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法兰西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2020-12）
问：疫情之后您一直保持很低调，我想知道您的生活如何？有没有因为日记而改变？
方方：也谈上不低调，因为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日常生活一如既往，并没有大的变化，这就足够了。有变化的只是我所从事的文学事业。
我似乎被国家相关部门实施了拉黑方式。致使我无法在杂志发表作品，也无法在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小说，更谈不上受邀参加任何一个文学活动。从1982年我开始发表作品始，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也让我想到极左势力在中国盘根错节，尤其在官员中非常有市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中国改革开放了四十年，居然因为一个人被封在疫区记录了六十天疫情，就要被剥夺其在国内的所有出版权。这与文革整人的手段，已经很相似了，而这样的方式，正是极左势力所期待的，他们一直都在推动新的文革再次开始。目前我好在并未被网络封杀。
此外，我的日常生活并无变化。为此，我经常让自己换一个思路去想：中国距离文革结束毕竟已有四十多年之久，社会进步明显，诸多官员虽然害怕自己“政治不正确“，但至少还保有法律底线，这就是进步。
问： 在疫情期间您是否预料到您的日记有这样的成功？为什么之后会招来网上的抨击吗？
方方：我在记录第一篇时就写到了，我只是做一个记录。而且我是在我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写的，很随意，也没什么构思，只是记录一下当时的事件和我自己的感想，根本就没有想过出版。
写了十多天后，开始有出版社与我联系，初始我都回绝了，因为那时武汉的状况很不好，我自己心情也很坏，根本不想考虑出版的事。
后来，疫情得到缓解，前来联系的出版社更多了，我才决定出版。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问：为什么您会考虑在国外出版您的日记？您所经历的和亲眼所见的故事被大家去阅读，被留存，这对您很重要是吗？
方方：不是我考虑的。是我的小说《软埋》的翻译白睿文先生看到我的记录后，提出翻译出版。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当时武汉的状况不好，我也不想出版，也是给予了回绝。
疫情缓解后，更多出版社洽谈，不会少于十家，其中也有境外的。我想既然大家都希望出版，或许它是有出版价值的，于是同意了。我将同意出版的信息告诉白睿文先生。
我因为没有外语能力，又懒于跟其他出版社打交道，便委托白睿文先生帮我把全球代理权都交给代理公司。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是职业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是希望有读者的，如果有发表和出版的机会，没有特殊情况，自然会选择出版。
这是所有中国作家都会有的选择，谈不上重要不重要，是职业习惯。问：在疫情初期，是什么让您觉得有一天需要把您日常生活感受写在纸上？方方：我在第一篇就写了，当时是《收获》杂志主编来约稿，他希望疫情之后我能写一篇《封城记》。
我是职业作家，他是职业编辑，是杂志的负责人，觉得封城内的生活，应该有人记录下来。我们的行为，都是很自然的职业行为。我并没有完全同意写《封城记》，但表示可以先记录一下。于是在我的新浪微博上写下了第一篇，这就是《武汉日记》真实的开始。
问： 疫情期间在家的情况如何？那段时间您是怎么生活的？必需品的供应呢？
方方：疫情期间，恰好是中国的春节。节日中，商家至少会休息三天或是更久，所以家家户户都储备有食品和菜。我也同样如此。我女儿因为属于密切接触者（她的父亲被感染了），她单独隔离在自己的住所，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储备的食物，足够我吃半个多月。
后来疫情缓解后，社区和电商行动起来，也有很多志愿者在为市民提供帮助，人们大多可以通过网上团购采买食品。由于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吃得也少，我的同事和邻居们也会把他们的食品给我送一些过来。尽管隔离的76天，但是食物问题上，各家都很从容。
中国并不穷，提供一座城市百姓的日常食物和用品，应该是很容易的事。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政府，也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会没有吃的。问： 您能告诉我当您知道您能出门的那一刻的感受吗？自由的感觉？方方：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出门，大多时间都在家里。
所以在解封后，我住到了郊区，那里一直是零感染。又因为极左势力和网络流氓的威胁，出于对人身安全的保障，我大多时间仍然是呆在家里。解封是看的视频。看到之前堵死的道路被打开时，仍然忍不住热泪盈眶。那样的时刻，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有的只是：大家终于活出来了。
问：几个月的封闭式管理的生活您有怎样深的印象？
方方：凭心而论，前期人人都是紧张慌乱的。尤其有谣言说，武汉外围已经全部被封死，国家放弃了武汉，准备让武汉人自生自灭。
这个谣言让无数人焦虑。疫情早期的信息不透明，每个人都面临着不确定性，所以人心惶惶。我一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处在那样的情况下，心里也有些紧张茫然。但是到了初一，看到上海医疗队来武汉支援的消息。
我深知，中国的事，一旦变成国家行动，就一定能很快解决。所以，立即就安心了。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记录。
及至疫情中期，武汉的抗疫和日常生活，变得慢慢有序起来。无数公务人员下派到社区为百姓服务，隔离也变得更严格，感染人数越来越少，而治愈率也越来越高。
应该说，到了中后期，官方的管理还是很有效的。民间的自愿者也非常多，整个武汉都显得井然有序。
问：说到疫情您会不会一直很沉重？就像记忆中的一起严重的事故，创伤即使不经意间一样依然存在？方方：是有点沉重，尤其在早期，那是我们的至暗时刻。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人真的很多。在不停听到死讯时，心里真的非常难过。
因为这些死讯太密集了。尤其是这些死者们，对求医无门和自己的死亡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们的绝望可想而知。这种创伤对于所有家庭破碎者来说，或许会伴随其一生，也或许会很多年，走出阴影，是他们终生的事情。
尽管有人会选择忘记，但是某个不经意的时间里，它还是会冒出来的，这是毫无疑问。但对于仅仅只是被封在城里，并没有感染或死亡的人家来说，创伤要轻微得多。
问：您是否感到愤怒，悲伤？
方方：当然有。我被封在城里，身处于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居然有人在这样的时候，对我进行造谣攻击，真的很不可思议。
疫情之后，这些人，终于利用海外出版这件事，作为突破口，煽动起一场网络暴力。直到现在，这场网络暴力都没有结束。
而官方则进行选择性包容，我不可能不愤怒，也不可能不悲伤。但这些也都是在网络暴力的早期。时间长了，谁都能看到那些对我的诋毁和中伤，全部都是造谣，而我自己也无所谓了。
我知道挑起这场网络暴力的是些什么人，而且也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所以我将这些人这些事当笑话来看。这场网络暴力是附加在这场灾难上的丑恶，是这个时代为自己留在历史上的一个耻辱。
问： 如今武汉的生活已经回归疫情以前？
方方：从城市状态上看，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氛围。商场和餐厅，都开业了。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外出吃饭，也基本上没有戴口罩。但有些隐性的东西，回不到过去。比如倒闭的小店，死去的亲人家庭，很多人的心态，比如我，等等。一场灾难过后，总归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问： 您是不是也一直等疫情的真相，它的调查？
方方：是的。而且我也相信有一天湖北会成立调查小组，查清这场灾难的来龙去脉，给人民一个交待。这是必须的。
（方方注：这是法广记者去年12月中旬发给我的问题。我在12月19日晚给了他回复。是根据他的提问，所做的回答。这里除了修订几个错漏字外，其他均未改动。
我没觉得这些问题有什么反华内容，它与世卫组织来武汉也没有半点关系。其中关于人身安全一语，也是在谈武汉解封时所提及。看到张颐武的变态解读，真的觉得很无奈。
也由此想到，当年林昭、遇罗克等人被枪毙，四周又有多少张颐武或司马南这样的人？这应该算政治构陷吧？如果成功，被构陷者又会遭遇到什么？还好，现在到底不是文革。以前读到关于文革中受迫害人的文章，很难知道他们周边的那些鼓噪者是谁。现在的网络有记忆，真好。
顺便再说一句，外媒记者有不少人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对中国也很友善，并非某些人想象中有那么多的仇恨，而且对中国的抗疫也多持肯定态度。这是他们对我采访时我得到了印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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