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日下午1:30，在弦子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控告朱军性骚扰两年后，她终于开庭了。即使她和朱军都申请了公开审理，法院依然拒绝公开庭审。而直至目前，朱军本人到庭的要求 依然得不到回应。
现在是下午五点半，仍有几十个人举着“弦子加油”“必胜”“我们陪你等一个答案”等标语在法院门口等待，等待弦子出来。我们都是这件事存在过的证明，两年后我们仍然记得这件事，仍然在乎一个正义的结果。弦子说：“我们一起站在了历史的同一端，再也不会分开了。 ”
2020年12月2日法院门口声援弦子的人群
以下是2019年弦子接受青春报采访的文章。
司法上的斗争
在庭前会议的前一天晚上，弦子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天龙八部》，武侠世界快意恩仇，让弦子感到安全温暖，这是风暴来临前属于弦子的短暂宁静。
“我觉得我就像《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就是——我偏要勉强。”
2018年7月26日凌晨5点17分，弦子在朋友圈发布长文曝光2014年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期间曾被朱军猥亵，随着麦烧同学将这一长文转发到微博，各大V的转发引燃舆论，弦子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在此之前，弦子和麦烧从未有过交流，但从此刻起，他们成为了一起面对风暴的战友。
2018年9月25日，朱军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麦烧、弦子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被告。当天弦子以“侵犯人格权”为由向朱军提起反诉， 并向法院提交两份申请：申请朱军本人出庭，申请法院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收集2014年朱军性骚扰案的全部材料和证据。两个案件同时进行。
这一天，弦子发布微博：“还是有点生气，这里是弦子，大家好，开始准备战斗吧”，并配上了一张笑着站在树下的自拍。她与麦烧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还原事实真相。“我想知道，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男的在未经一个女孩子同意的情况下摸她，他会不会承担法律后果。如果不会，我也要法律来告诉我这件事。”
这意味着，女性权益、司法公正、权力运行机制的讨论将给出法律维度的答案。
弦子发布微博时配上了一张笑着站在树下的自拍
2018年8月27日，全国人大会议宣布，针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性骚扰问题，民法典将对性骚扰做出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弦子在当天发布微博:“如今走在阳光下，我们并不是受到折辱而无法保护自己的一位了，是多么可贵的自由！”
10月25日，朱军名誉权的案子在北京市海淀法院进行非公开证据交换。长达2个小时的庭前会议，双方递交了证据及证据目录，然而朱军并没有出现。
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新增“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案由，2019年1月1日起生效。在这之前，遭到性骚扰的女性只能以人格权名义起诉。现在遭到性骚扰的女性可以更有效地诉诸法律手段维权。
2019年1月18日，进行了弦子起诉朱军人格权案的庭前会议，海淀法院驳回了被告朱军方要求中止审理或者将此案与名誉权案合并审理的要求，弦子拿到了四年前报案的卷宗，并向法院提交了将本案案由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并要求对双方进行测谎的两份申请。
目前，弦子正在等待法院的开庭通知。“我希望赢。我想证明五年前那件事真实发生过。如果我失败了，我会认为是因为我脑子太笨拖累了大家，我希望所有的女孩不要因为我的失败而沮丧，我完全愿意做一个先行者，为你们的胜利探探路。如果我赢了，我的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之前所有那些站在法庭上的女孩，用她们的输、她们的血和她们的泪换来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功，这是她们期盼的成功。”
房思琪式的强暴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弦子每次被公安机关问询，被记者采访，都要把她那段想遗忘的、让她痛苦的回忆再翻出来一遍。
在弦子被朱军猥亵的第二天，她的编导课老师在确认她没受到实质性伤害后，立刻向央视领导打电话说“小姑娘没事”，并对她展开苦口婆心的劝说，希望弦子不要坚持报警，因为这件事影响巨大，已经对她的事业产生毁灭性打击。“我真的超难接受来自上位者的‘事情不大’‘伤害不严重’，对这些字眼有阴影。你并不是我，有什么资格说事情严重不严重，伤害大不大呢？”，弦子说。
派出所的警察此后也规劝弦子，“朱军作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对这个社会有巨大的正面影响力”，“你是一个女孩子，这件事被别人知道、被媒体利用，最后会伤害到你”，“你的父母都是公职人员，这件事情闹大对他们工作也很不利”。
一位昔日的好友拒绝出庭为她作证，“我没有时间”，“我不愿意”，“我不想回头再看国内这些破事了”。当年在笔录里中评价她“风评不好”，而这个评价可能会让弦子在法庭上遭遇莫须有的羞辱。另一位弦子多年没有联络的熟人，在法庭上再度相见，却已经成为了朱军的证人。
在庭前会议时，朱军方的律师质疑弦子是否患有妄想症。弦子为此被她的律师要求去北大六院做一个精神鉴定。那天她对着医生哭了，“一想到要去北大六院挂号，进去和医生说‘我是被朱军性骚扰的那个女生，我现在想做个鉴定，鉴定一下我的精神状态’，我就觉得这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事情。”医生告诉她：“四年前你已经被伤害一次了，这一次就不要再被伤害了。”
后来她会做噩梦梦到推开一扇病房的门。一条黑色的走廊，然后要去推开那扇门。
她被网络舆论要求维持一种“完美受害者形象”，只要弦子在微博发布与朱军案无关的言论就会掉粉。弦子试图揭掉自己身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因为她害怕自己被作为绝对的女权主义者而注视，然后被这种注视规训，有一天会为了女权主义、为了保留住这种注视而伤害自己的主体性。
“不同”让人们孤独，让人们不得不彼此聚拢，在这个拉扯中，所谓的差异消灭了人们的一部分自我，这是偏见造成的遗憾。弦子想保护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她作为metoo一员，会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轻易被裹挟。“我只想要行动，用我作为人的感受而行动，不想是被认为是因为某些标签而行动，我不是因为我追随某些主义做这些事，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是一位女性而做这些事。”
弦子后来发现，最让她感到“房思琪式强暴”的是，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性是耻辱的事情，女性和性联系在一起，更是耻辱中的耻辱。所有被伤害的女孩，因为自己和圣洁之间的落差，因为自己和无性社会的格格不入，因为自己曾在一个淫秽的故事里占据了一个角色，就被划分成了异类。人们会觉得你是一个跟普通人不太一样的人，是一个有区别的人。
“那我们又该如何走到光天化日下说，这些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虽然经历了这些，但我们依然是纯洁的呢？”已发生的从此无法被记载，历史只存在于她们或他们的泪水中。
这件事情像一条一直蛰伏在阴暗角落里的毒蛇，在生活中很多不经意的瞬间窜出来咬人一口。
她坦言，即使官司打赢，受害者也不是赢家，灯光落下后，留给她们的，是他人即使伸出援手也无法解决的千疮百孔的生活。“希望赢吗？我们更希望它从未发生。”
权力的影子
就在弦子发长文曝光的一周后，弦子接到威胁电话，对方对她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你还折不折腾，再折腾信不信我去你老家找你妈！”
“你声音大点再说一遍我好报警。”弦子回应。
弦子对于所受到的威胁并不恐惧，弦子认为，人本身会对权力有一个想象，然后这个想象会吓到自己，但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不太存在的权力。
在《沉默的羔羊》这本书中，女主角如果不去拯救那些会遭遇剥皮的女孩子，脑子里就会响起羔羊的尖叫声。“我觉得自己既是羔羊，又是一个可以拯救别人的人。如果不这么做，脑海中羔羊的尖叫就不会停止。如果不站出来，我会愧疚。”
弦子认为自己没有放弃和“权力”抗争的理由与资格。
尤其是当她发现她的不幸相对于别人来说反而变成了一种幸运的时候。
2014年事发后，她的电影史任课老师认为，朱军这一行为表现出来他很熟练，他一定是个惯犯，如果不去报警的话可能还会有女生遭遇不幸。
弦子在这位老师和一位律师的陪同下报了案，并进行了抽血、提取指纹、做笔录、调取监控录像、收取证人证词等工作。她是少数几个事发后立刻报案且警方予以立案的当事人，再加上朱军的公众人物身份，这让她得到了格外多的关注，这很幸运，也很不公平，很多女孩被性侵无人关注，但她得到了这么多关注，尤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伤害她的人的身份，这种不幸中的幸运折磨着她。
她在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可以较好地在处理官司的同时进行工作。有一次弦子需要工作到一半请假出来和律师开会，见完律师又要赶回去开剧本会，来回横跨三十公里需要三个小时。
这只是她诉讼阶段中非常琐碎寻常的一件小事，但这令弦子想到，需要朝九晚五的职业女性在通过司法维护自己权益时又该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女性在职场获得认可本就相对困难，该以怎样的心情和领导说：“我现在要和性侵我的人打官司所以我要请假。”
弦子身边也有女孩因为心理状态被学校要求休学，有女孩为了应诉需要长期请假不得不辞掉工作。
她们被生活留在了原地。
弦子的生活照
弦子曾经与一位记者进行长达几个小时的探讨朱军为什么会这么做，两人最后达成共识：这是一个被权力惯坏的人。他不觉得这个事是伤害，也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就像我们小时候会用开水浇蚂蚁、踩死虫子一样。“但我始终认为朱军并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权力的人。他把他所在单位的权力自认为是他个人的权力，朱军只是一个沉浸在权力之中，然后对自己产生了误解的人。他所拥有的权力，不过是权力的影子而已。”
痛苦应被记录
弦子的微博开通之后，每天会收到 30 多条关于性骚扰的倾诉，弦子会耐心地听她们的倾诉，也会力所能及的帮助其他受害者。弦子和她男朋友陪从杭州赶到北京报案的罗丝（太湖迷笛音乐节性侵事件当事人）跑派出所，并且让罗丝住在了他们的家里。“我去帮助其他女孩实际上是我们互相帮助、互相陪伴的过程，会慢慢化解掉那些阴影、伤害。Metoo就好像是从一个点跳到另外一个点，但它中间没有网去托着，我愿意去做那个网。”
女性跟女性之间很快缔结起了联盟。有人会在私信里跟弦子说今天天气很好，然后发照片给弦子看。很多人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在发声，很多女生愿意信任弦子，这些都让弦子相信，柔软是有力量的。“性侵的人是想摧毁你，他们享受的就是把你摧毁的过程，所以活下去就是赢，过得好就是赢，在慢慢地变好就是一种胜利。”
这件事也让弦子发现她原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偏差，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痛苦，“很多人的痛苦比我的痛苦重要得多”，大环境是一环扣一环的，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权利权益可以摘出来单独奋斗。如果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要去关注所有人。“你不可能说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女性权益得到保护，女性权益没有得到保护的时候说司法公正，司法不公正的时候谈言论自由。本质上它们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公民权利，就是自由。你不可能把这些事都分开，然后说我就做我这摊事。这个社会的各个环节都是相互影响的，每个环节的意义都大于某个群体。”
林奕含生前的一次采访里，她一再说明，害怕人们从父权、体制、结构的角度去思考，“在谈结构时，一个一个的房思琪，是不是就从大网子漏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我要写思琪的事，甚至细到有点恶心、情色变态。我要用非常细的工笔，去刻画他们之间很恶心色情很不伦的。大家都看到统计数字，所以我不想谈结构，大家都忘了，那是一个一个人。”弦子真正在意的是，希望metoo更多的去关注个体，弱者与强者拥有同等的权利。性侵是一个强权对弱者的侵害。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执法机构对个体经历的轻蔑，高校的不重视，不觉得亲一下摸一下的伤害有多大，本质上都是对个体的忽视。
me too人物
弦子的母亲给她讲过一个故事，她母亲年轻的时候在公交公司上班，公司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有一天一个流氓过来用很大的声音说你跟我睡觉睡得舒不舒服啊？其实根本没这回事，但是因为这句话被很多人听到，那个女孩嫁不出去了，她最后只能跟那个流氓结婚。那个女孩的人生就因为这一句话被毁了。
这个故事让弦子意识到，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痛苦。“他们的经历会记得吗？有人跟我说过，你不要把你被性侵过这件事说出来，它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难道我的痛苦就什么都不是了吗？如果我遗忘了它，如果我不说出来，它好像就不存在了。就像“陶崇园们”一样，会不会有一天因为他们去世了，没有人记载就没有人记得他们的痛苦，就消失在历史里。我无法接受这些痛苦就这么消失了。我想让我的痛苦被记录下来。”
弦子觉得，让社会意识到“房思琪式的强暴”确实存在，一定是有意义的。只要能帮助到一个人，跟一个人沟通，就是有意义的。
弦子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在海边拯救一群搁浅的小鱼，路过的人说这件事没有意义、没人会在乎这件事，但那个小孩说：“这条小鱼在乎。”
秦姝文 | 采访
秦姝文 | 撰文
吕永洁 刘书煊 | 编辑
左懋林 ｜排 版
图片源于网络、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