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女性的新噩梦
上个月，联合国妇女组织公布的全球数据显示，在全球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影响下，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和负责家务照料的比例均大幅增加（女性无偿工作时间是男性的三倍以上）。即使后期经济稍微缓和，她们却没有得到重返职场的机会，仍受困于家庭。可以说，全球女性的权益和待遇在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下首当其冲，“我们在过去25年所做的一切努力，可能会在一年内流失”。这是一场专属于女性的噩梦，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家庭。
全球女性在职场面临着巨大的性别不平等。尽管在2019年，九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明令禁止企业单位在招聘时歧视女性，但这么一场职场反性别歧视运动仍“未竟”。我们的劳动参与率中的性别差距比率已经“从1990年的9.4个百分点上升到2020年的14.1个百分点”。疫情下，女医护女工人深陷缺乏工作权益保障的境况，一而再再而三地真实呈现在我们眼前。在3月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健委表示在支援武汉和湖北的医疗队中，女性医务人员的比例高达2/3。即使是在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工地上，也有千百个她们在搅拌水泥、运送物资的身影……无论是医院工地还是社区家庭，女性的力量在抗击疫情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生理期卫生用品等却因未被纳入统一采购的必需物资，无法使用专用绿色通道，而使得奋斗在一线的女性工人“不能更换卫生巾，血流到了防护服上”。更让人气愤的是，在所谓的《最美逆行者》开播后，她们却被有意地除名，变成“咱们这个报名的都是男同志，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个呀”。庆幸的是，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剧一开播就被骂上热搜，被网友们指出其罔顾事实，肆意贬低女性在职场中的劳动贡献。整个剧俨然是一场闹剧，但同时也是在社会集体“性别盲视”下忽视女性权益的缩影。
巨大的家庭负担同时也加重了女性在职场中的所遭受的歧视和偏见。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一度被认为可以有效地冲击家庭制度，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家庭，从而打破父权制下两性不平等的局面。但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陷入了家庭和工作两头烧的拉扯，我们清楚地知道，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上达成高度一致：在全球的市场体系中，女性不仅需要扮演着最便宜的生产者的角色，同时也要扮演着最便宜的消费者的角色。维系男性统治地位的父权制不仅则能有效地帮助资本主义实现这一目标，并能为它维持廉价劳动力的不断再生产。
于是，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家庭，成为了共同滋养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滋生的温床，而女性的血和肉则成为其养分。“她们在做饭、照顾小孩和老人上花费的时间达到125亿个小时。无偿照料工作像一部‘隐形引擎’，令我们经济体和商业社会的巨轮得以运转；然后在背后真正的驱动力量——那些女性们，却很少有时间接受教育，难以拥有体面的生活，或对她们身处的社会没有发言权，从而陷落在经济底层困境中”，乐施会在今年初公布的报告中如是说。落在女性肩头上的过重的家庭照料工作减少了她们参与有偿工作的时间，也将她们排斥在正式劳动力市场外。碍于所谓公私领域的二分，囚禁在“家庭”这一私领域的任何形式的家务劳动都被选择性忽略，更不谈及“价值”。尽管乐施会计算出，全球女性无偿照料劳动每年的货币价值至少为10.8万亿美元。在父权制“家”的笼罩下，这本因成为资本家成本的10.8万亿美元，却尽数转换成它们丰厚的利润。所以才说，女性所承担的免费家务劳动既是造成女性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资本积累中的重要一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各取所需，合谋酿成了女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局面。
对权力侵蚀权利说不，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2020年末，零度的北京。虽然距离主持人朱军把手伸进弦子裙子里的那个夏天，已然过去了6年；但在这6年间，弦子选择持续发声问责，没有退缩。终于，她等到了朱军性骚扰事件的开庭。即便朱军还是没有现身，但现场却有千百个弦子的朋友。
“谁是弦子的朋友？”“我们都是。”
性侵是权力对权利的侵蚀。刘强东说：“你可以成为邓文迪”；朱军说：“我可以给你进台的机会”；央美教授姚舜熙说：“你不喝酒就别想考我的研究生”。制度给了某一部分人权力，缺乏监管的权力让人肆无忌惮，肆意妄为。弦子说，哪怕自己的案子不能打赢，这也是对法律的一次记录。
性侵犯、性骚扰被写进法律跟女权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家。
上世纪70年代，当一群北美的女性在讨论女员工因不想服从男上司的性邀约而在工作上频频碰壁时，发明了“性骚扰”这个词。其后，麦金侬（MacKinnon）教授发表《工作女性的性骚扰》（1979）（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把性骚扰明确定位成为父权结构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性骚扰，不仅仅是一方不情愿接受另一方的性追求、暗示和行动，更是一种在权力结构下的裹挟和胁迫。谁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并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侵占他/她人的身体？而又是谁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只能艰难地捍卫自己最后一点尊严？
如果说法律的核心是保障人人平等，那么首要的，它就要保护结构上处于弱势的群体的权利不被践踏。回顾过往，1995年性骚扰首次被提出；1998年始首次被列入法律；2001年首次诉讼被新闻媒体报导。当年提出性骚扰诉讼的童女士，控诉她的上司对其进行长达6、7年的职场性骚扰。最后法院认为缺少证据，判童女士败诉。在这之后，全国陆陆续续都有性骚扰案件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出现在法庭，但绝大部分都以原告（即被性骚扰者）败诉为终。
到今天，2020年即将过去，弦子的案件还没有结束。我们的现状，又有多少改变呢？我们一再寻求一种制度性的公益。但，我们等到的是什么？是用“仙人跳”的逻辑硬生生把在父权制下的权力胁迫与压迫解释为“权色交易”；是用星星的骨龄检测结果说明她在年龄上“撒谎”而让鲍毓明逃脱性侵的罪名……权色交换的基础是权力极大的不对等，而法律应当成为保证权力不对等不会滋生暴力的手段。现实，却恰恰相反，让人心寒。
是什么样的念头让拉姆的前夫在离婚后仍以在拉姆身上泼汽油的方式发泄他的不满？多少家暴的出发点都是因为“爱”，但这所谓的爱却包裹着对自己另一半的全然物化。只有把一个人当成是物的时候，霸占和惩罚的心态才被合理化。但人，是不能被完全占有的。可惜，我们的文化还在不断美化这种“霸道”。刘强东、朱军和拉姆的老公都是父权的代言人。基于性别和经济优势，他们从一开始就把眼前的女性当成一个可以任由自己摆布的物。若是属于自己的物却不服从自己，他们就要试图报复和毁灭她，以作为惩罚。此时，在物化天秤的极端，就是被完全物化的奴隶。但女性，从来就不是奴隶。
互联网女权：女拳女权不割席
PAPI酱在网上公布自己产后的照片和声明。本是一条母亲节微博，却没想到激起网民对于“从夫姓”的一阵声讨。部分网民认为，PAPI酱作为中国最成功的顶流网红之一，打着独立成功女性牌，到头来还是要做“婚驴”、“胎器”：像驴一样为家庭工作，做男性家族的生殖工具。
对这些使用“辱骂性词汇”形容男性和步入传统婚姻框架女性的女权主义者，网民们以牙还牙地说这些人是“女拳”主义者：走火入魔，过分强调女性利益，宣扬性别对立。这引起了许多“高知”女权主义者和“女拳”的割席，如虎嗅网上一篇文章甚至引用上野千鹤子的《厌女》来说这一批“女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厌女”，“将（未婚育）自己称之为女性，而除此之外的女性，就都是’他者’，甚至把她们开除出女性身份，代之以动物形象和器皿。”
谭维维年末发行的《小娟》气势磅礴。如泣如诉的副歌中列举出中文中根深蒂固的厌女情节：“奻 姦 妖 婊 嫖 姘 娼 妓 奴 耍 婪 佞 妄 娱 嫌 妨 嫉 妒”。延续多年的对女性的“辱骂”却从未被质疑，而近年来随着女性意识的崛起而有的“女拳”词汇却在伊始就被分裂、被质疑。“女拳”并不厌女，而用看似科学的话语来压制这些对女性地位反思的力量才是一种厌女。或许所有的愤怒都有不理性的形态，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割席，而是去理解这样的愤怒，把愤怒梳理成一种清醒，再汇聚成一股团结的力量。
女性的婚姻和生育一直是女权主义的核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家庭是巩固私有制和把女性放在再生产中的制度；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代表费尔斯通（Firestone）也在其著作《性的辩证法》中质问：如果生育的重任要一直由女性承担，那么女性就无法真正的解放。随父姓，从夫住，“男主外、女主内”这些看上去“合情合理”的惯例都是对父系社会的一种维持与巩固。但很多时候互联网上传播比较广的女权思维容易陷入一种困境：以受过教育为主体的网民们可能会认为，只要女性足够成功，她就可以跳脱出父权制的宰制，可以从再生产的劳动中被豁免，过上“独立”而“随心所欲”的生活。
但这样的“独立”多多少少只是一种用金钱对再生产劳动的外包。而外包的对象很多时候不过是更需要钱的其他女性罢了，如清洁阿姨和各种灰色地带的代孕妈妈。其次，所谓“随心所欲”的生活想象也不过是“霸道总裁”的翻版，本质还是：“谁有权力，就能为所欲为，碾压比自己更加没有权力的人”。女权主义者追求的是一个“让弱者也能好好生活的世界”，没有哪个女性可以因为个体的成功而打破一个允许“权力侵蚀权利”的世界。
用“卫生巾”砸出的裂缝也许能透出光
谁也不曾想到一片小小的“卫生巾”竟然贯穿了2020年一整年：从年头群众自发组织给抗疫女医护送生理期卫生用品，到9月网购平台售卖散装卫生巾而引起讨论的月经贫困问题，再到年尾11月席卷全国的高校卫生巾互助盒行动。但也不意外，毕竟这小小的卫生巾甚至还贯穿了每一位女性的大半人生。
“有生之年，我们都不会看到性别平等的一天，连我们的下一代也不太可能见到”（None of us will see gender parity in our lifetimes, and nor likely will many of our children.），这是《2020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开头。悲观且沉重。报告估计，要彻底消除在卫生、教育、职场等性别不平等所需的时间是99.5年。多数派曾在回顾“卫生巾互助盒行动”的文章《月经血不是蓝色的》中写道，“女性的未来，由你我来创造，艰难而踏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终要踩出光明的未来，即便倒退此时此刻在加速”，“不是盲目乐观，也不是傻，只是还愿相信，你我在，力量在。”
因着，我们看到那一片卫生巾竟砸出了裂缝，让黑暗的未来有了些许亮光。从年头到年尾，卫生巾行动是一个从支援到自助的质变过程，其涉及范围逐渐变广，跨行业跨地域；话题亦从关注女性生理需求、进一步发展到关注女性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和抨击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对女性的宰制。行动，让我们看到了改变的可能。聚焦于这样一场“卫生巾互助盒”互助行动，它在公共空间的出现是祛魅，祛除对“月经”的愚昧与羞耻；与此同时，亦是对所谓“卫生巾”是“女人的问题”的纠错。因这是一个严肃的 “社会的问题”，是一个在“性别盲视”的社会下集体对女性空间压缩与资源剥夺的问题。
月经羞耻与月经贫困相伴相生。2019年，国际妇产科联盟曾表示，全球有5亿女性生活在月经贫困中。用不起卫生巾，就是如此赤裸裸的贫困。根据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张茹玮称面临生理期的女童约占4000万贫困儿童数量的10%来推算，约有400万适龄女童面临“月经贫困”。在二三线城市、农村边远地区饱受月经贫困困扰的妇女数量则无从得知。全因长期以来，这一社会问题无人关心。
今天，“卫生巾互助盒”行动让无数女性站出来了，打破月经羞耻成为了我们行动的口号。然后问题来了，站出来之后呢？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呢？眼看着互助行动后期不乏各种打压，以挑起“男女对立”之名妄图喊停这场运动；亦有行动者眼看着互助盒里的卫生巾只出不进而感到灰心丧气。行动的延续在此刻显得有点不太明朗。或许，从劳动者行动的经验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些许方向，“现实的矛盾告诉我们，如果仅仅依赖一个厂或者一个行业的自发工人行动，工人所获得的成果往往是不巩固的。工人要想要保住自己获得的利益，必须要在更高层次（立法、政治）上进行争取”。上个月，旨在消除月经贫困的《生理期用品免费供应法》在苏格兰立法通过，迎来了大家的欢呼，也夹杂了大家的羡慕与一丝落寞。如果说，消除月经羞耻是我们的第一步，消除月经贫困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下一步。减税、免税、免费，前路道阻且长，但集体力量不能散。站出来，是第一步，但永远不是最后一步。我们都会，手牵着手，走下去。
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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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兔”在中国（思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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