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来自爱尔兰的麦固仑（Aaron Mc Nicholas）离开他生活了5年的香港。“我要走了，但你们要留下，并设法应对这些来临的转变。”离境前，他对一群香港记者朋友说。
麦固仑所指的转变，来自香港低沉的大气候，但更直接的，是外籍媒体人的签证困扰。2015年，他随爱尔兰新闻机构Storyful拓展业务而搬至香港，后来转职《彭博新闻社》，做社交媒体编辑。他两次续领签证，最多一个多星期获批。不过今年3月，他被新雇主Hong Kong Free Press聘请，新工作签证等了整整5个月。8月25日，香港入境处书面通知他：拒绝批出工作签证，未说明理由。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麦固仑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拒绝签证、任职于本地媒体的外籍记者。舆论沸腾，揣测不断。HKFP 是香港成立5年的英文网络媒体，在去年运动中紧贴报导，麦固仑本计划加入担任编辑。
在2020年，签证的难题困扰著许多记者。与麦固仑被明确拒签不同，更多在港的外籍记者遭遇续签时间延长，长期不能工作的问题。8月，《纽约时报》传出至少6至7名记者被拖延签证，加上《华尔街日报》、CNN等大型国际机构，逾10名记者遇上类似情况。立场新闻据消息报导，香港入境处新设“国安组”审视外籍记者的签证。端传媒向入境处查询国安法后，有否更改处理外籍记者签证的工作流程，入境处未正面回答，仅指所有来港工作的签证申请均由其辖下的“签证管制执行科”处理。
作为亚洲甚至国际的外媒之都，全球约有80家新闻机构在港设立办事处（注一），这是在港记者第一次遭遇这等规模的签证问题。据端传媒了解，记者们的签证审批时间延长始于今年5月，直到9月之后，才陆续收到等待逾数月至半年的签证；但据两名外媒记者分别透露，他们身边有同行至今仍未获签证。对部分记者而言，马上被驱逐的威胁暂时搁置，但不安与紧张感持续弥漫——这些异动可能影响人事布局，长远可能影响中港报导的操作。
“让记者等候签证批准，自然引发了寒蝉效应。记者会更小心翼翼、设置红线吗？很有可能。”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心总监瑞凯德（Keith Richburg）告诉端传媒。进入大学之前，瑞凯德是拥有逾20年驻外经验的记者，曾被《华盛顿邮报》派驻全球七个城市，在2009-2013年驻北京工作。
他记得在北京，每逢踏入冬季，外籍驻华记者就要筹谋将于12月失效的记者证，大家要看看是否能顺利延长签证，才飞回家乡过圣诞。有时，外交部等到平安夜当日才发签证。
“他们就是让你等。所有在中国的记者都很担心，他们总是很担心。这是一种心理策略，为了签证，你可能对于写政府的新闻会有点胆怯。 ”瑞凯德说，这一切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只不过，场景似乎开始从北京切换到香港了。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瑞凯德（Keith Richburg）。摄：陈焯煇/端传媒
“驻我国的中国大使馆会怎样看我写的报导？”
等待了大半年，Elton还没有获得中国外交部的记者签证。他把私人物品留在中国大陆，带著简便行李，辗转睡在香港的酒店，等候未知的消息。
“很多人都问我，如果无法回去工作会怎样。”Elton说，他今年一直心情抑郁。过去数年，他为不同的外国媒体担任驻华记者，曾经采访新疆议题，此刻，他无法分辨签证延误是因为自己的报导，因为疫情，抑或因为中国的对外关系。
在Elton身边，有记者因为被拖延签证太久，已经开始考虑转行。
尽管多年以来，驻华记者的签证问题不时出现，不过来到2020年，美国也开始对中国驻美机构和记者作出种种限制。
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5间中国媒体定义为外国使团，为中国政府一部分，限制其雇员数量。差不多同一时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评论文章，被中国外交部批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中国旋即出手，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记者的记者证，限5天内离开中国。
中美冲突不断升温，在贸易、关税之外，签证成为两个大国的对抗武器。中国继续吊销部分国际媒体记者的记者证、禁止其在境内采访，而且不再仅仅限于美国媒体。位于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指，此举影响至少13名记者，他们被规定不能在包括港澳地区的中国境内采访。之后，外籍记者开始被拘捕和上门问话，有澳籍记者一度逃入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寻求保护。
在大陆，驻留6个月以上的外籍记者要申请俗称J1 Visa的记者签证，到埗后申领记者证，再办理居留许可。位于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2019年底访问了186位驻华记者，受访者表示签证、记者证和居留许可证的比以往的处理时间长，有效期比以前短，例如只获发放6个月或以下的签证、或是3个月的居留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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