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大使吴若兰
外国媒体在中国正在被歪曲报道——这掩盖了它们发挥的积极作用。
上个月是首架英国公民的撤侨航班撤离武汉一周年纪念日。
当时，并不是所有的英国公民都成功登机了，于是一些英国记者就我们对撤离航班的处理撰写了文章，揭示其问题所在。
当时的形势充满了巨大的挑战。该文章报道后，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撤侨工作在那种情形下似乎饱受批评。
然而，这篇报道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国媒体在中国的行为是独立的，并对本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行为都进行了监督。
这令人想起了最近几周，中国官方媒体不仅发表关于攻击外国记者的报道越来越多，还指控他们反华。
这些报道声称，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外国媒体的批评报道证明了他们不喜欢中国。《中国日报》最近将他们形容为“憎恨中国者”。
本周一，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发布了关于媒体自由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在2020年出现了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外国媒体被驱逐出境事件。
我将在本文中解释为什么外国媒体批评中国当局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中国。相反，我认为他们本着诚意行事，作为政府行为的监督机构发挥着积极作用，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并保护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
在英国，媒体通常被称为“第四产业”。这个词来自英国-爱尔兰哲学家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87年，他说，英国议会中有三个阶层（牧师、贵族和政客）。而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阶层是“在那边的记者席中”——独立的、能够提出挑战的媒体。
这一点在2009年英国议会开支丑闻中得到了证实，当时《每日电讯报》披露了一些文件，揭露普遍存在滥用议员津贴的情况。议员们用这些开支来支付他们自己的个人物品，其中一个议员把公共开支用于支付家养禽类（鸭子）的窝。这次曝光迫使这名议员偿还了公为私用的开支、辞职以及被刑事起诉。
在英国，记者可以就任何话题采访政客，并向他们提出尖锐的问题。这种采访技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他们开发了一种称为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推理形式，通过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来寻求真相。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改编和扩展，认为：
真理既不存在于论题中，也不存在于其对立面中，而亟需综合分析两者。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以其质问政客的风格在英国家喻户晓。他最著名的一次采访发生在1997年，当时他12次询问前内政大臣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是否曾干预解职一名监狱长。尽管这位政治家拒绝回答，听众还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英国媒体还开展调查工作，揭露不法行为，为少数群体发声。2019年，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通过拍摄揭露了杜伦县的一家护理院的自闭症患者和学习障碍患者是如何遭受护理院员工的身心虐待。因为他的拍摄，这家护理院被关闭，员工也被逮捕。而就在记者调查的几个月前，这家护理院的服务还在政府监管机构视察之后被评为良好。
中国媒体也能秉承‘舆论监督’的原则提供一些批判性的报道。比如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三十多位《财新》的记者开展调查揭露了地方当局如何压制吹哨医生和隐瞒病毒能够人传人的事实。他们的批判性报道并没有被视为他们憎恨武汉乃至中国的证据，相反，这些报道因在发现问题和追责上发挥作用而受到赞誉。
除了《财新》，包括《财经》、《新京报》、《北青深一度》在内的其它媒体也就新冠危机进行了深度报道。但不同于外国媒体的是，中国媒体只能在政府允许的条件下进行批判性报道。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16年所说，“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
2015年，前央视记者柴静推出了一部关于中国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柴静未出生的孩子被检查出患有肿瘤，她为此谴责空气污染对此的影响并由此展开了调查。70%观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表示这部片子改变了他们对雾霾的观念，从而更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人民日报也在官网上发布了这部纪录片，但一周内这部片子就被删除了。
很多中国记者和企业都支持给与更多空间的媒体自由。虽然《环球时报》作为官方媒体近期抨击了外媒报道，但其总编胡锡进之前曾呼吁广开言路。在微博上他这样写道：
中国还是应多放开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
无论在世界何地，批判性的报道都不能证明记者不喜欢这个国家。相反，它证明了媒体自由的价值，可以带来更准确的信息和指出需要改变的地方。正如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的座右铭所说：
倘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亦无意义。
我希望未来这类来自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的重要报道可以得到更大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