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并持续至今。根据联合国妇女署11月公布的最新全球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期间女性在家务、家庭护理等无偿工作上所花费时间至少翻一倍，恐令性别平等倒退25年。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疫情期间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却空前繁荣，被认为是中国女性性别意识崛起的又一个明证。年初，当精心设计的虚拟偶像“红旗漫”和“江山娇”被推出时，万万没想到会被迅速群嘲和质问：“江山娇，你来月经吗？”对江山娇的那一行行的追问，似乎成为2020年系列性别事件的预演。
3月8日，“三八”节，十二位支援武汉抗疫医护女性在广州户外大屏被致敬“她力量”。
疫情：看见女性劳动者
疫情初始，媒体对女性的忽略引起了普遍关注。尽管参与抗疫的人员中不少甚至多数是女性（国家卫健委曾说全国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中女性占到2/3），但媒体报道中更多是男性出镜和发声。其后，又有网友发现抗疫相关报道如医院建设中，女性建设者的关注度也不够。这种现象让许多人愤怒，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而这也带来了媒体的转向：女性医护的形象开始占据了从《中国妇女报》到《人物》等市场化媒体的报道。
长期以来，媒体报道都存在女性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根据全球媒体监测项目（The 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在114个国家针对新闻媒体报道长达15年的研究数据显示，截止至2015年，在报纸、电视和广播新闻中针对女性或女性群体的报道仅占24%，数字媒体报道中女性占比也仅有26%。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除了媒体工作者性别意识匮乏外，是根深蒂固的职场结构性性别不平等。
其次，在媒体与自媒体的疫情相关报道中，女性更多地作为男性凝视对象来呈现，或者被局限在传统性别角色中，这点也引起普遍不满。例如李思磐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媒体的镜头，把危难中的公民与专业社群履职的行为，变成了一场古老的献祭仪式。这些天不乏这样的报道，通过聚焦于女性医护的头发、乳房和子宫，把她们从社群的保护者，变成了被动的牺牲品。”
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需要提升媒体工作者和公众的性别意识，消除性别歧视，减少性别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背后的问题，即职场性别不平等，例如医护体系中的性别差异与不平等就是长期存在的痼疾。不解决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无论多么集中、高强度的媒介批评，效果都是短暂的。抗疫剧《最美逆行者》9月在央视开播，剧中固化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歧视的情节仍然俯拾皆是，例如组织抗疫运输队，主动报名的全是男司机，唯一的女司机是在领导大力动员下才勉强加入；女护士主动请缨支援前线，居然被领导以她丈夫不同意为由拒绝。
1月24日，武汉，正在新建的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百余台挖掘机同时作业。图片：CFP
在质疑媒体的过程中，还凸显出了一些问题。首先是部分言论过多地针对个体。例如有一位女性建筑设计师（@二次六七八）参加医院建设，用镜头记录当时的工作情况，因其录制播放的一期节目中女性出镜少而遭到大量指责；其次是部分话语有将个人作为符号工具的趋势，例如有人指出不应该把剃头的女医护无差别地视为无选择的“受害者”，而忽视其主体能动性。
“看见女性劳动者”的议题在疫情期间凸显，后期一直延续。有人创设“看见平凡女性力量”微博话题标签（视频参见@快挖 ），寻找从事性别刻板印象中只有男性从业者的行业中的女性劳动者来拍摄并传播，如伐木工、船长、焊工、汽修工、塔吊司机…….等。这些视频在消除性别刻板印象上有积极意义，但有人指出，议题不要局限在展现“男人能做的女人都能做”这一个层面上，需要看到更多不平等，如在男性居多的行业中女性被歧视，体力劳动在整个社会中被歧视，以及需要呼吁女性在这些工作中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消除月经污名，实现月经正义
疫情期间，女性医护人员生理需求被忽略是一个焦点议题。该议题与“看见女性劳动者”有一定关联，女性医护人员地位不高，需求自然不被重视。此外，月经污名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月经作为正常的生理现象，长期以来被视为“污秽之物”而羞于在公共话语体系中提及。这种对女性生理期的污名化严重损害了女性的正常需求表达，也体现了当代社会环境中女性生理健康话语权的缺失。2月底，央视新闻中将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刘宏娟谈及“生理期”的片段删去，引发了网民又一次愤怒。
与月经有关的公益活动成为2020年的主角。1月31日，上海妇联在全国第一个发起为一线女性医务工作者募捐生理期护理用品的活动，其后各地妇联、各社会组织及个人纷纷发起相关活动。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新浪博主@梁钰Stacey发起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媒体@BIE别的女孩 联合GirlsUpShanghai（社群组织）发起的“萤火计划”。这类活动得到网友积极响应，但具体实施时遇到一些困难，如某些医院领导不积极，无法使用绿色物资通道等。
疫情期间网友发起的公益活动“安心行动”，关心女性医护的特殊生理问题。
作为绝大多数女性都有或有过的经历，月经议题持续吸引到公众关注。在国外，有一些消除月经污名的活动，如在公共场所（如卫生间）放置或者发送卫生用品，希望通过这些行为增进公众对女性生理期的认知。在国内，今年也有女大学生在高校发起卫生巾互助盒活动，引起媒体关注和公众讨论，对消除月经污名有一定积极意义。
8月，电商网站二毛钱一片的散装卫生巾在媒体上被引爆，公众开始意识到月经贫困的议题。据联合国妇女署2018年《世界妇女进展报告》：全球12.8%的女性生活在极端贫穷中，无法负担卫生棉，只能寻求不健康、不卫生的替代品。 《中国慈善家》杂志的报道中也提到，我国贫困儿童数量约为4000万，其中12至16岁、面临生理期的女童约占10%，也就是大概400万女童面临“月经贫困”。许多人指出，解决月经贫困需要政府支持，如减税、提供免费用品等，慈善救助可以作为补充，但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中国慈善家》走访的几个女童生理健康项目，起源都是在常规扶贫、助学项目中发现当地女童的需求。而“予她同行”发起的此类项目，则是在疫情期间因发起“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获得广泛关注后的后续行动。基于想为农村女童提供帮助的愿望，该组织依托灵山慈善基金会支持成立专项基金，公开募集资金用于采购和发放湖北、贵州、青海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女孩的经期用品，并为她们提供月经知识课程。
这个项目执行过程中，因帮助给当地儿童（包括男生）募捐棉被引来许多质疑，尽管官方迅速澄清“月经安心行动的资金用于卫生巾采购和讲座，只定向捐赠给女孩们。其他物资均为爱心人士联系学校定向捐赠给孩子，团队尊重捐赠人意向并帮助其对接学校”，但不少人对此仍不接受，认为即使不涉及到资金使用，也不应该发布这类信息。
这次争议提出不少问题，针对贫困地区的资助活动，应该兼顾当地的现实需求，还是只考虑捐助者的意愿（理念）？捐助者和受助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吗？主要由城市中产阶层女性构成的女权社群，如果普遍对阶层差异、城乡差异缺乏认识，有些还存在阶层歧视（质疑者中不乏对农村贫困男孩的攻击言论），那么在设计和执行这种项目时是否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骂“婚驴”：反抗还是霸凌？
2020年，社交媒体性别议题讨论中，“骂婚驴”越来越普遍。这一现象，是指以比较直率甚至粗暴的语言，对计划结婚和已婚的女性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批评或指责；“驴”是形容女性在婚姻中付出的劳动不被认可、地位低下却逆来顺受的姿态。在笔者发起的“怎么看现在流行的骂婚驴现象”投票中，有8538名网友参与，结果可谓针锋相对，约36%的人认为骂婚驴是“反抗父权，反抗婚姻制度”，约39%的人认为是“厌女症的一种表现”，19%的人认为兼而有之。可见对此的看法基本是分裂的，认同“骂婚驴”和反对“骂婚驴”都是相对主流的意见。
“骂婚驴”的表现形式多样，诘问冠姓权是常见的一种。当已婚妇女不承认自己是“婚驴”时，就会遭遇这样的质问：你孩子跟谁姓？5月，知名网络视频博主papi酱发图晒娃后被嘲讽孩子随父姓，认为她独立女性人设崩塌，这种指责引来许多公众的不满。争议导致一些女权博主被新浪微博封禁，这进一步激化了事态，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网友带有侮辱性地将papi酱称为胡姜氏（冠夫姓的称谓）。
因为冠姓权引起的争议，安徽长丰县曾经的“孩子跟母姓奖1000元”的实验引起关注。事实上，这是2011年国家计生委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个性别平等的试点项目，修订村规民约、保证农村女性财产和土地权利，是最核心的部分。
花小磨等在一篇题为《反随父姓、反婚反育与反代孕——谈谈“新兴网络女权”思潮》的文章中，认为这种思潮走向了女权主义的反面，是一种“未经对资本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历史的反思的自在的女权。”而骂婚驴等现象则被认为反映了某些秉持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年轻城市未婚女青年自认未进入“吃人的”婚姻体制带来的优越感，开启了一种“新自由主义厌女模式”。
该文获得不少赞同，也引起一些争议。有反对骂“婚驴”的认为该文“没有深入相应的社会脉络，宏大的批判，不够具体”；赞同骂“婚驴”的则主要谈反婚反育的正当性，类似这种：“婚姻制度是父权系统最核心的工具——这一点在人类学和历史学早有论述。父权文化的驱动目的是把女人赶进婚姻，禁止女人离开婚姻，根本目标就是榨取女性从生育到家务的劳动价值……。反婚反育是戳中父权最致命的核心”。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父权制的核心是婚姻制度，但根本分歧不在此，不少反对骂“婚驴”的人也反对婚姻制度。真正的分歧在于通过辱骂、苛责已婚女性来反对婚姻制度，这种行为是否正当？这是对父权制的反抗，还是对已婚女性的霸凌？不管在这个议题上秉持何种观点，可能都不得不承认，“骂婚驴”加深了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分裂，同时也将部分女权者与大多数女性的真实生存体验割裂开来。
在“骂婚驴”盛行的社交媒体空间，议题窄化明显。例如张桂梅兴办女子高中凸显了贫困地区教育之难，但她成为今年社交媒体讨论焦点却源于一段短视频。她在其中说自己拒绝曾经的学生捐款，并叫对方“滚出去”，因为该学生做了全职太太。然而，家庭妇女的出现并非女性不思进取，而是社会将家务、养育等责任更多地让女性承担、且缺乏社会化解决方案，导致女性被迫阶段化就业的结果。我们鼓励女性参与公共事务，但不能苛责家庭妇女，要看到她们真实的困境，呼吁社会和家庭来分担这部分工作。
2020年一个重大事件是民法典的颁行，其中不少与性别有关的议题，但公众关注点始终聚焦在离婚冷静期上，认为它限制离婚自由，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维护。不少网络调研显示公众反对离婚冷静期，女权主义者更是发表了诸多反对意见，但这些言论对法律制定者似乎并无影响。这种舆论与学界、法律制定者之间脱节的现象并不罕见，社交媒体上的思潮影响力有限，尤其当它没有被很好地论证、没能在学界和相关业界引发更正式的讨论时。
此外还需要看到，尽管女权话语如此集中在婚育上，但讨论深度似无进展，甚至连单身女性的权益诉求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取消了。既然婚姻制度压迫女性最深，那不在婚姻中还有受害的可能吗？鼓吹单身女性通过人工生殖方式去生女儿、传递女性香火，是一种更女权的生活方式，还是对父权制家庭的复制，以及彰显了中上阶层女性的特权？
性别暴力事件频发
2020是性别暴力事件频发的一年，其中不乏极端恶劣的案例，影响力较大的有：7月，杭州来女士离奇失踪，不久后证实是被其丈夫杀害，有报道称杀人动机跟房产有关，因为丈夫希望将来女士的房子用于给自己儿子结婚遭到拒绝。9月，四川省阿坝州藏族女性拉姆因为拒绝与前夫复合，在家中直播时被其用汽油焚烧，后不治身亡。11月，媒体报道称，山东女子方洋洋因无法怀孕被夫家人虐待致死一案将重审开庭。
以上案例都发生在（前）家庭关系中，属于家庭暴力。据《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四周年监测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家暴在我国相当普遍，2010年在24-60岁的已婚妇女中，24.7%的人遭到过配偶的家庭暴力；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近10%的故意杀人案涉及家庭暴力；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对媒体的观察则发现，在2016年3月1日到2017年10月31日之间，家暴致死案件533起，平均每天导致1人以上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
在这些暴力案件中，不管是经济纠纷、分手暴力还是生育造成的冲突，都体现出父权制家庭中男性试图控制、剥削女性的倾向，当控制失效、或者女性因生殖能力受限而失去“价值”时，惨案就发生了。这些案件也凸显了我国执法司法系统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不足，拉姆曾起诉离婚、报警，方洋洋家人也曾报警，但都没能阻止悲剧发生。这种现状令人愤怒，众多网友呼吁“拉姆法案”，应该理解为是要求有关机构改进工作、加大对家庭暴力的防治力度。
作为“骂婚驴”现象的体现，极端性别暴力案件中也出现了对受害者的攻击。如杭州来女士被新浪博主“写字楼大妈”称为“贱驴”，并说“死便死了，一点不可惜。但可怕的是她们会拼命下崽！”拉姆则被新浪博主“林毛毛”质疑是否“堕过女胎”，并指责她“一边挨打一边滚床单”。这些言论遭到众多网友的愤怒谴责，却得到了部分女权者的理解和认同，例如覃里雯就认为“我们可以从配合作恶的角度来讨论受害者的责任”，并将其与阿伦特批评平庸之恶相提并论。然而，在以上恶性案件中，受害者是如何配合施害者作恶的呢？
被虐致死的方洋洋结婚时接亲现场视频截图
在农村残障女性方洋洋被虐待致死的案例 中，因为方洋洋有智力问题，从而幸运地逃脱了对她个人的苛责，但同时又凸显了另一个问题，即人们认为心智障碍女性没有自主能力，但这跟残障权利倡导者提出的“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有关我们的决定”是冲突的。前者的解决方案通常是由我们（如政府、有关机构）给残障女性做决定（替代决策），而后者则要求尽可能地给残障者提供资源和帮助，让她们自主决策。
米兔：个案进展与制度建设
2020年，对于反性侵的米兔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可供讨论的案例不多，但都颇具代表性，如影响力较大的鲍毓明案，直到官方调查结果公布，说明提出控诉的女方“李星星”有隐瞒年龄的问题，鲍毓明性侵幼女从客观上来说不成立，但争议还是不断 ，有人认为鲍毓明并不知道女方真实年龄，主观上仍有性侵未成年人的企图。
该案例中，许多人指出媒体报道的问题。一个是《南风窗》的报道完全采信女方说法，未进行查证，也正是这篇报道引发了公众对鲍毓明的愤怒，认为他是性侵幼女的恋童癖；一个是《财新》的报道提供了鲍毓明一方的视角，也给出了更多资料，但因为立场偏颇（过于偏向鲍毓明）遭到大量反对而撤稿。此后没有深度报道出现，公众对此事的了解多来自网上道听途说以及一些博主放出的鲍毓明一方的证据，这使得相关舆论日益呈现出二元分化的迹象。
有人认为，虽然鲍毓明的案例非真，但人们在这个事件中被激发的、对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愤怒是真实的，人们要求相关法律作出改变，这样的呼吁也是有效的；然而，如果倡导本身并不基于真实案例，由此唤起的愤怒到底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还是被不实报道引发的道德恐慌呢？当然，失真的个案也完全可能凸显了普遍现状，但由此个案产生的（过度）攻击施诸于个人身上，是否还正义？即使它真的产生了一个“好”的结果。
10月，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增加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犯罪成为亮点，其内容是“对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人员，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不论未成年人是否同意，都应追究刑事责任”，这被认为是对“星星提案”（因鲍毓明案而发起的6.5万人实名联署建议信，其诉求之一即增设利用权势性侵罪）”的回应，而这种看法可能阻碍了进一步针对个案的反思。
基本事实上出现歧义的案例，还不只是鲍毓明案。8月，梁颖在网上控诉遭罗冠军强暴一案迅速吸引到公众关注，但舆论发酵后不久，梁颖忽然与对方和解，并说罗没有强暴自己，事件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对于这类有一定“反转”的案例，不少女权者开始反思。例如吕频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理想主义、对斗争的渴望，还是对女权主义的忠诚，都不能让我们脱离这个真实而困难的世界，保证我们明察秋毫。”
在相关讨论中，不少人指出不要太关注个体，不要将诉求重点放在对个体处罚上，而应该聚焦在权力关系不平等上，根据性侵的共性和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诉求。从一些具体言论来看，其诉求的落脚点主要是制度建设，如 针对某性骚扰误判案例（清华学姐与学弟在食堂发生碰撞，学姐认为对方性骚扰，在朋友圈和微信群曝光此事，后通过监控发现是误会，在网上道歉并取得学弟谅解，随后学姐被人网暴）的讨论中，不少人就认为核心议题应该是呼吁建立校园防性骚扰制度。
由于网络管理的加强，几年前与女权者经常辩论的性权派减少了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但他们的观点作为一种回响在相关讨论中仍不时出现。如性权派代表何春蕤认为台湾的相关制度建设“形成对身体互动的敏感监控与猜忌介意，以情感上的不悦、不舒服为中介，使得人际互动高度政治化”，那么在呼吁要建立的性骚扰防控机制中，如何避免将防治变成重建男女大防？米兔的诉求重点应该是制度建设，还是社会文化改造以及如何改造，都需要进一步讨论。
情感动员仍然是女权主义者用来激发共情、寻求支持的有效工具。12月2日，“弦子诉著名主持人朱军性骚扰”一案开庭，当天从下午到深夜12点，无数人守在网上、法院门前等待消息。这种热情一方面来自人们对该案例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被 弦子这两年中积极帮助其他受害者的行为所感召。这种守望相助令人感动，但同时恐怕也需要看到，相关讨论中缺乏法学界的参与，关于法律的实务分析仍是不够的。
小结
2020年的性别事件及相关舆论中，呈现出更多复杂性、更具自反性以及更富争议性等特点。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的繁荣增进了性别议题的可见度，凸显了公众在性别意识上的敏感度，但当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时，舆论空间的常见负面现象在性别议题上也有体现，如二元对立、网络暴力泛滥，这些在提升公众性别意识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造成分裂（女权者之间的分裂，女权者与普通女性的分裂）。
线上讨论的繁荣对线下活动有一定促进，不少线下行动就是从网上讨论开始的，如拍摄女性劳动者、设置高校卫生巾互助盒、给乡村女童募集卫生用品、走访受害者方洋洋的老家、去庭审现场支持米兔当事人弦子…..等，这些活动与线上讨论彼此影响、互相促进，产生了很多积极意义，但有些也凸显出某种局限性，如城市中产女权主义者对阶层议题的忽略，这可能对活动的持续性造成影响，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性别议题的讨论吸引到更多受众，但似乎没能在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进展，例如在被关注最多的婚育议题上，许多女权主义者虽然激进地反父权，但对自身厌女症的反思很匮乏。在米兔案例的相关讨论中，对反性侵的认知也呈现出简单刻板的趋势，这对于复杂案例的分析非常不利，2020年争议较大的几个案例都有程度不同的反转情节，就与这种趋势有关。如何在激发共情、号召大家一起反性侵的同时，避免米兔成为个人泄愤的工具，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从年初的“江山娇，你来月经吗”，到年末的“我们不仅都是弦子的朋友，我们也都是彼此的朋友”，成为2020的回响。作为性别议题的关注者、女性权益的倡导者，我们可能并非彼此的朋友，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但我们至少不会是永久的敌人。在一些共同关注的议题上、一些达成共识需要倡导的女性权益上，我们仍然需要联合起来，哪怕只是短暂的结盟。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跟其他权益倡导者进行合作，因为女性不仅仅是想要生活在一个性别平等的世界中，也希望生活在一个思想自由、资源丰富、选择多元的社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