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二战时德国纳粹的罪行，不少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那是个犹太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侮辱，奴役，屠杀，随处可见。在那里，人不再为人，囚犯变牲口，而看守们则变成了野兽。
但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纳粹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88年前的今天，达豪集中营建成了。它是纳粹统治时期最早建立的一个集中营，功用与二战时期的灭绝营并不相同。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他们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犹太人尚且还不是。
当时的德国民众大多支持建立集中营，他们将集中营视为一种防卫性的、正当的例外措施。英国历史学家、同时是纪录片《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的导演劳伦斯·里斯指出，“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
但德国民众并不清楚集中营是如何运作与管理的，更不知道这样的集中营可能引发多少的暴力和罪恶。事实上，“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尽管肉体虐待已经十分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纳粹分子用尽手段以彻底摧毁营内反纳粹人士的抵抗意志。
民众对达豪集中营的认可与支持，让德国纳粹有了不断增设集中营的理由，而人性中的恶也在这样一个极端环境中不断滋生。
当犹太人被关入集中营的时候，纳粹也是以他们威胁德国国家安全为借口的，例外状态最终成为了纳粹残害犹太人的常态。
造成这样的种族大屠杀，只是因为希特勒和少数纳粹领导人失了智、发了疯吗？并不仅是如此的。如果没有下层纳粹分子的“尽心尽力”、推波助澜，灭绝是不会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
在特定环境下，社会中普通“好人”的人性比我们想象得还要脆弱。
我们与恶的距离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部二战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一个好色又贪财、处事圆滑的纳粹党、投机商，一个散尽钱财、冒着生命危险庇佑犹太人的德国人，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身份统一在主角辛德勒身上。
辛德勒本是地方上有名的纳粹中坚分子，利用与纳粹官员的关系攫取利益。波兰被占领后，犹太人成为最便宜的劳工，因此辛德勒的工厂只用犹太人。工人们因为这份工作而得以暂时脱困、免受屠杀，辛德勒的工厂无意间成了犹太人的避难所。
但在目睹了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残酷屠杀与迫害后，辛德勒人性中的善觉醒了。他清楚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可怖，为了尽可能多的保护犹太人，他拟了一份声称是工厂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工人名单，通过贿赂纳粹官员，使他们得以幸存下来。当运输女工的一列火车错开到奥斯维辛时，辛德勒还花费了一大笔钱财把这些女工又追了回来。
当苏联红军解放了这座城市后，有犹太人敲下了自己的金牙，打制了一枚戒指赠送给辛德勒，戒指上刻着一句犹太人的名言：救人一命就等于救全人类。
可惜，辛德勒只有一个。
在这场种族大屠杀中，多的是变成“恶魔”的普通人。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执行杀戮任务的看守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一个体贴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社会中普通的“好人”；提出用毒气进行工业化大规模屠杀的纳粹分子们，不少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
影片《穿着条纹睡衣的男孩》中，身为纳粹高官的父亲仿佛是个人格分裂患者。一方面他是个深爱妻子和孩子的好男人，一方面他也是个认为犹太人“不算人”的纳粹军官，在集中营里随意轻贱、奴役、屠杀犹太人，如魔鬼般残酷。
如果不曾处在纳粹的极权统治下，如果从未接触过集中营，这些野兽般没人性的家伙，或许一辈子都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保有着关怀、慈悲与爱过完一生。
但是人性总是难以经受住考验，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集中营正是这样一个可以令人产生难以置信的变化的非人化境地。
毫无人性的种族大屠杀不只是少数虐待狂和疯子的事，更与众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普通人有关。
我们与恶的距离或许并不遥远。
集中营：一个“例外的空间”
什么是集中营？
我们熟悉的描述是，一个关押着共产党人、苏联战俘和大批犹太平民的地方，一个随意奴役、枪杀、毒杀囚人的地方，一个由暴力、血腥和恐惧组成的人间炼狱。营里竖着的烟囱，整天冒着乌黑的烟，那是又一批囚人死在了毒气室。
而集中营在本质上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一书里对集中营（他称之为“收容所”）的存在做了本质的分析。
他指出，收容所中所发生的事件超出了关于犯罪的司法概念，收容所是一个例外的空间。它被置于监狱法以及刑法的权限范围之外，是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的一片领地。
在这样的地方，合法的居民“已经被剥夺了所有政治身份，并被完全还原为赤裸生命”，他们也因此成为“牲人”，“人类被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特征，以至于达到对他们做任何行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
简言之，集中营既非诞生于普通法律，也不是监狱法的某种改造和发展产物。它们诞生于例外状态和军事管制。
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的非人境地里，囚犯变成了阿甘本所说的“牲人”，而看守则变成了“兽人”。极权统治把人要么变成牲口，要么变成野兽，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兽。这就是制度性的去人性，它逼着人变成动物，而集中营更是一个浓缩的牲人和兽人世界。
这个地方浓缩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作者阿伦特所说的“恶”——那种人不再是人，人不被当人的“恶”。她曾经指出，收容所暴露出来的是支撑着极权主义统治，而常识又顽固地拒绝承认的一条原则，也就是说，是那条使一切都成可能的原则，……仅此一条原因，就使得在收容所里一切都能真的成为可能。如果不理解收容所（的本质），……那么收容所中发生的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永远是难以理解的了。
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的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如斯坦利·米尔格伦的“对权威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的正是“好人”如何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变成恶魔。
津巴多称之为人性中的“恶”，他对此写道：“我们曾目睹透露人性残酷面的各色症状，惊讶于善人如何轻易被环境改变，成为十分残酷的人，而且改变程度可以多么剧烈。”
“累积式激进”的极权之恶
其实，集中营一开始并非是死亡营和灭绝营。
在成立之初的5年里，达豪集中营更像是一间苛刻的传统劳改营，囚徒们在这里被迫从事高强度的劳动。虽然因为过劳导致营内的死亡率偏高，但远非今天人们印象中的地狱景象。集中营纪念馆收藏的一份图表显示，从1933年到1937年，达豪集中营分别有22人、33人、12人、11人和41人死亡。
但自1940年起的6年时间内，达豪集中营的总死亡人数是31393人。一个看押囚犯的地方变成了杀戮和活人实验的基地。
规模庞大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从1940年开始正式运作，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期间被杀害的遇难者达100万以上，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然而，建立这个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却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杀犹太人。
关押进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并非犹太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成为了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
里斯撰写《奥斯维辛》一书，还原出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相。通过揭示奥斯维辛的演变过程，里斯要告诉读者的是，纳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要把奥兹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的。它的演变是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的一个缩影。
所谓“累积式激进”，是指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之后，那些以各种方式参与灭犹的纳粹“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但事实并非如此。
里斯指出，即使是纳粹的首脑人物，如党卫队首领希姆莱和重要成员海德里希，一开始也没有大屠杀的计划。他们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也不可能实现”。
但是，纳粹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住房短缺、战时粮食短缺等，都使得他们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
累积激进的大屠杀从开始有章程、有命令，发展到后来没章程、没命令，但却照样能自我激化和自我发明。由于处死成年犹太男子，纳粹碰到了一个新问题，杀了一家生活的来源，那女人和孩子怎么办？1941年夏，他们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决定：把女人和儿童也都杀掉。罪恶不断积累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在纳粹国家里，首领的命令都是最低限度必须执行的任务。下层纳粹分子便随心地理解成“不管看到什么犹太人，全都杀掉，这样就不必操心他是不是共产党了”。
这种“累积式激进”是纳粹极权制度的暴力统治逻辑所无法避免的，也只有在这个制度中才会如此迅速地加剧和恶化，奥斯维辛集中营只是纳粹制度的一个产物。
“服从命令”便能法不责众吗？
里斯所撰的《奥斯维辛》一书之所以能在一众大屠杀研究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特点便是它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加害者的证词。获取这类证词很难，除了研究者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去说服他们之外，里斯还谈到一个让加害者们愿意说出一切的“可怕”原因：
这些加害者“希望人们了解他们当初为何做这样（残害别人）的事情，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当中有的要别人知道，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坏事”。
里斯在采访时，一位加害者承认自己枪决过犹太人，而且表示并不为此感到后悔。追问他为什么不后悔，他说：“因为我确实憎恨犹太人。”
如果说，屠杀的决定是由极少数人——希特勒和他的核心人物——所做出，而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极少数人视为“没有人性”的恶魔和虐待狂。
但是，如果杀人是许许多多普通人自己所决定的行为（虽然是因为处于某种极端情景之中），而且事后并不后悔，那么，我们便不能轻易将这些数量众多的人们全都排除在人类群体之外，他们的问题便不是“非人性”的，而正是“人性”的了。
参与作恶的普通人，对他们的道德审视需要我们超越对人性恶或人性善的简单认知，需要我们思考人性中那些普遍的局限和阴暗面。
极权制度把人放置在要么害人、要么被人害的两难选择中，不管有没有内疚，几乎没有人会选择让自己被放在受害人的位置上的。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同情、怜悯和恻隐之心都是奢侈而多余的，人性问题成为非常现实的生存可能和需要问题。
1939年12月，17岁的德意志女孩伊尔玛·艾吉与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到波兹南的临时住所。圣诞节前夕，一位负责住房的纳粹官员给了她父亲几把公寓钥匙，“这套公寓在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艾吉一家意识到自己强占了别人的房子：“在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带着这种负罪感过日子。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去哪里呢？”
极权统治诱发、利用和加强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而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又在这样一种统治秩序中极度放大了极权的制度之恶。
但是，人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异化，也可以被作恶者用于对自己主观意愿的推诿和脱罪之词。
很多纳粹分子在战争结束后，仍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也许他现在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一个错误，但这只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因为此举让德国成为全世界仇视的对象。
“服从命令”让许多对自己罪行没有悔意的纳粹不仅逃脱了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而且也逃脱了1947年和1963年第一和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的法律追究。
“奥斯维辛审判”的总检察官弗里兹·鲍尔虽然接受审判的结果，但多次对审判原则提出批评。他坚持要求揭露参与庞大的奥斯维辛系统的所有纳粹，包括直接屠杀的和为之提供各种辅助和支持的纳粹。他说：“参与的人有几十万，……他们执行最终解决计划，不仅仅是因为有人命令他们这么做，而且是出于他们自觉自愿接受的世界观”。
可惜纽伦堡审判和奥兹维辛审判错过了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里斯说，“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以下评论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搜集自网络：
我们垮掉了吗？：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 马丁·尼莫拉牧师《我没有说话》荷城希惠：历史总是相似的，历史也总是在重演
波鲁克：法西斯独裁者时时刻刻都能把乌合之众忽悠成U型锁暴徒
满心欢喜：真 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宅在家里：多少罪恶当年是打着正义的旗号。
夜尽天明：平庸的恶 ，雪崩发生时每一片雪花都是有罪的，但每一片雪花都觉得自己是无罪的。元首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阿米：最大的灾难总是挪着小碎步宣告自己到来
Nadire：不敢多说，是真的想要这本书
Rocinante：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现在依旧正在发生 或许大部分人都够不到“善良”或者“邪恶”的程度 他们只是想生活罢了。而生活又有什么过错呢？
天山派有七剑：今天“它”还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不断重复不断演绎只是形式上有点差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