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佳楠 实习记者/彭茸雯
编辑/刘汨
2020年8月，一纸关于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在商丘出台，引来社会普遍叫好，饱受重压的人们将此举视为遏制“天价彩礼”的官方动作。
如今半年过去，对新规的叫好声还在，但当地彩礼的价码依旧居高不下。
要回了30万彩礼
12万见面礼，25万大礼款，还有上下车礼、磕头礼金和各种金银首饰……
2020年5月，在付出39万礼金后，小秦终于和女友举行了婚礼，虽然没有正式登记领证，但两人开始同居生活。四个月后，两人因琐事矛盾分手，归还先前那笔大额礼金成了争执焦点，两家人谈不拢，一纸诉状打起了官司。
也是在这段时间，商丘中院出台《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小秦成了其中的受益者。
根据《指引》，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共同生活不足半年，一方请求另一方返还彩礼，按照10万元的标准，返还比例为该款的50%-70%；共同生活超过半年但不足一年的，返还比例为该款的30%-50%；对彩礼款总额超出10万元的部分，应全额返还。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女方返还小秦彩礼款34万元，女方上诉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小秦拿回了30万礼金。
商丘当地法律界人士表示，《指引》不属于上位法，也不是地方法规，但在审理类似涉及彩礼纠纷的案件，商丘两级法院多会参考《指引》中的返还标准执行。商丘当地此前也有类似的指导性文件，但相比去年出台的《指引》，返还彩礼的比例要小了不少。
商丘中院的文件显示，出台《指引》是为了倡导移风易俗的社会新风尚，进一步规范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统一全市法院裁判标准。在法院官网上，则直接表示，此举是在向天价彩礼“说不”。
2019年，商丘中院研究室主任徐亚超曾发表《天价彩礼究竟伤害了谁？——关于豫东地区高价彩礼的调查报告》。文中提及，婚约财产纠纷案件90%以上发生在农村；2015年至2019年9月，（商丘）法院认定案均彩礼数额依次为10.2万元、11.9万元、13.6万元、15.8万元、16.6万，如果加上法院未按彩礼认定的“见面礼”、“上车礼”、“下车礼”、“改口礼”等礼金，可谓天价，且金额呈逐年递增态势。
“要低了，脸上没光”
除去出台《指引》提高追讨彩礼的金额比例，商丘当地还在尝试用其他方式，改变人们固有的彩礼观念。春节期间的集市上，喇叭里放着“杜绝高价彩礼”的号召，一纸贴在村庄墙上的倡议书写着“别让婚姻沦为高价彩礼的牺牲品”。
“彩礼太高，娶不起！”深一度记者在商丘当地走访，类似的抱怨声不绝于耳，人们乐于看到《指引》的出台，把这当做遏制高彩礼的官方态度，“早该管管”的叫好声不断。
但矛盾的是，人们仍然习惯把彩礼多寡与婚姻幸福划上等号，相比更容易要回彩礼，婚事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彩礼高点也行，只要女孩不退婚、离婚，好好过日子”。
《指引》出台能否消减高涨的彩礼风气？在商丘虞城当了13年媒人的曹光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做了个假设，男孩家已经盖好了二三十万的房子、买了十几万的车，彩礼钱也准备好了，“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对象，叫他多拿个3万、5万的，男方会抱怨吗？父母都是一样的想法，只要儿子能成家就行。”
在离虞城县城三十公里外的任庄村，包括李磊在内，村里还有三十多个单身男青年。今年春节，亲戚给李磊介绍了对象，初次见面印象都不错，几天后到了正式商量婚事的日子，女方通过媒人提前说明了条件，要求男方在县城和村里都有房产，还要有车。
想着还有二三十万的彩礼要给，李磊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我哪有那么多钱”，直接删除了女孩的联系方式，婚事也就没了下文。
李磊是家中长子，弟弟通过自由恋爱结了婚，彩礼照样给了20万，在村里盖了楼房，几乎花光了父母的积蓄。李磊不愿看着父母作难，将自己买的一辆车给了弟弟，还出了三万块钱。如今轮到他结婚，家里已经很难大力帮持。李磊不到十八岁外出打工，最近几年，李磊跑去西藏打工，每年能挣十几万元，有了三四十万存款。
这门亲事告吹了，但媳妇还是要找。今年春节过后，李磊没有像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他留在家里盖房子，为以后的婚事做准备。如今盖完房子，手里的积蓄已花去大半，李磊又启程去了西藏继续挣钱。
曹光今年撮合的一桩婚事，男孩29岁，条件很好，大学毕业还是独子，1米77的个头，与女方已经见过面，到了传大礼的环节，女方要求14万元，男方只准备了8万，最多愿出10万。因为这4万的“差价”谈不拢，婚事差点告吹。最终，在媒人调和下，双方商定传12万大礼，交付彩礼的时间推到了五一假期，给男孩留出了凑钱的时间。
彩礼为什么成了一门婚事的决定因素？人们脱口而出的原因，多是如今农村地区男女比例的失衡，农村女孩通过上学和务工的方式，更容易在大城市扎根，农村男性结婚难度增大，彩礼随之上涨。
离商丘市区十余公里的虞城县谢营村，是有五个队的大村。村民口中，每个队该结婚的男孩都有十几个，“你随便去问，各个村都有一二十个男孩找不到对象。掰着指头算了下，临近的三个队只有三个女孩到了适婚年龄”。
除此之外，那些隐性的人情因素，也在助推着彩礼的上涨。村民口中，儿子年龄大了没有结婚，亲友多会关心，被问到的父母心里难受、自责。有的儿子不懂事，会埋怨父母没有本事，“人家都给儿子娶来媳妇了”。
在一位80多岁的老媒人印象里，彩礼是慢慢涨起来的，七年前他孙子结婚花了五万，三年前差不多十万就可以，现在有的要到了二三十万。村庄是熟人社会，藏不住秘密，村民聚到一起闲谈各家的婚丧嫁娶，彩礼金额的消息不胫而走，免不了互相攀比。
村民口中，彩礼一定程度上成了衡量女孩价值高低的标签，如果要的低了，自觉会低人一等。女孩家人的普遍心理是，“人家怎样咱怎样，就是不要的更高，也不能比别人家少要。彩礼要低了，脸上没光彩”。
对簿公堂的顾忌
即使有了《指引》的支持，但对很多人来说，靠对簿公堂讨要彩礼，仍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婚事破裂后，男方通常先找媒人帮着讨要彩礼，粗略算下金额、打个折扣，双方商量、博弈，同意调解后最终达成协议。有时媒人跟着跑了四五趟，多次商量无果，矛盾激烈的会吵做一团，甚至动手，作为媒人只能中间劝解。实在调解不下，双方才会走上法庭，也仍要找媒人出庭作证。
在商丘虞城县，张萍的儿子婚事将近，知道现在儿媳妇难找，女孩有什么要求，张萍和丈夫都尽量满足，“父母都是硬撑，能叫儿子娶上媳妇，总比打光棍强。”但最后还是出了波折，结婚前不到二十天，女孩因为自身原因再次提出退婚。
见没有挽回的余地，张萍家算了算，彩礼和礼品等前后花了近20万，他们只求能拿回17万的彩礼钱，女孩退回了16万，却始终不愿退还1万元的见面礼。
最初商定彩礼时，张萍曾提议找司法所见证，如果以后出现纠纷也方便处理，最终，两方出于信任，还是经媒人之手送了彩礼。现在婚事告吹，因为支付彩礼时乡司法所没有介入，也就没法参与后续调解。
这条路走不通，张萍又找到了河南电视台的民生调解节目，不满女方此前的态度，除了1万元的见面礼，她还要求女方赔付其他一些礼品花费。在媒体见证下，经律师出面协商，女方同意返回总计2.8万元的礼金。
张萍在这时候有了担心，怕影响儿子以后谈婚论嫁，她没让电视台播出节目。但没想到，女方跟着就反悔了协议，张萍只好又找来媒体介入，女方直言去走法律程序，“判多少给多少”。
张萍一家觉得女方做得太过分，心里委屈，同意播出两期节目。按她丈夫的话说，婚事不成，也不能助长这种恶习，让这女孩“火一把”。
最终，这场彩礼纠纷还是闹到了法庭上，今年三月，商丘当地法院判决，女方履行协议返还剩余2.8万元的彩礼钱。女方随后提起上诉，案子至今还未了结。
回看这场风波，张萍承认，她一度不想把事情“闹大”，就是怕影响儿子之后的婚事。退婚后，陆续又有人给张萍儿子介绍了十来个女孩，但相亲过程都不顺利。媒人之间消息互通，如果女方知道男方有过退婚或是彩礼纠纷的经历，猜测和传言会很多。
“娶媳妇太难，耽误俺儿子一年，下一年还不知道能不能订成。”说起下一次谈婚论嫁，张萍说，还是会按当地的习俗给付彩礼，“女孩要多少给多少，现在哪有男孩讨价还价的道理”。
同样因为彩礼，虞城县的一个女孩将父母告上法庭时，态度更加坚决。
王乐结婚前，女友表达过不要彩礼的想法，但女友父母强硬要求给付26万元的大礼，双方闹得很不愉快。婚后，这笔钱一直没有交到王乐妻子手上，两个人有孩子后，妻子的父母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帮衬。
王乐知道，妻子家境不好，父母在县城上班，两个人每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七千。妻子的弟弟过不了几年就要到结婚的年纪，买房和彩礼的现实压力就摆在他们父母面前。
婚后半年，妻子的弟弟透露了父母要给他买房的消息，妻子认为父母要动用自己的彩礼钱，便打电话过去讨要。父母反应激烈，明确拒绝，双方争吵起来，后来，妻子又托亲戚帮着去要，也没成功。
最后，王乐的妻子起诉了父母，在法庭上，父母当庭就要打女儿，被法警制止了。王乐很感慨，在他的理解里，婚姻是组建一个相互扶持的家庭，但牵扯到彩礼之后，却好像变成了“扶贫”一样。
男性成了弱势一方
多位商丘当地律师告诉深一度记者，对于彩礼返还的数额，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属于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而商丘中院出台的《指引》，会成为两级法院审理婚姻彩礼案件时的重要参考，只是不会作为裁判依据出现在判决书中。
一纸判决书的背后，要考虑多方面的现实因素。在商丘本地律师张丽丽看来，《民法典》中规定，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女方必须返还彩礼。现实生活中，女方和男方举行了结婚仪式，双方已同居生活，如果要求全额返还，对女性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商丘中院出台《指引》，就是为了平衡男女双方的利益，“结合当地彩礼的情况，对男方来说保护力度更大。”
根据《指引》内容，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因婚前给付并导致男方生活困难的，离婚时，男方请求返还彩礼，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不足三个月，返还彩礼款总额的50%-70%；共同生活时间超过三个月不足一年，返还彩礼款总额的30%-50%。相比商丘此前类似的指导性文件，彩礼返还的比例涨幅过半。
张丽丽明显感觉到，彩礼返还金额的提高，给了女方一定心理压力，也更能促成调解。她代理的一个案子，双方找到乡镇司法所调解未果，男方起诉到法院，要求全额返还彩礼和礼品共计二十多万元。庭前法官和律师参考《指引》向两人做了解释，如果据此审理，女方要偿还远高于以往的彩礼，最后双方调解成功，“男方能更快拿到钱，女方能少返还些。”
同样是长期代理婚姻类案件的商丘律师，康联生在经历了一次次彩礼纠纷后，有一个明显的感觉，“从开始商谈彩礼价码，到最后的追讨，男性总会成为更弱势的一方。”
2月下旬，在商丘虞城县司法局的组织下，康联生为当地乡村干部进行了一次抵制高价彩礼的宣讲。康联生分享了一个案例，作为女方律师，他向男方提起离婚诉讼，男方情绪激动，口出威胁，“如果不退钱，死活不离婚；如果判离婚，别怪我走极端。”
康联生后来从男方处了解到，他第一次结婚，花了18万彩礼，不到一年离婚，退回5万；第二次结婚，拿了16万，女方生了个女孩带走，一分彩礼没退；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出了12万彩礼。
男方吐苦水，他和父亲每年外出打工，挣了两三年钱娶个媳妇没有了，三番两次离婚，“俺爹说，再也不打工挣钱给我找媳妇了。”
但在这个案例中，两人登记结婚已经超过一年，无论依据什么规定，彩礼都不会再返还。康联生感到男方精神处于崩溃状态，经过调解，最终女方退回了男方三万元。
宣讲这个案例，康联生除了想普及一些法律常识，他还希望人们明白，在彩礼重压下的婚姻存在着多大的痛苦和隐患，而要想改变这些，需要的不只是一纸法规。
（文中曹光、李磊、张萍、王乐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