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一案在两年**后** 终于开庭。此案为非公开审理，当天下午14时开庭，庭审持续十个小时左右，一直到次日凌晨。开庭当天，百余人在法院外等待以表达对弦子的支持。
20 20年12月2日，弦子案开庭前后，数百志愿者等在法院外
12月21日，微博用户@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 （简称“理记”） 发微博声称看了14年的刑事案的笔录，对此案做了调查，文中有“对话朱军”的章节。5个小时后，朱军遂即转发此文，并表示“我没接受采访，但文中内容的确是我跟朋友谈过的话”。
当天，弦子再次发文，详细描述2014年遭受朱军性骚扰及报警的经历。
我想借由此事的发展，再次讨论性骚扰受害者面临的困难、社会对性骚扰的态度以及法律的局限性。
弦子在遭受性骚扰之后，她给多名亲友打电话，亲友们告诉她要忍气吞声。每一个电话都在消磨她对正义的坚持。 幸好，她最后找到一个要她报警的人，陪着她报警，保护她的学业不受影响。
可惜的是， 很多人都没有遇到这样的“幸好”。性骚扰受害者试图反抗和发声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告诉TA要“忍气吞声”。有很多当事人鼓足勇气想要寻求法律正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告诉TA们“你不会赢的”。大部分受害者最终只能“忍气吞声”。
2018年，米兔鼓励了很多女性讲出遭遇性骚扰的经历。当时，弦子看到一位姐姐公开自己被性侵的经历。弦子把自己的遭遇写出来，是为了告诉那位姐姐，也是为了传递一种信念——她的勇气是有意义的 。在弦子的微博下，许多女性也开始讲诉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
许多人在弦子的微博下讲述自己的经历
选择在网络公开的人们被不断质问“为什么当时不反抗”、“为什么当时没有报警”。弦子同样遭受质疑。由于案件是非公开审理，弦子一直不便说太多案件细节。直到最近有人泄露了卷宗，并故意曲解其中的内容，企图误导公众。
弦子不得不做出一份公开的“笔录”，再次细致地回顾化妆间里经历的每个细节，以及被性骚扰带来的羞耻感。弦子承受的种种压力，都体现了社会对性骚扰受害者的苛责。
弦子说：“希望公开审理，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经历、我的诚实，可以得到公正的对待”。 因为对公正的坚持，弦子才会在 被性骚扰的第二天去报警，才会起诉朱军性骚扰。然而弦子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呢？
2014年，弦子报警后，警察只对弦子的裙子的三个地方做了鉴定，鉴定结果上没有对部位大小的描述，没有任何人的签字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鉴定结果的真实性。警察在接到弦子的报警后，没有找朱军做调查，反而是千里迢迢去到武汉让弦子的父母签字保证不声张此事，也向弦子施压，让她不要把此事讲出去。最终，**警察没有作出“不予立案”的结论，也没有继续调查，案件不了了之。**
2018年，弦子起诉朱军性骚扰。弦子的案子被毫无理由地拖了2年 才开庭。根据《民事诉讼法》，一般的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６个月内审结。这个案件特**殊在哪里呢？**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
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很多性骚扰/性侵害受害者，内心都抱持对公正和必胜的信念，却要面对现实的种种挫败。弦子在开庭前对大家说：“一定不要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如果有任何不顺利的地方就感到气馁。”她一定是最希望这个案子可以赢的人，但现实不得不让她担忧。
弦子案开庭前
目前有关性骚扰的法律不完善是社会共识，关注妇女权益的各界人士都在努力推动相关法律的完善。也是基于此，2019年，最高院增加了新的案由——“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今年，《民法典》中也新增了性骚扰的条款。可是我们知道这依然是不够的。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如果没有承担防治性骚扰的责任，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这在现有法律里仍没有明确规定。
图说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 （简称“源众”）曾对涉及职场性骚扰的裁判文书做过统计、分析。2010年到2017年的5年间，聚法案例、中国裁判文书网两个网站共收入9000多万份 裁判文书，以性骚扰为关键字检索，最终只获得34例 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的案件。
2018年，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发布的《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示，在233名受访者中，66.5% 的⼈遭遇过职场性骚扰。
那么多人遭遇性骚扰，为什么维权的人却那么少？答案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法律不能给受害者必胜的信息，那受害者去维权的动力就会减弱。
“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胜诉第一案当事人历经861天，也没等到刘猛的道歉。最终，法院作出强制执行，公开刊登判决主要内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可是这样的判决结果对于性骚扰受害者来说还远远不够。此案还未能追究用人单位的责任，当事人也没有得到任何精神赔偿。
我们都期望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能有好结果，但如果弦子最终输了，这真的意味着性骚扰没有发生吗？很多人说“相信法律”，究竟要相信什么呢？法律是为了寻求公正，可是法律本身有局限性 ，法律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公正。我们更应该相信公正，通过法律寻求公正是其中的一个手段。法律的公正是社会的底线，我们所寻求的公正应该不止此。
没有人能还原真相，法官也不能。除了法律的审判，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结合自己的社会常识、对人的理解对此事作出自己的判断 。如今，公开讲述性骚扰的受害者都在面对公众的检视。 如果受害者没有丝毫证据，很容易遭到反驳。
弦子非常坦诚地向公众描述了很多细节，以接受对质。她的自述里描述了性骚扰发生的过程，她当时做了什么。弦子还提到很多人。媒体曾采访过其中一些人，警察也曾对证人进行询问、核实。
弦子第二天报警的行为是一个受害者寻求公正的做法。“我值得一个正义的对待”的勇气支撑着她给一个个亲友打电话，直到有人告诉她应该报警。报警后，警察做了一些调查，留下了很多证据，有当时的监控记录、弦子的衣服，和证人做的笔录等。
警察的做法也值得思考，如果他们的调查显示没有发生性骚扰，可以直接给出不予立案的决定。为何要专门跑到武汉向弦子的父母施压？警察的调查虽然在当时没有结果，却让弦子在4年后起诉朱军性骚扰有一定的依据。 弦子的自述也从警察14年的调查中得到了印证。
2018年10月，弦子就向法院申请公开审理此案
2018年，弦子起诉朱军性骚扰。尽管此前她并没有详细公布案件细节，可是她一直在要求公开审理。 如果弦子真的没有证据，恐怕也不敢这么坚持。面对公众的质疑，弦子一次次地认真回应。这是一个不断揭开伤疤的过程。
朱军的回应，简单来说就是“我不认识她”、“什么也没发生”。 带弦子去化妆室的人为朱军作证说，自己2014年6月整个月从没有到过北京。这 不可能是忘记那么简单。 他要为别人作证，一 定会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仔细的 回复。但卷宗中却有 这位证人和弦子在事发化妆间外走廊的监控截图。
在理记的文章里，朱军的证人用谎言来刻意否认朱军的权力：“朱军也是一个嘉宾，只不过是主持嘉宾”。而朱军其实是《艺术人生》的总制片人，是这个节目的老板。他的影响力足以 让警察为他到外地出警，能够在首次公开回应就上了热搜 。而弦子2018年的自述、相关的报道曾被全网屏蔽。
理记文章截图
请大家再次结合朱军的影响力，来判断他和弦子之间的权力关系 ，想到弦子遭受性骚扰时的恐惧、担忧和不知所措，看到弦子站出来后承受的非议、诋毁，听到弦子一次次真诚的回应。
性骚扰案本身就很难判断，我们还面临如此多的信息屏障。或许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判断标准，性骚扰案的信息屏障到底是谁制造的？ 这个案子俨然已经在进行法庭外的审判，每个人都是这场公开审判的陪审员。你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弦子说“历史在反复，但一定会向前走的”。这几年弦子的付出远远超出一个受害者的范畴，我们要和她一起把历史的车轮往前推。如果你也在寻求公正，就和弦子一起呼吁警察出示14年的调查证据，呼吁法院公开审理，让历史往前走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