷不信张丙的话，“他们是给洋洋泼脏水！” 可以作证的还有，方庄村人都说从未见过洋洋和哪个男人来往甚密，张家也从未出示过诊断报告。
那是表哥记忆中洋洋最后一次回娘家，那个春节，也是方庄村的人最后一次见到她。
邻居孙林华在2018年大年初四最后一次见到洋洋，“那时就穿得不怎么好了，过年也没穿新衣服，鞋子还破了个口。” 那天，张丙和方家又起了争执，张丙当着邻居的面在方家门口就扇了洋洋两耳光，扇完扯着洋洋的胳膊往外走，1米7高的洋洋比之前瘦了很多，像小鸡仔一样被张丙塞进车里。
有邻居上前喝斥张丙。方天木和方天豹则没有反应，方天豹解释说，一家都是亲戚，将来还要相处，不能闹得太僵。洋洋从此再没能回到方庄村。
接下来的半年，张丙外出打工，方洋洋留在家里，很少出门。张庄村的邻居陈秋丽说，她见过洋洋的父亲，带着母亲杨兰寻到张庄村，沿路问邻居，哪户是女婿张丙家。
但方天木一直没能见到女儿。他带回来的消息是，张家提出要见洋洋，得还5万块彩礼钱，给洋洋治疗怀不上孩子的毛病。警方后来提取的张家母子微信记录也证实这一点，他们商量，不给钱就以方洋洋在外打工为由，不让父女见面。
方天豹曾经让哥哥还5万块的彩礼，“能见着闺女不比5万块值？” 但到底有没有还，方天豹也不清楚。谢树雷说，方天木每次从张家回来，就开始喝闷酒，2018年夏天病倒了，住进平原县医院。据张丙在法庭上的供述，他曾到医院看望方天木，被打。方天豹予以否认，他说，自己和张丙是在医院吵了一架，但只为了洋洋长期不能回娘家的事，没有动手。方洋洋的厄运却从此开始。
那是一场漫长、残酷的折磨。张丙在医院生了气，回家后扇了方洋洋几巴掌，公婆也开始限制她吃饭，一天只让她吃两顿，甚至一顿。婆婆打过方洋洋太多次，具体次数也记不清了。脸上有抓伤，是她掐的。还有伤口，是她用中间折开的木头棍子捅的，棍子头上有刺。天气变冷后，洋洋时常被罚站在小院里，有时穿单鞋，有时穿半棉的鞋，隔三差五罚一次，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洋洋的脚就这样被冻得乌黑。
她用屈辱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和暴力的距离。“刚开始会反抗，后来害怕了，看到我们就有意躲着”，“从来没有打过骂过人，摔东西砸东西”，张家人在供述里说，只是“犯病”时自言自语，唠唠叨叨的。
方家长期见不着洋洋，也曾报过一次警。警察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方家。谢树雷记得，照片上洋洋和平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瘦了一些。警察告诉他，方洋洋和张丙是合法夫妻，有问题只能协调。
关在张家铁门里的方洋洋并不知道，父亲在病床上辗转几个月，那年阴历七月二十六去世了。邻居孙林华帮方家送孝衣到张家，开门的是刘兰英，很平淡地说，“知道了”。微信上她和儿子说，“方洋洋父亲死亡送信了，给对方说方洋洋不在家”。洋洋也就没有出现在葬礼上。
方天木死后，方家再没上张家要过人。方天豹说，“洋洋只是我侄女，她嫁到别人家了，我不是她亲爸爸，我还有什么立场去？” 表哥们也说，“我是外姓人啊，我上门去用什么理由管这事？”
邻居孙林华曾向方天豹建议，要强硬点，带上几个表哥，把方天木直接抬到张家要人，“还怕张家不放人吗？洋洋的死，他们要背责任的！” 说完，孙林华又降低音量，“这话不能在她叔叔面前说，一说就要生气。”
张丙家的平房，方洋洋最后两年在这里生活。摄影/李晓芳。
图说
最后一次机会
2019年1月31日，晚上，洋洋的死讯传到方庄村。张庄村的村支书受张丙家之托传口信，说她得病死了。
方家人不相信，连夜赶到张家，被张庄村的村民拦在门口。方天豹说，那天他气极了，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砸碎了张家的窗户玻璃。这是他第一次为侄女做出过激的举动。有人报了警。洋洋被蒙着白布，从张家抬出来。去世时，1米7的洋洋只剩六七十斤，而且是冬天，应该穿得厚一些，但邻居看着白布的形态，估计她穿的衣服也不多。
活着的最后一天，婆家让她刷锅、宰鱼、洗衣服，修理插座让她递东西，她都没应。没人知道这是她对迄今为止的生活进行抗议，还是因为惨遭打击后丧失了行动能力。结果就是张丙的父亲张吉林拿方洋洋的头撞墙，警方后来发现北墙上有一块40x16cm范围的血迹。
曾经又黑又亮的头发，也被张吉林拿着剪子剪了。据他妻子供述，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喝了不少酒，自那年秋天开始，张吉林在家里打方洋洋次数最多，喝完酒喜欢发泄，就打方洋洋。
而张吉林却供述称，是妻子刘兰英打得最多，儿子没有打。这与母子两人的说法显然有出入，张丙自称，2018年10月不出去打工后，就在家里经常打方洋洋，有时候一个星期打一次，有时打两次。张丙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
相对死亡来说，这些事情看起来有点微不足道。今年1月22日，禹城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张吉林、刘兰英、张丙虐待罪，鉴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坦白且具有悔罪表现，决定从轻处罚，分别判有期徒刑三年、二年二个月和二年，其中张丙犯罪情节较轻，获缓刑三年。被告人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37562元、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2000元，合计42562元。
方洋洋的表哥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另请律师，上诉至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讨回公道。今年11月27日，案件在禹城市人民法院开庭重审。
又是一个冬日。村里天黑得快，方庄村的老人们赶在太阳彻底落山前回家做饭，佝偻的身影隐没在暮色里。这一切已跟方洋洋无关。她死后没有埋进方家的祖坟，而是配了一门阴婚。表哥谢树雷说，担心洋洋一个人太孤单。
这是平原县一直流行的风俗，当地居民说，死去的单身男孩不能单独下葬，会影响家里的风水，因此每家都会给孩子配一门阴婚，“出得起钱的就找真的去世的人，出不起钱的就扎个纸娃娃，陪着下葬。”
配婚对象离方庄村很远，洋洋的骨灰葬在了另一个陌生的村庄。方天豹没去看过洋洋的坟，几个外甥怕他太过伤心，不告诉他地点。从方家的女儿，变成张家的媳妇，再成为另一个素不相识人家的阴间“妻子”，方洋洋始终没能挣脱命运。
最后一次争取活着的机会，大约是在2019年1月初。
在方庄村送煤气的老杜在那个冬天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一个女孩托他给自家叔叔捎个信，让叔叔买部手机送过来。老杜从听筒里辨认出声音，是方庄村的洋洋。他认得这女孩，每次开着车到村里送煤气，洋洋总会跟在他车后开心地喊“伯伯”，脸蛋红扑扑的。他有点疑惑地问：你不是有手机了吗？洋洋说，这是我对象的手机。
三四天后，洋洋给他打了第二次电话，说自己在医院，问是否转达了口信。匆匆两句，电话很快挂断。张庄村有人知道，那段时间，张丙摔折了胳膊，在家养伤，他们猜测，洋洋或许是在医院陪着换药，趁丈夫不注意打出了第二个电话。
叔叔方天豹收到了老杜的口信，但他没送手机过去，“人都见不到，我送手机过去送给谁？白白送给张家那个畜生吗？”
去世前半个月，方洋洋给老杜打了第三次电话，是夜里12点多拨出的，老杜没接。他后来回忆之前接过的两次电话，洋洋并没有奇怪之处，语气也很正常，也就没觉得有多要紧的事。
方庄村没人记得老杜的电话，也不需要记，这个号码印在村庄的各个角落，谁家需要煤气了，出门到旁边墙壁上一找就有。只有那个“呆呆的”、“不太聪明的”洋洋记得这个号码，发出了三次求救信号，又在寒冷的冬夜里徐徐湮灭。
张庄村的街道。摄影/李晓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秋丽、方婷、方华强、孙林华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