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声 Huisheng 编者按:

由反对二手烟而起的女权主义者遭遇网暴事件愈演愈烈,更多的账号被消失,同时也有更多的女权主义者选择站出来,抗议网暴者与新浪合谋对女权主义者进行的围剿,捍卫仅剩不多的发声空间。

本文的作者郭晶是关注一位长期关注妇女权益的社工。她是“中国就业性别歧视胜诉第一案”的当事人,目前通过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400-007-0074)为更多遭遇就业性别歧视的女性提供帮助。在这篇文章中,她分享了曾遭遇的性别暴力,讲述公开发声的意义所在。

近日,肖美丽因公开反对二手烟而被网暴,她的微博被炸号。接着,支持肖美丽的多个女权主义者也遭遇了这一切。微博选择扼住女权主义者的喉咙,却放大造谣者的声音。被污名、被网暴的人在被炸号,造谣者、网暴者依然在兴风作浪。很多女权主义者的名字被迫和种种污名绑在了一起,将持续影响她们的工作、生活和未来的发展。

这次网暴在所有的女权主义者心中种下恐惧的种子。我也是,这些天我不敢发声,担心自己也会被扒。当然,我并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只是网暴者的攻击本来就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于是,我把自己的微博设置为半年可见,恐惧没有消失,我又把最近的微博转为仅自己可见。

看到一个个女权伙伴不断地遭受网暴,我充满了愤怒。我每天都在心中大声呼喊,为那些被炸号的女权账号而呼喊,为自己而呼喊。可这是无声的呼喊,因为它停留在我的内心,在公共空间毫无回响。

恐惧的力量似乎大于愤怒,因为我没有发声,我在被无力感淹没。我试图隔离自己的情绪,用理性安抚自己:现在不发声不是你的错,你发声可能会多一个攻击对象,你也会被炸号。这些种种理由都无法掩盖我的怯懦。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到每一个被炸号的伙伴在承受的网暴,无法入睡。她们在做的只不过是讲出了了父权社会努力遮盖的秘密,说出了女性所遭遇的歧视和暴力。我所有的情绪如火山爆发般喷出,泪如雨下。

女性发声不应该遭受如何惨烈的暴力攻击,就如女性在生活中不应该遭受性别歧视和暴力一样。我想讲一下我曾遭遇的一些性别歧视和暴力。我想让更多人看到女性的遭遇,意识到女性发声多么重要,以及女权主义如何影响了和我一样的成千上万的女性。

女性的童年:在暴力中学会忍耐

我出生在河南的偏远农村,我们村大概在2010年之后才通了公路。村里有一百来口人,我妈是少有的几个读过高中的人。她有6个兄弟姐妹,排行老二,却承担了“老大”的责任,帮家里带弟弟妹妹。我妈很勤奋,做家务都能抽出空来学习,经常天没亮就摸黑起床去上学。

我外公曾经非常重男轻女。我妈的学习成绩在学校是数一数二的,但她近视后我外公没有给她配眼镜。我大舅学校成绩不好,我外公卖粮食让他去上体育学校,最终也无果。我妈读高中时,我外婆生病,动了一场大手术,需要人照顾,我妈休学回家照顾我外婆,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我的父母没有严重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却依然受到传统的性别分工、性别气质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在农村,性别有时是模糊的,有时却又如此地界限分明。农忙的时候,男人、女人,甚至小孩都要下地干活,割麦子的时候,弯腰久了腰疼得厉害,趴着割、跪着割,这时不会有人审视别人的身体、姿态。而干完地里的活,回到家里,男人可以休息,聚在一起抽烟、聊天,女人要继续从事家里的劳动。

我曾问我妈为什么会这样,她回答说:“女人就是这样”。我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暗自下决心我长大不要做这样的女人。

这也并非农村妇女才有的遭遇。我高一的时候很喜欢我的语文老师,她很有才华。有一次学校有事,她回家晚了,于是她老公做了晚饭,她对此感到愧疚。尽管我觉得不对劲,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过,也没有人跟我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我生活中很少有女性突破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我一度觉得自己也应该成为一个“贤妻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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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郭晶在应聘时被告知公司“只招男性”,将其告上法院并胜诉(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小学的时候,经常和村里的小孩一起到山上放牛。只要有一片茂盛的草地,牛就会成群结队地在那里吃草,不会乱跑。所以,把牛赶到山上后,我就可以放肆地去玩。山上有一些靠着山竖起来的巨石,大概有十多米,我从最底下爬到最顶处,站在石顶俯瞰山景,十分畅快。

夏末秋初,山上有很多好吃的野果,桑葚、核桃、山葡萄、牛梨、毛栗子、银杏、野枣、大铃枣,我就像个探险者一样四处搜寻。这时候,性别对我没有束缚。我不会扎头发,即便是最简单的马尾,我妈也没空管我,我就一直是短发。经常要干农活、在山上奔跑,我也不穿裙子。

养育和管教孩子往往是女人的工作。据我妈说,我和我弟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爸都很少抱过我们。然而当我和我弟做错事的时候,我爸会骂我妈:“都是你惯的”。

我初中就到镇上寄宿,离农村远了。我妈开始管束我的的身体形态,让我“站有站样,坐有坐样”。我妈还将父权社会加注在女性身上的被强奸的恐惧传递给我。相较于我弟,我妈更担忧我的安全,她总是说“女孩子跟男孩子不一样,要注意安全”。

我的中学到镇上街道的路上有一个几米的桥洞,那里总是很阴暗。我经过那里的时候,不止一次遇到过露阴癖,有男人守在桥洞里,有女人经过时就拿出自己的鸡鸡,并露出猥琐的表情。我好像从未看清男人的模样,也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

高中时,有一次周末回家。公交车上不到十五个座位,经常会塞着二三十个人。有一次,售票员的位置上坐的男人右手放在拉杆上,头枕在手上,左手揽着一个一米五左右的女孩。我站在小女孩后面一点的位置。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父女关系,后来看到小女孩一直在挣脱才感到不对劲。我害怕得在拥挤得公交车上努力地往后挤。车上的其他人也都发现了异样,有个男人试图隔开小女孩,那个猥琐男却把手从男人的胯下伸过去,依然想要抓住小女孩。没有人再做进一步的制止行为。下车点里我们村还有几百米的距离,我下车后一路跑回了家。

我和很多人一样,从小还遭受家暴。说起家暴,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场景,我爸拿起一个椅子向我妈摔去,我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很害怕,很无力。我爸的脾气不稳定,随时都会发飚,比如他让我去拿8号的扳手,而我对各自复杂的工具还不了解,也不敢多问,如果拿成了10号的扳手,他就会大吼,甚至还会动手。所以我就不敢跟他大声讲话,久而久之我跟任何人说话声音很小,是那种只有我自己可以听到的声音。

在我的印象中,家里的亲戚朋友很少直接介入过暴力,反而在我妈被打后也劝她忍耐。我每次被打都只是无声地流泪,像被冻住了一样,对家暴不知反抗,也不敢反抗。我很少跟别人讲被家暴的经历,因为“家丑不可外扬”。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忍”曾是我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准则。小学时有个亲戚送了我一个塑料水滴形的吊坠,那是我小学期间收到的唯一正式的礼物,里面是一个忍字。我没有问过亲戚这个礼物的寓意。看到这个字,我有很深的认同和共鸣。为什么要忍?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而女权主义让我拥有了别的选择。

反抗暴力,女权主义让我作出改变

到了大学,有个四十几岁的女老师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女性”。我的很多大学老师对于上课都是应付的态度,甚至有老师直接照着课本念,但这位女老师非常注重学生的参与和课堂的气氛。她四十多岁,但她的衣服颜色经常是各种艳丽的颜色,有人赞叹,有人在背后议论她。可是,她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我从她身上看到了自信、大胆、不羁和反叛,而当时我困在社会对“女性”的设定中,非常渴望拥有这些品质。

我大学开始接触女权主义。读了《女性的奥秘》后,我被贝蒂·弗里丹所说的“女性的无名的烦恼”所击中。我那些曾经关于“为什么女性要这样”的种种困惑开始有了答案。我开始明白女人如何被塑造成“女人”。

我开始用女权主义的视角重新看待自己的经历。有一次在课堂分享时,我选择了家暴的议题。谈到自己被家暴的经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哭了。当时会觉得尴尬,可是那个时刻对于之后的我来说是走出家暴阴影的重要一步。

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之后,我也开始学习反抗家暴。大学时期,有一年春节回家,我爸打了一晚上的麻将,早上才回到家。而我妈早就起来做家务了,她把电视机的遥控器放在了用湿毛巾擦过的桌子上。我爸拿起遥控器准备看电视,发现遥控器有些湿就破口大骂,我妈回了几句,然后我爸就动手了,我妈也在抵抗。我在睡梦中被吵醒,首先是惊吓,然后是愤怒,我下床去拉架,并大喊“不要再打了”。我“解冻”了,逐渐找到能量去安抚那个曾经蜷缩在角落里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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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晶参与女权议题的公开演讲

我对身边的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更加敏感。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理发店剪头发,发现理发店收费标准有性别区分,女性要比男性贵10块。我们要剪头发的人都是短发,就跟店家理论。这个理发店是一对夫妻开的,他们解释说,女性的头发会剪得更精细。我们说不需要剪得很精细。

不管我们怎么说,店家始终坚持他们的收费标准。而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标准,起身离开,走出了店门。走在后面的朋友听到女店主小声骂了我们,回头生气地问她在骂什么。双方争执了起来,他们骂我们“你们这些男人婆,肯定没有男人要”。这种骂女人的话让我们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

吵着吵着,男店主就握紧拳头冲过来要打我们,有围观的人试图拦着他,但根本拦不住。有个朋友拿起手机拍视频,男店主就冲向她,我挡在了朋友的面前,他一拳头打在我的太阳穴那里,眼镜被打掉在地上踩碎了。我的头疼了一整天。

我们报了警,警察到现场了解了情况后想要调解,我们坚持要求道歉和赔偿,对方坚持不认错。后来,我们又到派出所继续接受了一下午的调解。具体的过程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大概记得不止一个警察来劝说我们,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最终,对方向我们道歉,并赔偿了1000块,我用这个钱买了新眼镜,做了个脑部CT。

还有一次,我和朋友等火车的时候在火车站的餐厅吃饭,邻桌有个男人在公放着电脑的声音打游戏,我们提醒他小声一点,他就骂了我们,没争吵几句,他就开始动手。餐厅的工作人员劝我们换座位,周围的人说道:“男人不应该打女人”。我们报了警,男人因为要赶车,极不情愿地向我们道了歉。

面对围剿,我拒绝再次沉默

后来,我很少再让自己陷入这样的“麻烦”中。男人在公共空间的不当行为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在地铁的座椅上岔开双腿,大声公放视频,以及抽烟等。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对别人的侵犯,而有人敢劝阻他们就是对他们的冒犯。

我参与到很多公共性的倡导中,没有精力和时间总是去劝阻这样的男人。另一方面是我没有信心跟这些在公共空间不顾他人感受的男人讲道理,不管我用任何的方式指出他们的不当行为都无济于事,他们基本不会改正。他们很容易被激怒,可能他们觉得自己很倒霉,竟然有女人敢劝阻他的不当行为。当然,代价是我必须忍受这些行为。但我非常敬佩那些坚持抗议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不公的人,而肖美丽就是这样的人。

同样,从女人开始公开发言,从女权主义者用行动抗议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我们的言行就在不断地被审视。我们无数次听到“你们的方式不对”。女人在公共空间发声还经常遭到外貌攻击,你露脸的时候会被攻击长得丑,不露脸会被攻击肯定是长得丑才不敢露脸。

这些审视和攻击都在遏制女性的发声。我很长一段时间也对发声的方式感到苦恼。我曾经和一些公益人士讨论社会议题,我还在讲话中的时候被一个男人打断。他开始反驳我的观点,而那不是我全部的意思。我非常无奈,问了一句:“你知道我上一句话讲了什么吗?”他答不上来。我开始不在意那些总是对女人和女权主义者指指点点的人,因为这些人并不在意我们所表达的内容。他们无法理解女人在父权社会中遭到的压迫,他们也无意要为性别平等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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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晶是就业平权领域长期的推动者,图为举报涉及性别歧视的招聘广告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性别的不平等,越来越多的女性讲述自己遭受的歧视和暴力,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女权主义者。而对女权主义的污名也在增加,女权主义者所遭受的攻击在升级。他们指责女权主义者挑起性别对立,而无视女权主义者所指出的性别不平等。

他们诬陷肖美丽劝阻二手烟的行为是有组织的,这非常可笑。如果没有那么大规模、“有组织”的男性在公共空间做出侵犯他人的行为,根本就不会有劝阻行为。他们企图用这些攻击取消女权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我们也被消耗在无穷无尽的辩解中。

这一网暴事件持续了半个月,对女权主义者的围剿还在继续。4月12日,女权主题的豆瓣小组被集体封杀。被微博炸号的女权行动者起诉了新浪微博。新浪微博官方回应称梁小门的账号发布了“违法有害信息”,新浪微博[email protected]来去之间 引导用户举报,举报理由是“宣扬仇恨”和“性别歧视”。而梁小门最近发的微博内容主要是反对二手烟,反对公共空间的性别暴力、反对网络暴力。

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几度被情绪包裹,有对不公的愤怒、无力,对暴力的厌恶、恐惧以及遭受无端攻击的委屈。恐惧像野草一样在我的心里生长,我很焦虑地审视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害怕某句话被拿来扣帽子。

如果我被网暴,那我就是众多被网暴的女权主义者的一员,就如我是众多遭遇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女性中的一员。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选择揭穿这些困境,拒绝再对此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