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杂志发布了作者何伟的长篇新闻故事,通过他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到了疫情期间中美之间的商业交流和中国人对美国局势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国家领导人进行贸易威胁,但疫情似乎使美国人更加依赖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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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纽约客》推特

在亚马逊上,如果你搜索跑鞋,把价格框定在30美元左右,翻过最初的几页,你就会看到一些从未听说过的品牌。有些似乎遵循一个字母主题,比如zocavia, Zocania, zzkim ,而其他的根本就找不出词源,比如Biacolum, Qansi, NYZNIA。

研究一下产品图片,你会从七零八落的碎片信息中拼出个大概,Qansi男式运动鞋,网面超轻透气运动散步鞋,看起来和Biacolum男子防滑针织网球运动健身鞋一模一样,跟Zocavia男式超轻网球防滑运动健身鞋也是一样。

这些产品描述中的语言可以被称为亚马逊英语:不地道但基本能懂,超级冗长但便于搜索。通常,产品的描述从语法上来说是没有错误的:Zocavia,“超轻材料几乎不会给你的脚留下重量”;Zocania,“最新面料的鞋面让你的脚可以轻松呼吸。”

有一个词在亚马逊英语中几乎从未出现过,那就是“中国”。

分析电子商务的Marketplace Pulse说,亚马逊的顶级卖家,即在美国年销售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有近一半都在中国。一位亚马逊发言人最近称这是不准确的,但他拒绝透露中国卖家的具体数量,只是说美国网站上的大多数第三方卖家都在美国。

在产品页面上,中国卖家很少为他们的产品做广告,Zocavias和Zocanias也没有提到它们是在哪里生产的。要了解更多信息,可以访问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网站,那里的注册信息非常丰富。(注册网站会告诉你:“‘Biacolum’一词在外语中没有任何意义。”)

在商标网站上,听起来有点像来自塞尔维亚的网球双胞胎Zocavia和Zocania,实际上是在四川省丹陵县官亭村的同一个人名下注册的。这些品牌,以及Zonkim、Biacolum、NYZNIA和其他几十个品牌,都属于一家名为Kimzon Network Technology的公司。

Kimzon的总部在成都一栋办公楼的16层,在2020年疫情的春天,那里的老板告诉我,他正在考虑重新进军美国市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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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xels上的 Karolina Grabowska拍摄的图片

那是4月26日,李德伟(音)戴着黑色蓝牙耳机,穿着黑色长袖T恤,黑色裤子,黑色运动鞋,他穿的这身行头都不是从他那三家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李德伟和一位合伙人一起开了这家公司,虽然只有35岁左右,但他的行为举止却很老成。

像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成都已经控制住了疫情。李德伟告诉我,一周前,他不再要求工作场所戴口罩。但他刚刚开始应对病毒带来的经济后果,上个月,李解雇了50名员工,占他成都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李说,如果不是特朗普政府根据《关爱法案》发出的刺激支票,情况会更糟。因为李德伟通过亚马逊直接向客户销售,他可以密切跟踪销售情况。他说:“我们每天都要查看统计数据,在美国政府开始发钱后,第二天我们就看到了销量的增长。”

在我访问的时候,正是刺激计划实施两周后,Kimzon在美国的销售额几乎翻了一番,尽管仍略低于往常。李德伟说:“我们不知道目前美国政府援助下的消费是否是一种短期趋势。”

不久前,李德伟与他的合作伙伴,和其他一些出口企业家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他们已经确定,2020年6月将是关键的一个月。李德伟告诉我:“如果到6月份,美国和欧盟的疫情完全得到控制,那么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企业家们都觉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太可能很好地应对疫情,李德伟还对中美之间持续的政治冲突表示担忧。

在典型的一年中,Kimzon 70%的销售额来自美国,另外20%来自欧洲,10%来自日本。Kimzon在中国市场上什么都不卖。

对于李德伟和他的合作伙伴来说,解决销量的方案似乎很明显:通过向中国消费者销售Zocavia、Zocania和其他品牌来减少对美国销售的依赖。

李德伟解释说:“在中国,很多事情并没有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比如物流。”

他的员工已经重新设计了一些鞋子,并准备在国内开展营销活动,他们的目标是在一年内在中国拥有多达三分之一的业务。李德伟预计三个月后他就能知道这个计划是否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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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我和家人搬到了成都,在四川大学教新闻和英语。这是我第二次在美中关系动荡时期来到这个地区。1995年,美国国务院向台湾总统李登辉发放签证,邀请他到母校康奈尔大学演讲,两国关系进入紧张阶段。中国政府对此反应强烈,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

1996年3月,美国派遣军舰与两艘航空母舰在该地区会和,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实力展示。

那年夏天,我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成都。我和另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亚当·迈耶一起被分配到四川偏远地区的一所大学教书。当时克林顿正在竞选连任,他经常受到中国国有媒体的攻击。

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描述了她当时的感受:“我读到一则新闻评论说,如果克林顿总统连任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措施,不久之后你成为我的老师,那些日子,我看到你和迈耶先生就讨厌。”

但这些意见都悄无声息。在四川,人们普遍采取务实的政治态度,学院接受了美国教师的风险,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大多数学生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但他们成绩很好,可以主修英语。除了语言课,他们还选修了带有“马列主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复古标题的必修政治课程。

然而,哪怕在教室外面看一眼,也能看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在以多么快的速度瓦解。在我去成都的第二年,政府不再为毕业生提供工作,当地的住房市场私有化,这一过程在全国各地都在发生。我的一些最有野心的学生去了广东和浙江等省份,那里的出口经济开始蓬勃发展。

事实证明,克林顿带给中国的好处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国会给予中国永久的贸易特权,2001年,克林顿开始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程。在历届政府中,美国主要遵循与中国友好接触的战略。就连奥巴马总统旨在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似乎也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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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成都时,改革时代的物质利益随处可见:广阔的地铁系统,崭新的四川大学校园,Kimzon等公司所在的高层商业区。

在我的教室里,我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当我给学生们看1996年的班级照片时,他们都笑了,我身高5英尺9英寸,比我的学生们高得多。现在,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似乎比我教的大多数男孩都矮。去年,《柳叶刀》杂志的一项研究报告称,自1985年以来,在200个国家中,中国男孩的身高增幅最大,女孩的身高增幅第三大。现在,中国19岁男性的平均身高增加了3.5英寸(约9cm)。

我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一个送他们去匹兹堡大学学习最后一两年课程的项目,加入了每年在美国学习的近40万中国人的行列。

但是,在四川大学,即使是准备去美国的学生,也仍然选修那些复古名字的政治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任教的大楼旁边,有一栋最近竣工的建筑,有一层闪闪发光的四层玻璃墙,还有一排巨大的金色大字,上面写着“马克思主义学院”。这座建筑让我想起了我的学生:更高大、更强壮、穿着更讲究。因为现在很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买汽车,所以这个研究所的地下室设计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共产党的控制比我记忆中的还要强大,与美国的关系更加糟糕。在特朗普就职之前,华盛顿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中国从双边关系中受益太多。特朗普政府官员经常提倡“脱钩”,即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与中国分离。

2018年春季,特朗普开始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中国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交流项目也面临压力,部分原因是中国对新疆的残酷镇压和对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的镇压。在我在四川大学的第一年,特朗普突然终止了中国和平队项目,以及所有富布赖特与中国和香港的交流(注:富布赖特项目是一项由美国政府推动资助的国际教育、文化和研究交流项目)。

在成都,大多数人的反应似乎一如既往,李德伟告诉我,他对美国政治没有强烈的看法,在他的鞋子被征收关税后,他只是把他在亚马逊的价格提高了15%。

在我的系里,所有的老师都在写作中心帮忙,学生可以在那里预约辅导课程。在我到达之前,曾计划从一家美国公司购买日程安排软件,但交易失败了,一位管理人员在会议上告诉我们,他认为这是贸易战的后果。因此,该部门找到了一家英国公司Fresha,由于这个软件是用于服务沙龙、水疗中心和按摩院的,所以我每次收到辅导课通知时,学生都会被称为“客户”,促销邮件还向我推销附加功能,比如“美甲或情侣按摩”之类的特殊设置。今年4月,推销按摩的邮件突然变得语调很急切:“新冠危机引发了一场沙龙和水疗中心的海啸,许多企业从目前昂贵的预约软件转向了Fresha。”

5月14日,我和李德伟见面吃饭,他告诉我,Kimzon正在努力向国内市场转型。他说:“销售情况还不太好。”他认为可能是款式问题,所以Kimzon开始生产白底而不是黑底的鞋子,这样可能更吸引中国消费者。

去年3月,当疫情首次在美国产生影响时,Kimzon已经将产量减少到每天500双。但现在已经涨到2000,接近正常水平。尽管李德伟裁过设计和营销部门的员工,但他从未裁过装配线工人。他告诉我,当务之急是保住供应链。

尽管李德伟在亚马逊上做了很多生意,但他从未去过美国。他的背景很普通:父母在农村家庭长大,只有小学学历,父母都在一家毛毯厂的流水线上工作,并最终开办了自己的小毛毯车间。他们把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都花在了教育李德伟和他的两个兄弟姐妹身上。

李高中成绩优异,被四川大学录取。毕业后,他到福建一个开鞋厂的亲友处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这门手艺。

我们总是用普通话交流,但是李德伟英语阅读能力很好。为了研究美国市场,他利用虚拟专用网绕过中国的防火墙,访问了谷歌Trends等网站。他说:“去美国会有帮助,但从互联网上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如此多的信息是开放的。这一点和中国不一样。”

李德伟形成了一些关于美国特色的遥远想法,并以外交方式表达了出来。有一次他对我说:“当然,你比我更有经验,但我的想法是,美国人不怎么存钱。”

他描述了美国的销售额因刺激支票而增加的情况,然后说:“他们只要有钱就会花掉。”

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最初反应很糟糕,它最初是在成都以东约700英里的武汉开始传播的。在掩盖病毒细节、并拘留和惩罚吹哨人之后,政府最终制定了旨在消除感染传播的有效政策。但给予公民的直接经济支持相对较少。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萎缩近7%,这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政府首次报告经济萎缩。尽管如此,政府并没有发放全面的刺激资金。李德伟告诉我:“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做,人们就会把钱存进银行。”

事实上,许多美国人也这么做过。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斯科特·贝克最近告诉我,《关爱法案》引发的支出模式不同于2001年和2008年的刺激计划。贝克说:“最大的区别在于耐用品的支出减少了,人们不再买新车和冰箱,似乎大部分支票都被存了起来。”

贝克和其他四位经济学家一起分析了3万多名消费者的高频银行交易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2020年的刺激计划不如之前的计划有效,部分原因是疫情的独特性,这导致消费者对访问汽车经销商或使用陌生人配送的电器持谨慎态度。

贝克说,“如果你发出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能让人们购买汽车,这就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从海外购买一双30美元的鞋子,这对经济并没有多大帮助。”

我向他描述了李德伟在刺激计划实施后的销售情况,贝克说,“我对他如此清楚地看到增长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发现,大部分开支都是在收到支票后的第一周左右花出去的。”

他指出,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都把刺激开支的支票存了起来,但银行账户上存款较少的人更有可能花钱。这些消费者倾向于购买食品、非耐用消费品和其他廉价物品,通常是就李德伟等中国企业家生产的那种产品。

在成都,李彦宏和他的员工每天都要梳理亚马逊的评论。他把这一行为称为亚马逊交流。疫情爆发之初,许多美国消费者抱怨货运延误。5月6日,一位买家给李的一款产品打了一颗星,理由是,“他们迟到了,然后在我的门廊前被偷走了,我想马上退款。”

最终,李德伟与一家更昂贵的船运公司签订了合同,并做出了其他调整。当一些顾客抱怨Zocania品牌的鞋头太窄时,李让工厂做出了改变。

亚马逊交流的一部分是低收入美国人疫情生活的缩影。评论很少提到运动或体育活动,顾客购买李德伟的鞋子,似乎更有可能是为了站立的工作中穿着。

5月16日,一位顾客给了一星,因为它的“防滑”鞋底,“我是Dennys(一家美国连锁餐厅)的一名厨师,厨房地板上的水差点溅了我一脸!超级恐怖!”

还有人提到了失业。6月14日,五星,“我买它们是为了工作,但我刚刚发现我的工作不会再有了,但我仍然喜欢它们。”

随着夏天的流逝,其他方面的抱怨也出现了。7月13日,五星,“鞋底纹路不耐磨,我穿着这个鞋只被警察追过两次,鞋底的纹路已经被磨了一半!”

8月1日,一星,“买了两双,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不退货了,老实说我很怕收到邮件(配以紧张笑容表情)。

李和他的员工会时不时地整理产品照片或亚马逊英语描述,李德伟密切关注美国新闻,他似乎总是知道目前的冠状病毒病例数量。7月2日我问他情况时,他告诉我:“二百六十五万,每天都增加3万到4万。这些数字并不乐观。”

但是,就在疫情在太平洋彼岸恶化之际,李德伟仍在密切关注着其他机会。今年6月,李德伟对谷歌趋势的研究给了他一个新想法,他聘请了一名美国律师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注册了一个商标,和其他品牌一样,新品牌的名字也是个谜:Pemily12。

去年1月下旬,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包括成都领事馆在内的5个领事馆,决定撤离非必要的美国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和孩子。中国其他许多大使馆和外国公司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我和妻子莱斯利选择留下来,还有我们在当地公立学校上学的双胞胎女儿。

我们的决定与国家的疫情状况并无关系,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成都的封锁持续了大约一个半月,我们当时都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人口超过1600万的城市,到2月底只有143例报告有症状的病例。

后来,在这个春天剩下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关于社区传播的记录。这里好像没有感染这种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觉得没有理由离开。

3月底,中国政府禁止几乎所有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入境,即使他们持有有效的工作签证。官员们认为,只要隔离相对较少的回国中国公民,并在全国范围内保持检测和接触者追踪,日常生活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

5月初,我们女儿所在的三年级54名学生回到了教室,几周之后,他们不再戴口罩。那个月,当我自封锁以来第一次乘坐国内航班时,飞机上没有一个空座位。

一开始,我以为中国会先经历疫情,然后世界其他国家会一步一步地跟进:爆发、封锁、恢复。但现在,我们的经历有了明显的不同,在我的记忆中,成都为期一个半月的禁闭在我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短了。我没有错过去理发店理发的机会,所有我们最喜欢的餐馆都重新开张了。

我们使用视频会议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与美国的家人和朋友沟通。5月初,一些大学里的老朋友安排了一次Zoom会议,讨论他们在美国禁闭期间的经历。之后,我关掉电脑,骑着自行车穿过市区到一家夜总会做报道。俱乐部里挤满了人,在舞池里的几十个人中,只有一个女人戴着口罩。

到第二财季,中国经济又开始增长。今年7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7.2%,我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去了浙江省,那里是对外贸易中心之一。我在那里遇到的大多数企业家都说了同样的话:他们对销售额反弹的速度之快感到惊讶。

他们还表示,他们从未从美国贸易战中受到太多影响。一些小型出口商告诉我,他们瞒报了货物价值,以避免关税,但其他人表示,这种做法对大型企业来说风险太大。总的来说,他们至少将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美国客户,而且中国政府对出口商有长期的退税政策。

企业家们提到了其他方式可以避免引起麻烦的关注。在沿海城市玉环,我遇到了一位女士,她在一家制造汽车精密零件的公司管理外贸。她说,美国客户和她签了协议,不让她在公司网站上列出他们的名字。她说,“我们不能公开说我们与这家美国公司有业务往来,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他们是从中国买的零件。”

她不再出国参加贸易展览会或会议,但没有直接接触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中国最大批发市场的义乌,人们也迅速做出了调整。通常,这座城市有大约1万名外国人,还有更多的外国人以短期签证的方式来到这里,这里的社区迎合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但是现在这些地方感觉被遗弃了,在一条街上,我走过十家已经关门的印度餐馆。

在附近的一个专门从事俄罗斯和中亚贸易的货运代理区,只有一家还在营业。老板毛元奎(音)告诉我,疫情改变了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他说:“他们早上就关门了,因为俄罗斯的时间太早了,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电话和微信,顾客不会光顾商店。”

毛元奎把货物运到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在正常年份,他需要依赖飞机来处理紧急订单,但航班已经大幅削减。在疫情爆发前的几年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建设了世界上最长的货运铁路线,从义乌到马德里,途经中亚,全长8000多英里。

毛元奎说他现在用火车运输大量货物。在疫情期间,运价上涨,交通不平衡:三个离开中国的集装箱中,只有一个返回,因为其他国家的出口已经大幅减少。

甚至在疫情之前,中国就生产了全世界96%的集装箱,现在这个行业也在超速运转。毛元奎让我晚上再回来,看看这个社区的运转情况。当我晚上过来的时候,货栈里灯火通明,在里面,代理商都忙着打电话和用电脑,所有人都按照中亚时间工作着。

孩子们已经占领了义乌批发市场的走廊,这座庞大的建筑的面积几乎是五角大楼的十倍,是数十万商人的家。往年我去的时候,外国商人在市场里忙得很,现在房子已经空了,许多中国卖家都带着过暑假的孩子过来玩。一群群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和踏板车穿过空荡荡的走廊,他们架起了羽毛球网和篮球筐。

那里的大多数商人专营单一产品,批量销售。最郁闷的莫过于专门卖行李箱的那排走廊,一排排满脸愁容的人坐在滞销的滚轮箱子旁边。那些卖旅游纪念品的人也不走运。但是,对于屯LED美甲灯的经销商来说,生意好得很,因为很多客户在家修指甲。今年洗手液按压式塑料瓶卖得也很好。自行车经销商库存都清了,一个拿着大袋子的女人告诉我,她的销售量翻了一番。一家名叫亨利体育店专门生产瑜伽垫,订单一直排到了9月份。在二楼,出售后院充气泳池的商人们生意也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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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场的细分市场是如此清晰,所以受疫情的影响也会如此地不同,以至于即使表面上有联系的产品也有不同的前景。在这些充气泳池经销商附近,还有一些摊位出售泳帽和泳镜,但销量大幅下滑。

一位经销商解释说,事实上,游泳镜和后院的游泳池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她指着泳池说:“那是人们在家里做的事。”然后她指着自己的产品说:“他们出门游泳的时候才会用游泳镜,但是现在人们都不出门了。”

二楼有一大块区域是专门给防疫物资经销商使用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疫情之前是生产玩具或珠宝了,他们说,对于这种小产品,装配线重组和工人再培训都相对容易。

一位名叫石高莲(音)的女士拥有一家生产手镯的工厂,直到今年2月,她突然改变了生产线,现在她每个月出口200万到300万个医用口罩。和市场上的大多数人一样,石高莲自己并没有戴口罩。她并不担心防疫物资可能只是一个短期业务。她说:“世界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之后,我会生产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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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楼层,商人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做准备。棒球帽摊上有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使用的政治口号)的存货,旗帜制造商收到了特朗普和拜登横幅的订单。

我与一位名叫李江(音)的中年商人进行了交谈,他于1995年开始经商,生产中国共产党的小学少先队员佩戴的红领巾。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爱国主义浪潮引发了对国旗的需求,因此李江扩大了他的装配线。

四年后,911袭击发生了,李开始制造星条旗。这是他进入国际市场的开端,从那以后,他的生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外发生的事情。在我访问的那天,他刚刚卖掉了几千面特朗普旗,在短短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的经营范围从少先队员到MAGA。

李江说:“有需求,我们就生产。”在他的办公桌上,一面同性恋自豪的彩虹旗帜旁边,是一面印有巴基斯坦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面孔的旗帜。

离开义乌后,我在绍兴一家名为Johnin的大型旗帜厂停了下来。一位名叫金刚(音)的年轻经理带我参观了一下。在装配线上,数十名妇女坐在缝纫机旁,缝制印有“北达科他州支持特朗普”、“美国伟大”、“特朗普2020”和“特朗普2024”的旗帜。“

自从疫情开始,一切似乎都首先发生在中国,现在我想知道Johnin是否知道一些连我也不知道的事情。

当我问到2024年的横幅时,金刚说,“这就是他们要求的,我猜他们认为他会再次当选总统。”

金刚不愿提及他的客户,但他表示,这些订单不是直接来自特朗普的公司或共和党。在2016年竞选期间,Johnin出售了200万到300万面特朗普旗,大约每面1美元。

当时距离大选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特朗普的产品占Johnin业务的70%左右,也有人订购了一些拜登旗帜,但数量不多。

总的来说,疫情对Johnin不利,因为像欧洲足球锦标赛这样需要挥舞旗帜的活动都被取消了。但也有一些需求旺盛的时候,6月,在乔治·弗洛伊德去世后,Johnin收到的蓝线警旗的订单量激增。

在那之后不久,人们突然对密西西比的州旗产生了兴趣。金刚说:“许多客户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密西西比旗。我们赚了4万。一切来得快去得也快,然后就结束了。”

他接着说,“我认为买那些州旗的人是黑人。”

金刚了解到过密西西比州有很多黑人居民。他习惯于为外国选举、体育比赛和其他活动的双方制造旗帜,所以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支持警察的人有他们的蓝线旗帜,而黑人有密西西比旗帜。

我花了点时间,用普通话来给他解释一个关于民主的矛盾事实:黑人居民比例最高的州,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废除邦联标志的州。

金刚不喜欢特朗普,但他并不担心11月。他说,“选举后,我们总会为某人制作旗帜,美国人总是想要旗。“

他向我展示了工厂里的双面缝和技术。他说:“很多其他公司都不这么做了。”

廉价制造商还试图节省特朗普旗的布料,特朗普旗的标准尺寸是90厘米乘150厘米。金说,如果你测量一些便宜的旗,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被削掉了大约2%:88厘米乘146厘米。

中国制造商正想尽了办法在特朗普身上赚取利润。

7月初,李德伟告诉我,他和他的合伙人已经放弃了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计划。他说,“投资太高了,而且国内的竞争太激烈了。”

他还得出结论,中美关系紧张不太可能对Kimzon的业务产生任何影响。特朗普政府官员经常指责中国对疫情的早期处理,但消费者似乎没有任何反应。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李德伟对风险的看法完全颠倒了过来:现在他相信,美国对疫情的糟糕处理可能有利于他的销售。

李解释道,“很多企业都关门了,人们因为害怕感染而不敢去商店,所以他们选择在网上购物”。

就连亚马逊对他鞋子的评论也告诉了他风向。5月14日,五星,“我买这双鞋是为了白天上班时穿,我给一家大的网上订单公司送包裹,那家公司的名字和am-a-John的发音很像。到目前为止,穿着这个鞋上10小时的班感觉还不错。”

亚马逊发言人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该公司已在全球聘用了40多万名一线员工。在上海,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她在该公司的广告部门工作,她所在的部门在过去一年里员工数量增加了一倍。她要求我不要用她的名字,因为亚马逊还不允许她公开发言。

她在国外生活后回到了中国,她经常要向西雅图的亚马逊同事解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她说,美国企业家往往痴迷于品牌推广。她说,“你想用一个伟大的品牌故事来说服你的客户。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先卖东西,然后才考虑品牌。”

美国咨询师扎克·富兰克林与深圳的亚马逊卖家合作多年,他告诉我,中国的网络企业家找到了扩大业务规模的另一种方式。除了扩大产品线或开拓新市场之外,他们只是在同一个地方以不同的名字销售同样的东西。

富兰克林说:“你想要在货架上占据尽可能多的空间,换一个标签就行了。”

他接着说,“他们是在通过提供这种选择错觉赚钱。”

他解释说,为了进入品牌注册中心,就必须申请商标,所以中国的申请人大量涌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李德伟注册了大约70个品牌,他的一些申请是由达拉斯一家名为Ni,Wang & Massand的律师事务所处理的。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郝妮(音)告诉我,它每个月代理80到100个品牌应用程序的中国客户。

郝妮说,中国人选择奇怪的品牌名称,是因为这些申请往往会更快地得到商标局的批准,而商标局可能会拒绝一个与知名品牌太接近的名称。郝妮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未与中国公司发生过冲突。”

倪曾处理过李德威最新品牌Pemily12的申请。7月2日,李给我看了他正在建立的新网站。这一次,他希望绕过亚马逊,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但产品名称仍然使用亚马逊英语,还有对该品牌的介绍:

为什么是Pemily ?

这是一个宠物和家庭(pet 和 family)的组合

为什么是12?

12 = 12个月= 1年=永远

为什么是Pemily12 ?

pemily12意味着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在疫情爆发的早些时候,李在谷歌上注意到许多美国人在搜索与“宠物”一词相关的产品。他说:“宠物衣服,宠物玩具,宠物健康。”

深圳的一个朋友生产宠物配件,他正在扩大产品线,并与李在网站上合作。他们认为宠物衣服特别有前途。我问李德伟,最近几个月做出这么多重大决定是否有压力,但他只是耸耸肩,就他而言,他只是对情况做出反应,他说:“市场替我们做决定,这不是我们决定的。”

美国的鞋子订单还在增加,现在Kimzon每天出货3000双。李德伟说:“美国政府最近一定一直在发放更多的资金。”

我告诉李,他弄错了,那时并没有第二个刺激计划。但他肯定地说,政府的资金正在惠及消费者:他可以从销售中看出来,其他企业家也提到过同样的事情。

第二天,我收到了房客的电子邮件,她住在我们家位于科罗拉多州乡下的房子里。她给我发了一份寄到我们家来的银行清单,包括一张标有“经济刺激”的《关爱法案》借记卡,“金额是3400美元。

我了解到,在过去的几周里,政府一直在向四月份错过的人发送借记卡,通常是因为他们的银行信息没有被存档。我之前一直都奇怪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刺激支票,但中国的生活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就没有去深究。现在我意识到Zocavia和Zocania可以让我随时了解美国政府的付款时间表。

将近7月底,我女儿在成都唯一的美国朋友离开了。其他大多数美国人在1月或2月时就已经撤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留下来的少数家庭来说,孤独的日子越来越难熬。在一个正常的夏天,我们会去科罗拉多,但现在,如果我们离开中国,我们就不能再回来了。

作为一名和平队志愿者的时候,我离开美国整整有两年的时间,现在我们似乎有可能重复这段经历。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四川仍然感觉遥远,美国的商业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两年中,我从未见过麦当劳。到了2020年,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超过7万家。

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危机时期购买的大部分防疫物资和许多其他商品都是中国人生产的。几乎在美国发生的任何事件——抗议、封锁、刺激计划——都会立即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产生经济连锁反应。

脱钩曾被视为一种经济过程,但市场联系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2020年,美中贸易增长了近9%。隔离几乎只发生在人的层面上。

7月24日,中国政府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驱逐所有剩余的美国工作人员。这是中国人在报复特朗普政府最近的行动,后者以间谍活动为由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一名国务院官员告诉我,尽管毫无疑问,中国人一直在休斯顿从事间谍活动,但美国的反应本可以不那么激烈。

他说:“我们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传达出信息。”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美国人会驱逐个别中国外交官,而不是关闭整个领事馆。

这位国务院官员说,今年早些时候,白宫官员曾提出一项更为激进的举措。他说,“特朗普政府中有人建议关闭我们在中国的所有领事馆,认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中国人赶出领事馆。”

类似的策略也适用于新闻界。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大幅限制了获准在美国为国有新闻机构工作的中国人的数量。为此,中国外交部驱逐了几乎所有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工作的美国人。到那年年底,只有大约30名美国记者留在中国。

在成都,有关领事馆的消息公布后,我每天骑自行车去几次。该地区戒备森严,但到了第二天,大批市民出现在大楼前自拍。我偶然听到一个女人叫她的同伴赶快拍照片,这样他们就能赶去都江堰,那个一个城外的旅游景点。她们告诉我她们是从温州来度假的,已经把领事馆加入了当天的行程。

在大楼内,美国人正在执行所谓的“毁灭计划”。除了一些匆忙的打包外,他们还撕碎了文件,砸坏了电脑和通讯设备。中国人给他们的时间是72小时,正好与美国人在休斯敦所允许的时间相同。这场交锋就像一场体育赛事一样仪式化:双方各有一场主场比赛和一场客场比赛,每个人都收集一切可以用来宣传的东西。

在休斯敦,美国安全人员跟踪中国领事人员去了家得宝超市,在那里他们购买了用来焚烧文件的桶。美国电视新闻报道了从领事馆庭院升起的浓烟。

在成都,领事馆最高的建筑有六层。1994年开放时,它是附近最高的建筑,稻田围绕着领事馆的墙壁。1996年,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开始在这个建筑群周围发展起来了。二十年后,周围出现了20层甚至更高的建筑。这是我课堂经验的建筑版:比较之下,美国人越来越矮了。

这些高层建筑一直存在安全风险,现在中国政府在高层设置了摄像头,以便实时直播领事馆院子里的任何活动。“他们显然是为了拍到我们焚烧文件而设的,”这名国务院官员告诉我,“他们想要那张照片。”

领事馆里的一个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委托当地一家印刷店做了几条横幅,其中一条写着“感谢成都”,他们认为这将向观众传递一种更尊重的信息,但他们知道,任何员工都会被追踪,就像去家得宝买桶的工作人员一样。横幅是由一名普通市民是去定的,但就在横幅准备就绪后不久,十几名安保人员将她拘留。在经过7个小时的审问后,她最终被释放,横幅却不见了踪影。

最后,美国人在最后期限内完成了他们的销毁工作。第三天黎明后不久,美国领事馆最后一批外交官打开前门,转身从后门离开,驾驶没有标记的车辆离开。中国似乎没能命中这一球,官方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一事件。也没人见过横幅。

9月25日,李德伟告诉我,销售依然强劲。在中国,很多企业都是如此:第三财季,中国经济增长了近5%。最近几个月,李招了一些新员工,但他不打算恢复疫情前的员工数量。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好机会。李德伟34岁,是他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人。

每天,Pemily12网站都有400个独立访问者,每天的销售额达到数千美元。李相信,考虑到美国流行的宠物,该业务的增长潜力非常大。像往常一样,他很老练,但他告诉我,他对美国处理病毒的方式感到失望。

他将美国与印度进行了比较,后者的数据也很糟糕。“印度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李说。“但美国有这个能力。美国没必要到现在这种境地。”

他相信特朗普会赢得大选,这是我认识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11月初,绍兴的制旗工人金刚(音)告诉我,特朗普支持者最近下达的大量订单让他相信,共和党会获胜。在四川大学,我对我的学生进行了调查,54%的人认为特朗普会赢。

许多学生关注福克斯新闻的选举报道。一个不太可能在电视台宣传材料中出现的细节是,共产党不屑于封杀福克斯的网站,这与CNN、《纽约时报》和其他美国消息来源网站不同。

在课堂上,我和学生们讨论了他们在福克斯电视上看到的东西,我向他们介绍了劳伦·贝伯特,她正在科罗拉多州竞选,要代表我和我的家人进入国会。

整个11月,我新闻课前排的一个学生都戴着一顶写着“特朗普:让美国伟大”的棒球帽。他把特朗普总统称为“川建国”,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中文绰号,将特朗普的姓氏与一个共产主义时代的爱国常用名联系在一起,潜台词是“让中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

大多数学生说他们个人对选举结果很感兴趣。一位工程师在作业中写道:“是的,因为赴美留学关系到中国,也关系到我未来的生活,而且,现在的政客也不像以前那么有礼貌了。我想看看失败的候选人的政党会有多疯狂。”

有些人已经放弃了出国留学的计划。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父母出于对外交关系紧张、疫情蔓延和“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的担忧而做出了这个决定。中国媒体经常将这些抗议活动描述为暴力活动。

即使拜登获胜,美中关系似乎也不太可能迅速改变。我在国务院采访过的人希望,至少有一些学术和文化交流可以重建,但即使这样也需要时间。

与此同时,任何在中国呆过的人都能明显感受到信息上的不平等。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至少学过一点英语,他们可以通过好莱坞的电影、电视节目和其他渠道了解美国文化。

许多出口企业家,比如李德伟,使用虚拟专用网,中国政府故意允许防火墙出现这样的漏洞,部分原因是它们对商业很重要。当我访问义乌的时候,我的整个酒店都是通过一个VPN连接起来的,这样买家就可以访问谷歌、Facebook和其他开放社会资源。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一旦美国开始失去驻中国的外交官、记者和商人这一小部分核心人物,美国对中国本来就有限的了解就注定会减少。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什么理由重新开放。中国是2020年唯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对疫情政策的支持越来越强。官员们显然受到了鼓舞,今年秋天,新疆和香港的打击力度加大。任何针对武汉早期错误的严肃调查都受到审查,7名报道危机的记者和评论员要么被拘留,要么失踪。

政府已经批准了四种由中国公司开发的疫苗用于紧急使用,但还没有大规模接种疫苗——官员们可能在等着看海外情况如何发展。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在中国几乎没有病毒传播。当我与在美国的朋友和家人交谈时,人们总是提到疫苗,但这个话题在中国人的对话中很少提及。

我们对2020年的看法越来越像是另一种现实。我花了一年紧张的时间教学、旅行和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感染病毒的可能性。8月,在武汉报道了一周半之后,我飞到杭州,第二天,我在礼堂参加了一个讲座,里面挤满了人,但都没有戴口罩。之后,我和20多人握手,和中国最富有的人马云握手。人们的互动方式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我从未听过一个中国人提到“流行病疲劳”。在秋季上课的3000万大学生中,我只能找到两例感染病例。

在许多方面,中国的体制和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美国则恰恰相反。对一些中国人来说,这种反差似乎反映了世界秩序的永久性变化,但更多有思想的人担心这种过度自信。”经济学家、上海私人智库国家金融评论研究所的创始人刘嘉瑞(Gary Liu)告诉我:“这次疫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你不能根据特殊情况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

他担心,这场疫情反而证明了专制的正确性。

我本学期最后一节新闻课是在新年前夜上的。我问学生们一个问题:对你们来说,2020年是好一年还是坏一年?

12月初,由于成都经历了自2月以来的第一次疫情爆发,该大学限制所有学生进入校园。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全国各地出现了零星的感染病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病毒的传播始于从国外回国后被隔离的中国公民。成都的疫情被认为是在一位老人处理检疫设施附近被污染的垃圾后开始的。

第一例病例于12月7日报告,在接下来的五天里,该市有超过200万居民接受了检测。尽管在此之前只有143例非输入性的有症状病例,成都却有141个检测地点——几乎是1个检测机构对应1个有症状感染者。去年12月,又报告了13例有症状的社区传播病例,并进行了针对性的封锁,但成都大部分地区仍未受到影响。在疫情爆发期间,该市开通了五条新的地铁线路。

我的学生中差不多有七成说这是一个好年头。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李德伟告诉我,Zocavia、Zocania和其他鞋类品牌都做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假日销售,今年的总收入比2019年增加了约15%。对于Pemily12来说,李德伟相信未来可能会涉及宠物美容产品。

我们在2021年初见面时,他说:“这就像人们使用的美容产品一样。”他给我看了一张网上狗的假睫毛的图片。“我们还没有开始,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也在制造这种产品。也许两三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很大的市场。”

1月6日,在国会大厦遭到袭击后,绍兴的金刚称,特朗普旗的订单激增。他在微信上给我发了Johnin装配线正在生产的新设计的照片,“特朗普2024:复仇之旅”、“特朗普2024:夺回美国”和“特朗普2024:再次拯救美国!”

每周一,我的女儿们都戴着红领巾上学,这是所有学生的要求。有时他们会抱怨不能去科罗拉多州,也会想念我们的猫,那只猫现在由我们的房客照顾着。但这种生活越来越遥不可及,一天下午,这对双胞胎在府河岸边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猫,他们收养了它,并给它起名叫尤利西斯。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里一个家,那里一个家。我们两边都挂着一些全家福的照片,宜家的家具也是照原样买的。在科罗拉多州,我们的黑色本田CR-V停在谷仓里,现在我们在成都又买了一辆黑色的本田CR-V,这一辆是在武汉生产的。

今年对装配线来说也是个好年头,本田报告称,2020年其在华汽车销量同比增长5%。我们称它为我们的新冠病毒车。在校园里,我把车停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地下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