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天过去了。
自2月1日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扣押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至今，已经过去了40天。而自2月6日起，由政变引发的一场具有革命性规模的反抗运动——公民不服从运动（CDM），也已持续一月有余。从缅甸各地广泛的罢工和此起彼伏的街头抗议可以看出群众阻止军方夺权的决心。
此次抗争中，缅甸青年Z世代的表现不同以往。从仰光和曼德勒街头到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山区，这场以年轻人为主力的运动，虽各有不同诉求，但这一次，他们把共同的矛头都指向了一处。
“如果不是政变，我们的关系很好。”
3月1日，Suu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发布了“孤儿宣言”，公开声明因为家人中有公务员和警察，而他们拒绝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于是自己将与家庭断绝来往。
Suu来自孟邦首府毛淡棉，今年25岁。她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办公室位于仰光市中心苏雷塔附近的大厦，周末则在附近一家美术馆兼职。平日喜欢看韩国偶像明星的歌舞，也是中国演员李现的粉丝，有一段时间还迷过中国女团选秀节目。政变发生之后，她和许多人一样感到震惊和迷茫。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政变之后，有人说在三天之内应该保持沉默和平，因为军方会以民众的暴动而使政变合法化。也有人说要出去抗议，否则国际社会可能会认为公众接受军方的行为。”她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到2月2日人们已经开始有所行动，在曼德勒的医生发起了罢工，随即有很多人响应。我支持他们的运动，从2月2日开始，我和朋友们也响应了互联网上的呼吁，在家里敲击锅底。”
2月6日，仰光街头第一次出现大型抗议活动，参与者以工厂女工和大学生为主。当天中午缅甸军方切断了互联网，断网时间接近24小时。出于担心，Suu给在毛淡棉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当地的情况。
“母亲说那里很安静，也没有抗议。她问我是不是也每天晚上在家敲响锅底。我说是。然后她很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很生气她会这样问，我说是为了让军方知道人民的观点，让他们意识到人民的权力。然后挂了电话。”这是政变后Suu与家人的第一次通话。
此后Suu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街头示威运动。她所在的公司对此表示理解，每天早上会问她是否过来上班。“所以，我一般是工作一天，示威一天。现在缅甸的网络很不稳定，打开网站变成一件吃力的事。所以我们工作的效率也很慢，我每天只能完成20%到50%的工作。不去工作的时间，我会在早上七点半到九点之间与朋友们汇聚在一起进行示威，然后在下午三点左右回家。”
2月12日，Suu听说警察在毛淡棉向示威人群射击橡皮子弹，当晚，她的一位当警察的表姐通过家人电话告诉她，自己在混乱中弄丢了手机。
“我告诉她，应该加入公民不合作运动。如果她继续去执行任务，我不会再接他们的电话。然后我又把电话挂了。”这是政变后Suu与家人的第二次通话。
母亲随后打来电话，说死之前都不会再和她联系了。“我感到震惊，我妈妈在说什么啊？”Suu说。
相对于家人的不理解，Suu在示威现场感受到更多鼓舞她的力量，并见到许多无名英雄。“每天都有居民给示威者送食物、饮料。我甚至看见有示威者说没有话费了，就立刻有人捐话费。还有一些有私家车的人为示威的年轻人提供免费的交通工具。”同时，她也提到，那些拥有私家车的人更多是稍微年长一些的X、Y世代。
“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走路去苏雷参加示威，有一辆路过的车停下来问我们要去哪儿，然后就载我们过去了。在车上，我们与车主讨论着眼下的局势，他还问我们，如果经常去抗议的话，可以记下他的电话。因为他还有一辆闲置车，可以免费借给我们用。可我们都不会开车啊！”说到这里，Suu大笑起来。她强调：“这是我的真实经历哦！”
2月下旬，曼德勒、仰光等地的示威现场响起枪声，并出现多人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军警对医疗队施暴的视频。“2月28日，我的另一位表妹发给我一个视频，是警察在毛淡棉一所学校门前向和平抗议的教师开枪。我告诉她，在仰光也有一位女教师被打死了。谁知道我表妹说：‘警察当然可以开枪，谁叫她到街上去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她能说这样的话，警察是在暴力执法。这让我太难过了。我的家人让我感到耻辱。我决定不再和他们通话了，也不会再回去。这个决定让我伤心，但我真的需要这样做。”
3月1日，Suu发布“孤儿宣言”的帖子之后，母亲再次给她打了电话。她没有接。“之后他们再没联系过我。一切都结束了。”
实际上，Suu能够理解家人的态度。“如果不是政变，我们的关系很好。”她知道在自己出生之前，1988年的运动中，由于外祖母是公务员，示威的公众曾攻击外祖母的房子。这是她母亲对社会运动的经验，也是一家人感到害怕的原因。“他们担心再次有人去破坏房子。但我觉得这次不一样了，示威者一直呼吁不要使用暴力。”Suu补充道。
此外，由于Suu的父亲不工作，一直以来，母亲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母亲是那个要挣钱养家的人。她有很多压力。所以当人们到街上去示威时，母亲生气地说市场物价飞涨，都是因为我们上街示威了。而我认为这不是因为示威，而是因为军方的政变。”
另一方面，她也认为在像毛淡棉那样的小地方，上一辈的女性，如同母亲一样，大多对政治冷漠。这也是母亲对公民不合作运动表示不解的原因。
“我想母亲有一天会明白的，如果她亲眼目睹警察向人们开枪。我希望如此，但现在我每天都很累，没时间去解释。”Suu说。
3月3日，当初和Suu一起乘车前往苏雷的一位大学生朋友在仰光示威现场失踪了。当天晚上，她在警方发布的被捕者名单中，发现了朋友的名字。“名单上有179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数据。但我们这时才知道她已经被捕。”3月4日，Suu前往仰光臭名昭著的因胜监狱，为被捕的朋友送去衣服和食物，但没有见到她。
截至发稿日期，Suu每天都会到警察局询问消息，她的朋友至今都没有被释放。“她应该在24小时内被放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根据缅甸媒体《边疆（Frontier）》3月10日的报道，目前已有350名青年在仰光因参加反政变示威被捕。他们的家人依然不知道拘留原因，以及他们的处境如何。
“我觉得非常疲惫和压抑。他们有枪，我们什么也没有。”Suu表示，“每天都会听到可怕的消息，不断有人失踪，或者死去。所以大家在网络上呼吁国际干涉。但我不想等着联合国来解决问题，我也不那么关心萨萨医生又干嘛了。他们爱干嘛干嘛。我认为我现在的职责就是抗议，做我该做的事。我当然很害怕，但为了那些死去的人，我们更应该去抗议。”
萨萨（sasa）医生，是一名著名的钦族慈善家，在政变之后，被民盟临时成立的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任命为缅甸驻联合国大使。 他一直在积极接触少数民族政治组织，争取他们的支持，也反映出了少数民族在反政变运动中的重要位置。
“我们现在不分什么民族了”
“今天死的人都在我家旁边。”
35岁的缅甸克钦族教师 Ah Ban在国外一所学校任教，由于疫情影响无法按时返校，只能留家乡为学生们上网课。然而自2月1日政变以来，网络也变得不再稳定，她随时可能面临断网。
3月8日早上，Ah Ban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准备上课，随即听见了枪炮声，甚至电脑屏幕上的异国学生们也听见了。随后又传来很多人的哭喊声。
Ah Ban住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市中心，紧邻着一座天主教堂，以及一条主干道。“我看见好多年轻人跑过去，捡了路边的石头、竹片、雨伞做掩护。”她说道，“我们家在中间，左边是军人，打橡皮子弹，右边是民众，扔石头。我们院子的灯都被打坏了，我和家人很害怕，还有我们的狗狗，都趴在地上不敢出声。”
随后有军人冲进她家的院子，大声呼喊：“把那些喀喇（注：“喀喇”是缅语中对南亚裔缅甸公民的带有贬义的称呼）交出来！”
“他们穿着军人的服装，装备齐全，就像要去打仗似的。非常蛮横地冲我们喊叫，怀疑我们藏有抗议者。可能抗议者里面有的人是南亚长相吧。在缅甸有很多穆斯林、锡克教徒或者廓尔喀移民，他们都是南亚长相。不知道为什么，军方没有特别恨我们克钦人，但好像特别恨穆斯林。”Ah Ban说。最后，军人在她家并没有找到抗议者，没收了几部手机就离开了。
工作之余，曾在密支那参加过几次抗议活动的Ah Ban，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目睹暴力的发生。她说：“那些年轻人一点也不害怕，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啊！我们现在不分什么民族了，各民族都在抗议军方的政变。”
密支那是一个多民族混居且拥有多种宗教信仰的城市，由于历史或利益分配等各种原因，平日各族之间虽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隔阂之心暗流涌动。这场运动似乎让人们找到了共同的目标，并发现超越族群界限团结起来的可能性。
自2月6日起，该地民众反政变示威已经持续了一个月。期间一直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冲突和伤亡，直到3月8日。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密支那市中心，缅甸军人与反政变示威人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结果是导致多人受伤，29名示威者被捕，两位示威者被当场击毙。
起初，Ah Ban以为死去的两位示威者都是男性。“年纪大的那位是穆斯林，已经62岁了。另一位是克钦男孩，才23岁。”到第二天她才知道，那位62岁的示威者其实是女性。
“我家人提醒了我，她过去曾在我家对面住过一段时间。她的一生都把自己弄得像一个男人，无论是外貌还是生活方式。所以大家以为她是男的。听说她曾经在克钦独立组织管辖区内做过教师，所以克钦话讲得很好，也和山里那些克钦人一样，厌恶缅甸军方。”
3月8日和3月9日，密支那的穆斯林和克钦人，分别为两位死者举行了伊斯兰式葬礼和基督教式葬礼。在他们遇难之处还留着黑红色的血印，民众当天就在上面摆满了鲜花和蜡烛。“这件事发生之后，有克钦民众在问，为什么克钦独立军不像克伦民族联盟那样出来保护我们？”Ah Ban说。克钦独立军是活跃于克钦邦、掸邦北部的一支民族武装组织，成立于1961年。
自缅甸警方2月9日首次在镇压示威时使用实弹，缅甸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武装组织克伦民族联盟（KNU）便派出士兵前往街头保护克伦邦的示威民众。
克伦民族联盟，主要活动在缅甸东南部的缅泰边境地区，是缅甸国内最大的反政府武装。早在19世纪英国统治缅甸期间就已经存在，从1948年缅甸建国开始，一直与缅甸政府武力对抗。2015年，克伦民族联盟与缅甸当局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NCA）。2019年，其副主席曾在克伦革命日69周年纪念仪式上回应签署NCA的质疑声，指出“停火不意味着停止革命运动，持有武器是为了保护政治立场。”
而克钦独立军由于未曾与缅甸当局签署全国停火协议，目前无法派兵直接进入缅甸政府控制的密支那地区保护民众。政变之后，克钦独立军与缅甸军方之间的冲突并未停息，还有加剧的迹象。双方于2月20日、3月11日开始分别在掸邦北部和克钦邦帕敢镇附近的森林发生战事。
3月9日晚上十点，在密支那被捕的29位示威者中，有19位未成年人被释放。余下的十人则须继续接受审判。“现在都不是在密支那法院审判了，人都被抓到军营里去审判的。”Ah Ban说。
3月5日，在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上，来自缅甸的性别研究学者Khin Mar Mar Kyi博士比较了缅甸1988年的运动和2021年2月1日以来出现的运动，认为2021年的运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
在她看来，2021年这场反政变运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超民族主义色彩。她举例说，其中最明显的案例是，军方政变之后，缅甸的年轻人和自由左派政治精英都在积极呼吁国际社会打破沉默、对缅甸军方采取行动，但在相关帖子下有这样一些流言，称“罗兴亚人危机时，你们也一样保持了沉默。”随后，一些缅甸年轻人开始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发帖称：“很抱歉，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罗兴亚人面对的问题，我们道歉。”
少数民族参与反政变抗议的诉求与主体民族缅族的抗议诉求并非完全一致。一位从2月6日开始组织克耶邦街头抗议运动的青年领袖表示：“反政变抗议一直存在不同的诉求。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只是要求军方释放昂山素季及民盟高层，并承认2020年的大选结果。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尤其是少数民族，我们还希望推翻军方的独裁，修改2008年宪法，建立真正的联邦制。”
“对我们来说，仅仅要求民主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联邦政府。”29岁的Sai Lin Aung Nang Seng说。他来自自称“Tangsar人”的少数民族群体，该民族被认为是日旺族的一支，尚不属于缅甸官方民族识别系统。同时，他也是一位曾参与2020年大选的克钦邦人民党（KSPP）候选人。
自2月8日至今，Sai Lin Aung Nang Seng一直在家乡——缅甸最北部城镇葡萄县——组织抗议运动。
“葡萄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对政府没那么重要。” 他介绍，“但我认为，无论这次运动成功与否，葡萄的名字也应该被记录在历史中。我们组成了‘葡萄青年力量’团体，其中有来自各民族的年轻人，之前比较隔阂的关系得到了改善。这里的居民对政治也越来越感兴趣了。我们会继续抗议下去。”
Z世代中的女性力量
“这一次，年轻人的价值被重估并且被重视。” 在谈到这场运动的特征时，Khin Mar Mar Kyi博士说道，“过去老人们常说‘Z世代’是低头族，只知道玩游戏，懒惰，自私，没有志向，而这一次我们在各地的抗议活动中看见了‘Z世代’有创意、有艺术性、有幽默感，且有组织的一面。”
通常情况下，“Z世代”，是指大致生于1995年到2010年之间的人。按缅甸18岁以上公民享有投票权的规定，其中许多人已经在缅甸全国大选中至少投过了一次票。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缅甸2011年到2021年的民主转型进程中成长，曾亲历一个文化和经济都快速变革的缅甸，“Z世代”迅速拥抱了国家开放后涌入的西方流行文化和现代通讯技术，也同时生活在保有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本土社区。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方式呈现出了跨文化、跨媒介的特征。此外，在Khin Mar Mar Kyi博士看来，这一次抗议活动中也出现了以往不曾见过的性别结构，即女性成为重要的参与力。
由于缅甸军方高层及其亲属过去常以迷信著称，在缅甸传统文化中认为男性右侧或上方出现女性服饰会触碰霉运。因此，在抗议运动持续接近一个月时，缅甸多地城镇出现了“文胸”运动。其中，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市的抗议者们将缅甸军方多位高官的照片印成海报成排地挂在伊洛瓦底江边的街道，并在海报上覆盖多件了女性文胸。
在仰光市、克耶邦垒固市等地，也有民众将女性的内衣和笼箕（筒裙）挂在军警们必定经过的地方。一位生于克钦邦的华人青年感叹：“缅甸人民想出此招，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青年艺术家纷纷也投入到示威的队伍中。
一个叫做100 projectors的投影项目应运而生。其发起人Ann是一位生活于仰光的缅甸青年电影人、音乐人。政变之前，她一边与朋友们尝试创作实验音乐，一边拍摄自己的影像作品。
“而现在，我所有的项目都停掉了，就像缅甸的其他艺术家一样。”Ann说道，“政变之前，我们在做一些更私人化的项目，政变之后，我们的艺术创作都变成了以抗议军方政变为主题。”最令她沮丧的是，不仅自己的投票被强行否决，对未来的规划也随着军方的夺权而失效了。
作为90后艺术家，她未曾亲历军方执政期间不合理的严厉审查，但此前已经从老一辈创作者那里听到过无数被审查或被抹除的经历。自2月2日开始，她每晚在自家阳台上响应8点钟一起敲打锅盆制造噪音的运动。2月6日之后，她每天都会到仰光苏雷、三桥等繁华地段参与抗议活动，并用摄像机拍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100 projectors是一个以巨型投影为主要表达途径的计划。我们白天会出去参加抗议，晚上进行投影。”她说，“在建筑物上进行巨型投影不是一个原创的想法，曾经也出现在很多国家的运动中。100 projectors已经不止出现在缅甸，它正出现在一些其它的国家。目前已经有泰国、菲律宾、芬兰的朋友参与进来。”
2月28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显示军警费力去摘悬于头顶的“Htamain”。Htamain意指女性穿的筒裙。Ann惊叹道：“这居然真的有用！”
因此，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她和女性朋友们将自己的旧笼箕绑在竹竿上做成旗帜走上仰光街头，参加了“Htamain运动”。当该的队伍行至三昌区时，遭遇了军警的镇压。她回忆道：“道路被封锁了，我们只好躲进附近的民宅中。很多居民都无私地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还给我们食物，像对待家人一样。”
当天，许多缅甸男性——以青年人为主——将Htamain裹在自己头上，或披在肩上，然后拍照发帖，以支援以女性为主的“Htamain”运动。
缅甸人传统上认为男性比女性地位更高，所以女性的服装不应挂在高于男性的位置，男性也不应该碰或穿女装，有时甚至不允许男女服装放在一起洗。因此，这些男性青年的支援方式在缅甸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反映出缅甸2021年的反政变运动不仅是民选政府与军方的政治权力斗争，也具有性别平权的色彩。
Ann说：“我为他们感到骄傲！这些年轻人正在挑战那些愚蠢的规则！这是个难忘的妇女节！我非常希望这次政变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变化。”
相对于父母一辈的悲观和恐惧，年轻一代的抗议者对抗议更有信心。Ann表示：“仰光现在已经像一个战场。警察会在街上抓捕示威者，已经不能像2月初那样大规模地游行，我们只是和附近的人进行小规模示威。2天前，警察也开始在夜晚闯入民宅抓人。但接下来我们还是会每天出去。100 projectors将持续到我们的革命胜利。”
04
“记录者”与互联网时代的互助
“第一天，缅甸现在被军方控制了。再一次，平民政府领导人被拘留。一些知名人士，如作家、电影制片人、学生领袖和活动家也被拘留。……”
“第二天，如何组织军事政变？你们可能认为我们缅甸人应该很擅长这一点，因为我们在一个世纪内目睹了几次类似的事。虽然我们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方面没有任何进步，但军方在破坏我们的权利方面却变得非常出色。不到6个小时就接管了整个政府机构，不到24小时，我们就有了一位我们没有投票支持的新总统。如果有一个关于军事政变的大师班，你知道最该采访谁。……”
一个名叫Mohinga Matters的缅甸业余写作小组的数字平台，自政变以来每天以日记体记录着他们的见闻和心声。
“第三天，今天是缅甸军方针对民选政府发动政变的第三天。……仰光到处都是烛光和敲击锅碗瓢盆的声音，以示反抗。……”
“第四天，不管怎样，我们都准备好了，战斗在继续！”
“第五天，公民不合作运动继续发展。组织者们将2月5日定为CDM日，并敦促所有公务员与公众站在一起。……”
这些帖子，笔触时而幽默，时而沉重，大部分以英文书写。他们称之为“自由回忆录（Freedom Memoris）”系列。
而在开始这个系列之前，该平台每两周更新一次文章，最近的一篇文章更新于1月27日，是一篇用缅文写就的关于长崎的游记，谈到祈祷世界和平和参观原子弹博物馆。
“第十四天，全国互联网接入从凌晨1点开始中断，上午9点半恢复。……”
“第二十八天，政变以来最血腥的一天。……”
“第三十一天，……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尤其在那些名字以字母‘M’开头的城镇。这让缅甸的社交媒体用户猜测军方利用占星术压迫和杀戮。……”
“第三十八天，……今天，大多数人似乎放弃了在社交媒体上向联合国索要R2P（注：国家保护责任，意指国家有保护其人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等严重危害的义务；如果一国没有能力行使此义务，国际社会必须随时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集体行动保护人民），开始谈论战略战术，至少是为了自卫。甚至有人想到了暴力袭击。然而，这未达成共识。因为有人认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在抗议中使用暴力只会适得其反。……”
“自由回忆录”每天尽可能详细地记下所发生的事，以及缅甸人的情绪变化，系统地向世界各地传达信息。该平台的四位成员轮流负责更新每天的帖子。
“我们是一个由四位成员组成的团队，原本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只是一个业余爱好。” 该平台负责人解释道，
“然而，自从政变发生以来，我们无法思考或阅读任何其他资料，我们将此专门用于共享信息。尽管我们怀念过去在作品中分享私人轶事的日子，但一切都可以等到政变者最终被赶出这片土地之后。”
假新闻、阴谋论是缅甸社交网络的常见附属品，容易扰乱人们的判断，甚至引发仇恨言论。因此，除了实时更新当天情况，该平台还指出了作为民主支持者应该如何警惕假新闻：“首先，请核实新闻证据，如果可能，核实其来源；其次，关注国内外主流媒体；第三，与可靠的专业人士核实。”并提到：“虽然互联网连接很慢，但这是唯一的选择。”
该平台的负责人说：“政变发生以来，假新闻像野火一样在缅甸人的社交网络蔓延，我们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作为一个业余团队，我们还没有一个适当的系统来及时核实新闻。我们只需要关注和监督可靠的新闻媒体和记者。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每天都要跟上铺天盖地的新闻，并试图囊括在我们的每日更新中。”值得一提的是，该平台在梳理政变时间线时，将军方开始政变的时间推前至2020年8月14日：“包括巩发党在内的34个政党会见敏昂莱，称如果选举不自由、不公平，将请求军方的支持。”
在缅甸多家媒体陆续被军方取消执照或关闭的情况下，符合规范的记录就显得更加重要。
2月22日，今年32岁、曾获得SOPA新闻奖、法新社凯特·韦伯奖的缅甸记者Mratt Kyaw Thu在其博客中分享了如何成为一名符合规范的“记录者”。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Mratt Kyaw Thu写道，“凭借这些信息，所发生之事就会成为史实。”其最基本的要求是，每个人在网络上发布运动相关事件的帖子或直播时，应尽量在内容中涵盖事件的6个关键信息：哪里（where）、什么时候（when）、发生了什么（what）、为什么（why）、谁参与（who）、怎么样（how）。
自政变发生以来，他不断地在自己的脸书账号及组群、推特账号、电报频道中更新来自全缅各地的线报。人们从中听到了加入CDM（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警察的声音，也第一时间了解到在国家的某个角落，又有某个年轻的生命陨落。
一位居住在仰光的华人摄影师，今年25岁，在政变前主要拍摄Hip Hop团体和街舞表演，政变之后开始自主拍摄每天的街头见闻。在一次示威者与警察的冲突中扭伤了脚，由于无法自由活动，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如果有人想拍摄而没有相机，可以来借我的相机。”
也是因为政变，很多缅甸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也可以是“一种武器”。他们用手机记录下自己每天的所见所闻，传达信息之外，有时直接促成行动。一些缅甸专业记者为此分享了他们的经验，比如：在拍摄冲突现场时应避免拍摄人脸，以及如何安全逃离等等。
3月3日，年仅19岁的缅甸华裔少女邓家希在曼德勒市中心的示威现场被军方枪击身亡。消息首先在网络上发布出来，人们搜索了大量现场照片和视频，并在邓家希的脸书页面上发布纪念文案。尽管几天后军方否认她死于枪击，但大部分人选择相信网络上流传的视频，而不是军方的证词。
3月8日下午，当仰光各地的人们通过互联网得知军人围堵了仰光三昌（San Chaung）的抗议人群时，纷纷在夜晚走上街头，反对军人逮捕抗议者。同时，一条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愤怒。视频清晰地显示出，几名持枪军警在夜晚断电的三昌街区高声咒骂居民，并开枪恐吓。
当晚，这些社交网络上疯传的“拯救三昌”帖子继3月3日大量示威者死伤的信息之后，再次推动了国际社会对缅甸情况的关注。尽管如此，目前国际社会对军方行动的影响是有限的，每天仍然不停有人被抓捕，也不停传出抗议者死伤的新闻。
缅甸年轻人在运动中展现出了很强的动手能力和传播敏感，能够采取简单有效的方式传达信息、宣传运动，并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了合作效率。互联网是缅甸不同地区保持协作的关键途径，同时也是令抗议活动获得可持续性的技术保障，例如，缅甸人利用互联网建立了资金供应链，部分解决了一些失业者的生存难题和抗议者物资供应问题。
根据当地媒体《边疆》的报道，军方表示，只有在罢工的公务员重返工作岗位时，才会给他们发放工资。这导致一些参与罢工的公务员失去了生活的支柱。支持公民不合作运动的组织在社交软件上为此筹集了捐款，用以支持这些失去薪酬的公务员。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一位研究政府公务员制度的专家估计，缅甸约有100万名公务员，其中约四分之三人已离职，这些人是维持国家运转所必需的重要力量。
同时，世界各地的缅甸侨民也成立了支持小组，通过脸书或Viber等社交软件与缅甸国内的抗议者保持联系，收集大量捐款汇往缅甸支持运动。这些捐款被分配给需要帮助的人们，也被用于购买安全帽、护目镜、食物、饮料等运动物资。
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人人都成为了目击者，每个人的故事都会更容易被看到。每一次表态，每一个小小的善举，都让平凡人也被记入历史。这样的全球故事，今天就发生在缅甸。
10年前，军政府宣布转型，10年后，缅甸依然面临着难以调和的转型困境。缅甸需要新的解决方案。军政府在做沙盘推演时，或许需要进一步反思一下，该如何回应Z世代的诉求和抗争。
（除公众人物外，文中出现的人物都是匿名。图片除特殊标明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