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一位的士司机，才三十来岁，在车上突发疾病（大概率是心脏病），把车停在路边（违章停车了）后，死了。交警走过来，对他进行了罚款。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它足够让人震惊，联想到全国各地交警惊人的罚款，很多人把它和交警部门无休止的创收结合起来，向西安交通部门发出诘问：死了都要罚，是不是太过分了？
根据道路安全法，这个罚款当然是不合理的。如果司机在车上，交警应该现场询问，如果他真的问了，或许就会发现的哥的状况，能救下他也说不定。
我不知道当事交警现在是否处在良心的纠结之中。但是，大概率不会。当时的情况，他会有自己的解释，或许的哥因为发病，身体萎缩，导致他根本没有看到他。当地警方的通报也指出了这一点，交警并没有注意的哥的的存在。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能从一种责任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记者采访一个负责人，得到的回应是：“这事啊，已经报告给领导了。”这个回应很有代表性，报告给领导，自己就解脱了，如何回应此事，也就变成领导的责任。那个当事的交警，可能也会这样思考问题：我的操作，都是按照流程的，我罚款，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执行规定。
如果交警没有看到的哥，他就没有违反规定，而是更好地执行规定。可以说，这事在本质上并不是出于恶性（故意折麽人），而是出于良好的执行力：凡是在路上不按规定停车的，一律贴罚单。
本雅明曾记录过一件类似的事。1939年，某地（德国或者巴黎的某个区域）的天然气公司，停掉了辖区内犹太人用气，原因是有些犹太人用的气量很大，严重超标，但是却没有缴费。这个操作是完全符合流程的。但是，这些犹太人为什么用那么多气？因为他们开煤气自杀量，自杀后当然就没法缴费——这也是对死人的一种处罚。
这两件事当然有很大差别，但是却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现代”的迷思：强调制度化，刚性规定，执行力，制定一个严密的体系，每个人都成为系统的一环。最终，每个人都“忠于职守”，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独自面对良心的拷问，因为单从分解的动作来看，每个人都是正确的。
就像不久前郑州一个中学，学校规定不准带手机进教室，一个14岁的女孩带了手机，被同学们举报给班主任，班主任展开调查，小女孩最终跳楼轻生——在这一事件中，学校的规定（维护教学秩序），同学们的检举（按照规定要求）以及班主任的调查，看上去都没有错。所以，这所学校在回复家长的时候，很是心安理得：没发现班主任哪里做错了啊。
就这个意义上，河北某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对大货车司机喝农药自尽感到委屈，也情有可原：每天检查那么多车辆和人，对这位司机的处罚，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都是按照规范在操作。
这两年，中国社交媒体上对“困于……系统”有过不少报道。事实上，在中国讨论这样的事是很困难的。一方面，社会有很多还“很不现代”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一些“系统”的现代和严密，又远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比如，人脸识别，安检系统，各种罚款系统。
如果你要呼吁“人性化”，会招致的一个典型反驳是：“如果都……那还怎么……”比如，“如果都带手机进教室，那还怎么学习？”
事实上，14岁小女孩选择跳楼，被老师搜查只是一个表面因素，如果她感觉到老师是爱她的，被搜查就不会带来这么大的压力。人们都躲在一个“系统内”，获得属于自己的安全感，老师可以做到心安理得，不少付出，但也不多付出一点。关怀每一个具体的学生，不但让自己很累，也对考核没有一丝帮助。
写这篇文章，并不想去指责那个具体的交警、收费站工作人员或者班主任，而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在一个严密而现代的“系统”内，个人如何自处？做一个“工具人”或者“组织人”，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
2019年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件事一直让我难忘。在日本东北旅行时，有一次不小心买错了电车票，机器吐出来一张大人票一张儿童票，我多花了一千多日元。进站的时候，我使用翻译软件向一位工作人员说明了问题，那个小伙子看起来很青涩，但是他做的事很出乎我的预料，他收走我的票，从自己钱包里拿出现金给了我。
这真的让我惊讶。一个更规范的办法，应该是告诉我如何办理退票，找窗口，找某某……这对我来说当然太难了。他直接把钱退给我，等会儿自己要去帮我退票，这明显不是份内的事。
但是，这位哥们儿明明穿着制服呢。这一点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自足的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