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孙小野
编辑：王海燕
前段时间，上海的未婚妈妈张萌结束了她漫长的生育保险金之战，引发关注。但上海的生育保险金，并没有向未婚生育群体成功开放。在张萌身后，还有一个庞大的未婚妈妈群体，依然在为自己争取这份生育保险金。
她们中的一些人，并不迫切地需要这笔经济收入，但她们想知道，自己的母亲身份是否真的因为结婚与否而有所区别。同时，她们也希望，这份权益最终能惠及那些迫切需要支持，却没有力量发出自己声音的，更加弱势的未婚妈妈。
一扇打开又关上的门
2021年3月，身处上海的张萌以“单身未婚”的身份，终于领到了自己的那份生育保险金，这一结果她等了四年。这例被称为“国内未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金第一案”的故事曾被媒体广泛报道。
当时，大家都以为，这标志着在上海地区，生育保险金终于向未婚生育群体成功开放。但事实上，在短暂的申领成功后，这一通道又悄然关上了大门。
生育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包含在“五险一金”之内，以保障女性因生育而暂时丧失劳动力时的基本经济收入和医疗保健。无法申领生育保险金，意味着张萌在三四个月的产假期间，失去了生活保障。并且，对于张萌来说，这笔钱不止是经济来源，更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象征。
从2017年开始，张萌经历了四年的漫长诉讼，先后起诉了当地的街道办事处、上海市社保事业管理中心等部门，屡屡败诉。
她最终领到了自己的生育保险金，但“胜利”并非来自法律判决，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原本，在上海地区，女性生育后需要携带相关证件到当地街道或镇(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申领时必须提交结婚证明。但2020年12月，上海民政局发布了一则文件，称“申请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计划生育审核”业务退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清单。
随后，张萌发现，在线上系统里，结婚证不再是一个必选项，申领人需要签署一份承诺书，承诺自己“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也承诺符合申领生育保险的条件”，就可以通过材料审核。随后，更多的未婚妈妈也通过这一渠道成功领取到了自己的生育保险金。
但从今年4月起，张萌开始接到反馈，在线上系统里，结婚证又变成了必选项，有人因“婴儿出生证明中未显示父亲信息”，被驳回了申请。
对上海地区这一通道的关闭，张萌倒不意外：“在受到舆论关注后，相关机构会更谨慎。”这意味着，对更多的未婚妈妈来说，申领生育保险金，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生育原本是一个私人选择，但生育保险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却让这一事件带来了公共福利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权益的模糊地带
跟进张萌案的律师董晓莹从2015年就开始关注此类问题，她今年参与跟进的另一个案件也是关于生育权益的，她的当事人Sarah来自北京。Sarah最早打官司，并不只是因为生育金，而是生育带来的一系列职场权益问题。
Sarah是在2016年拥有自己的孩子的，起因是个意外。那年，Sarah刚好40岁，和相处10年的男友分手，却在分手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
她说自己跟男友分开，是很慎重的决定，绝对不会再有瓜葛。但孩子不一样，随着腹中生命一天天长大，成为与她最亲密的连接，加上自己的年龄限制，她很快决定：“我要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
Sarah认为，自己的能力完全足够抚养一个孩子。她当时刚从证券行业被挖到一家大型集团任董事总经理，事业正稳步上升。父母对她的决定表现得非常坦然，“这是你自己的人生，自己要兜底，只要兜得住就行。”
她完全没料到，自己后来的经历会如此复杂。刚开始，当她结束产假回到公司时，她发现自己无法领取生育保险金，接着，因为部门重组裁员，正处于哺乳期的她被辞退。
她起诉了用人单位，在众多的诉求中，也包含要求 “产假工资”。法院认定，用人单位在哺乳期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行为，但驳回了Sarah的其他诉讼请求，其中驳回“产假工资”赔偿的理由是，“未婚生育不符合国家政策，请求缺乏法律依据”。
这一理由Sarah并不认同。因此，从2017年至今，Sarah坚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她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其实早就超过了那份产假工资，但在她看来，“这是一个身份公平问题，我需要得到答案。”
她研究了很多相关法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表明：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同时，《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那么，未婚生育是否明确违反了国家规定？社保是否明确和生育政策挂钩？”这都是Sarah一直希望得到回应的问题。
和她有同样疑问的，还有另一位未婚妈妈二妞。二妞也是北京人，在一家外企任项目经理，经济独立，性格乐观直爽。33岁时，她被查出乳腺和宫颈出现初期病变迹象。虽然后来病情得到控制，身体逐渐恢复，但医生告诉她，她的体质很危险，如果想要小孩，需要尽快。
二妞的确是想要小孩的，但她当时还没有适婚对象，又不愿意因年龄将就。其实二妞家庭条件尚可，所以当生育最后的机会摆在眼前时，她直接问自己的父母：“不结婚，只生小孩行不行”，他们说可以。
在不结婚的情况下生育，如何怀孕就是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根据国内《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是以治疗不育症及预防遗传病和提供生殖保险等为目的”，并不向二妞这样的未婚女性开放，而疫情期间又无法去国外寻求别的途径。
眼看过了35岁，体内倒计时的声音越来越响，二妞最后想到的办法是，和一位男士达成了口头协议：只生孩子，不结婚。这位男士和二妞的交往并不以结婚为目的，本来就不希望承担家庭责任，更不想为养育孩子付出精力。这在一般人看来是缺陷，但在二妞只想要一个孩子，不想和对方步入婚姻时，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特点。
如今，二妞和父母一起抚养宝宝，为孩子准备了保险、教育金和学区房。当然，养育孩子毕竟是一件严肃的事，在谈及未来抚养权等问题，二妞还是有所顾虑：“准备等孩子大一点去做公证。”
二妞其实并不绝对排斥婚姻，“如果在年轻时就能遇到合适的人，结婚生子也很好。但现实里，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幸运。”在她看来，结婚或者不结婚，只是很个人的选择。
但和Sarah一样，当二妞想要报销自己生育时产生的费用时，审核一直显示失败，《北京市生育服务单》明确要求提交结婚证。这笔钱对二妞来说并不算急需，她困惑的是，自己多年来一直合规缴纳了社保，为什么却无法享受最基本的生育保险金。
共同的可能性
如果说Sarah成为未婚妈妈有意外的成分，后来又因为遭遇波折，才“被迫”去寻找作为未婚妈妈的身份答案，那在关注生育保险金案件的群里，另一位未婚妈妈小滚珠则是更主动的那一类人。
小滚珠毕业于清华大学，今年38岁，曾就职于互联网大厂，后来从事咨询工作。在几年前的一次卵巢检查中，她发现自己两侧卵泡加起来只有六个，“一边两个，一边四个，这相当于同龄人的三分之一。”
卵巢的衰退让小滚珠忽然感到了危机，伴侣迟迟不愿走入稳定生活，但她想要一个孩子，她意识到自己机会不多了。小滚珠本来想选择冻卵，把机会留给未来。
当她犹豫着把计划告诉母亲时，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回答，“她说与其冻卵，不如现在生一个。”她花了一些时间消化母亲的提议，最终决定通过海外精子银行进行生育。从小见惯了父母争吵的小滚珠，其实并不觉得婚姻是衡量孩子幸福成长的标准：“我经常想埋怨我妈，为什么明明三观不和，还要和我爸结婚。”
小滚珠选择的那家精子银行，捐精者的页面上写明了对于孩子的联系意愿，小滚珠选择的那份是完全匿名的。这意味着，未来孩子不会和这位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有任何联系。
小滚珠说，“如今回过头去看，这（通过精子银行在海外生育）是一个非常适时的选择。35岁后再选择冻卵，取卵就需要好几个周期，而且卵子质量不高，受孕成功率低。”
与Sarah和二妞不同，小滚珠在生下孩子后，甚至对自己能申领到生育保险金不抱希望。事实也如她所料，她母亲替她试探性地拨打过当地政务中心的服务电话，询问在未婚生子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申领生育保险金，结果对方直接以“这是一个道德导向的问题”为由拒绝了。
“道德导向”，这是一个看起来模糊而空泛的标准，其背后正在于，整个社会对未婚生子这一行为，仍然没有准确的定位。上海某三甲医院妇产科的黄医生表示，他所在的医院未婚产妇也可以建档，医院的职责在于关注产妇和胎儿的安全，不会强制要求提供父亲信息。
但每个医院的要求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说明。小滚珠和Sarah在产检时，就曾被要求提交结婚证或男方的户口本。无奈之下，小滚珠的母亲帮她查好了每个阶段应该做的项目，在不同的时段单独预约检查。
不过好在，虽然没有一个主流的家庭结构，但她们孩子的身份是被法律认可的。曾经，非婚生子女“上户难”是一个普遍现象，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出台，根据这一规定，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母亲的居民户口簿及非婚生育说明，即可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2021年的新版《民法典》则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实际上，此前未婚生子女上户口，还需要交纳社会抚养费，如今社会抚养费的名目还在，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少有地区会向单身母亲征收了。
在张萌看来，“观念是一点点改变的”。这也是她愿意站出来发声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先被更多人看到，才能够引发严肃的讨论。”
在当初关注张萌案件的微信群里，从事医疗工作的Selina一直在积极发言。她花费了很多时间，研究各种政策条例的漏洞，并将资料以邮件信访的形式发送到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她目前还处于单身，并没有生育孩子，她说：“我不止是为了她们，我也是为了自己未来的可能性。”
打了多年官司的张萌则说，“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根本不在上海”，她说，“我从不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但单身妈妈里一定有弱势群体。她们不会发声，但我们多做一点，她们未来就多一点可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董晓莹外，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