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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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日前正式宣布进军娱乐圈。她是任正非第二任妻子姚凌所生，随母姓，也因这一特殊身份而被戏称为“华为二公主”，据说其父也支持她“搞文艺”。
虽然娱乐圈的人不怕没争议，甚至只怕没争议，但她遇到的第一波争议可能也有点出人意料：
底下最高赞的一条留言说，这“类似于去年初的：‘她如果是红四代，开车进故宫还情有可原，但她只是个嫁进去的普通人空姐。’”
确实有点好笑，毕竟寻常人家里的小女孩被叫作“小公主”，也没见人这么急怒攻心。关晓彤还把自己定位为“京圈格格”，因为“公主”和“格格”在如今这个平民化的时代里，早已不算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身份了。但这里的反感，细想却又并不仅仅是对权力地位本身，这究竟算是基于什么逻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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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的原因恐怕在于：中国社会的底色还是等级制下的身份地位，所以凡事讲“资格”**。因此，人们反对的不是特权本身，而是强调你没有资格享有特权**。在此隐含的一个前提是：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对应不同的规格待遇。因此，“人上人”那样也罢了，但就凭你？
这一点其实鲁迅早就道破了，《阿Q正传》里赵老太爷骂阿Q：“你怎么会姓赵？你怎么配姓赵？”——姓氏本来只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符号，但在这里也是一种“资格”，意味着和赵老太爷同宗的“身份”，而无此资格者冒用，那就是不可饶恕的僭越。
孔子是彻底的规范人，强调“君子思不出其位”，每个人各安本分
本来，儒家思想所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建立社会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强调每个人都要安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这样社会才能安定。中国人传统上理解的“规矩”，其实就是伴随着身份地位而来的一整套角色规范。如果一个人僭越了自己的身份，那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眼里，便是“乱了规矩”，甚至是社会失范的征兆。
正因此，中国历代所制礼仪，其根本目的都在于维护社会等级的差异性，彰显身份地位的不可逾越，尊卑有序、贵贱有别。明太祖朱元璋再三重申这些禁令，明确指出要避免等级制度混乱，禁止任何偏离。这些规范事无巨细，从官员不得掩饰其级别，到百姓不得取名用帝王等字样，平民、商人使用超越其等级的事物，均属“越制”的大罪。
与此同时，中国这样一个编户齐民的社会却又是相对平等的，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承认人们有机会向上流动。于是，人们在恪守礼法秩序的同时，又怀有一种特殊的公平意识和反叛心理：凭什么你行，我就不行？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多情的大理王爷段正淳在被迷药制住后，有一段描写：
果然听得马夫人问道：“段郎，你肯不肯和我做长久夫妻？”
段正淳笑道：“你这人忒是厉害，好啦，我投降啦。明儿你跟我一起回大理去，我娶你为镇南王的侧妃。”
秦红棉和阮星竹听了，又是一阵妒火攻心，均想：“这贱人有什么好？你不答允我，却答允了她。”
在此隐藏着强烈的嫉恨：凭什么是你？这在一个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中更容易生发，因为“熟悉产生鄙夷”，人们很难承认自己在什么地方不如人。最终，这有时甚至还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动力：如果连他都行，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甚至是“**你不配，我才配”**。**
这样，同侪之间的激烈竞争，最终却维持了一种超稳定结构，因为人们实际上既不反对秩序顶端的裁决者，也不反对等级秩序本身，反倒是自觉地维护这一等级制，仿佛唯一的问题是有一些名不副实的人败坏、逾越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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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平等观，因为它指向的是当事人的“资格”——仿佛此人如果确有资格，那就没问题。这就造成一种羡憎交织的双重心态：抵触同侪将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显化，但对“王室”和“贵族”又有着莫名的艳羡。
诡异的一点是：这看似叛逆，其实却又是保守和顺服的。因为发出这种抗议声的人未必不想要这样的特权，也正是这种“想要而得不到”才具有爆点。事实上，像“开着大奔进故宫”的事主也完全明白这一点，否则这种炫耀就无法招来羡慕、妒忌，正是这才带来权力的满足感。在这里，演员和观众实际上是同一类人。
当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炫耀身份特权本身可说是他们试图将权力和财富转化为社会资本，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很多暴发户都想把自己孩子培养成“贵族”——但“贵族”不是“培养”出来的，这些做法往往倒是适得其反，因为中国人并不认可这种合法性。按王学泰的观点，中国人只认三种：血统、打江山的、考出来的。所以，“红四代也还情有可原，就你，还贵族？”
客观地说，这固然是因为中国深厚的儒家传统，但每个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经历。此时，人们看到了机会（“我也有权得到”），而社会上升机制却未必完善，以至于一些看起来“德不配位”的人倒是趾高气昂。此时，人们想的是如何让自己也捞到一点好处，吁求的其实是公平的分配机制。
美国记者Hedrick Smith在1970年代常驻莫斯科，事后根据自己的观察写成《俄国人》一书，他发现，“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度里，人们还是有着比在西方具有多得多的等级、阶级和地位的观念”，“权贵们把这些特权都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他们极端鄙视普通人，那种骄横的态度，比起西方最高傲的富翁们，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人们不想改变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们不说苏联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点。”
就此而言，当下中国社会出现这样的心态绝非偶然：一方面，原子化的个体相信彼此均等，对公平越发敏感，本能地对权力和金钱的肆意张扬有所抵制；但另一方面，在一个充满社达气氛的社会里，当一个“人上人”仍然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这既造成一种狂躁焦虑的心态，却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内在的巨大动力之一。
不过，吊诡之处在于，只有势利眼才会那么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急于通过他们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格调》一书对此一针见血：“如今，只有把帽子当作无足轻重的饰物，才能赋予它等级的意味。严肃地看待戴帽一事，只会使自己的身份降低。”——当然更不必说，沾沾自喜地炫耀自己的特权，这本身就是暴发户格调低下的可靠标志。
确实，一个社会即便现代化了，也很难消除这些身份地位的差异，但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身份，公共物品也不应根据“资格”来分配享有的权利。不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已经在意识层面真正现代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