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前有篇稿子我没改出来,一直觉得是个遗憾。

那是贵州某地方官的采访,当地曾爆发过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地方官集体下课,他是被挑来善后的。

我有位朋友是当地人,他说当地变化极大,民间积怨一扫而空,我猜这位新官应该有底气讨论当年的事,于是派了记者去。

这位官员的坦诚远超预期,原来,他也曾在群体事件上栽过跟斗,但吃一堑长一智后,这段经历反而成为优势,特被委以重拾人心之任。

所以,谈基层社会治理,谈群体性事件,他都是小巷里捉猪直来直去,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毫不讳言自己的困惑,这其实是一种超凡的自信。

记者拿回来的东西非常有料,但偏离任务甚远,当时既不能把它变成官员表扬稿,又吃不准他原话照登,是否会影响其仕途。

记得他有这样的表述:你说这是黑社会煽动,可政府也做了那么多天工作,黑社会一挥手大家就把办公楼烧了,那不是说黑社会在群众那里特别有威望吗?

更重要的是,这个选题带有强烈探索意味,而我实在才力不逮,一来二去地折腾,最后稿子弃而不用,真对不起记者一片心血。

今天我依然觉得,那篇未编出来的采访,很可能是关于那起骚乱所有报道中最有价值的,越是拉开时间看,就越是如此。

为确定当时的记忆是否准确,我刚才上网搜资料,没想到当年采访的那位官员已英年早逝。

还有一篇稿子也留下不小遗憾。

那是湖北某地发生的一起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它几乎就是贵州事件的翻版。

记者去现场时,正值热点高潮,行前,我特意交代,这采访任务与以往完全不同,千万不能跑偏。

我强调的要点是: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骚乱,不要浪费时间去打听人是怎么死的,尽可能采访参与者围观者。这篇稿子,不是一个人到底怎么死的故事,而是一个愤怒是如何酝酿扩散的现场报告。

这是一种探索尝试,技术上有两层原因。

第一层:一、我们很难接触到死者家属和其他直接信源——不然事情到不了这一步;二、最终定论只能出自官方,可能网传说法有误,黄静案、高莺莺案都是前例。

第二层:一、人们以为自己是在关心真相,其实是在表达愤怒,所以,愤怒才是重点;二、引发愤怒的是冤情,不是命案,一旦尘埃落定,大众情绪迅速耗散,命案便无人关心。

当然,最关键的是我个人的纯好奇:

进城打酱油的中年大叔,网吧里的小孩,聊八卦的大妈,是如何卷入骚乱的?喊口号的人是怎么改扔砖头的,扔砖头的人是如何改扔燃烧物的?冲在最前面的人,驱动他们的是愤怒还是意义感……

我希望记者采到的东西,像是能还原骚乱的3D动画的各项参数。

那几年,我一直留意群体性事件,只要沾边的资料都会看,哪怕是基层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培训教学视频、公安部门现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技术指导。

虽然会接触一些有趣的细节,像如何护送领导离开现场,如何隔离家属抢运尸体之类,偶尔也能看到有点意思的见解,整体研究水平还相当原始。

我希望记者能从现场带回别处看不到的东西。

很可惜,现场自有后方编辑部很难想象的力量,记者很难抗拒探寻真相的洪流,我的担心变成事实:引发骚乱的命案并无冤情。

这个遗憾我其实心里有准备,记者入行时间比我短得多,更何况我关注此类话题近十年之久。

其实,做新闻时间长了,很容易积累超出个案的经验,就群体性事件而言,诱发原因、表现方式、发生频率,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就像各地上访行为具有高度差异化一样。

当年,我每遇到聪明人,总会忍不住游说他转行干媒体,而且总喜欢用自认为最具煽动性的理由:

没有任何行业可以像媒体那样,能满足你对世界的好奇心。

我不是很喜欢大家最喜欢讲的追问真相与良知。

原因有两层,一个是我相信时代与行业的进步,叩问真相与良知这种苦逼的东西将会迅速隐退;一个是随着经验积累,我对真相和确定性这类概念的困惑就越多。

有一年,我整理采访一个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位主动找来的亲历者是老熟人,他讲了整整十四个小时,我刚好记完一整本笔记本。

我和他都没想到,一个故事居然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三个版本:A是他讲述的第一个版本;B是我们对着地图和笔记核对细节时的修订版;C是他在极度疲惫丧失自制力时说漏嘴的版本,后来被他矢口否认。

更关键的是,这位朋友和他周围的人,都集体遗忘了版本C,不断在叙事中强化版本A,当然,它们其实直接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情绪。

许多年后,我读到社科院施爱东老师《口头知识的不确定性》的论文,真有被电流击中之感,后来听他讲课,会感叹若早十年看到恐怕很难理解其价值。

到现在我还认为,做新闻是唯一值得你花费一生时间的工作,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你探索的边界越宽,困惑越多。

问题是,为什么要做新闻?我当初认为最重要的好奇心这个理由,显然是错的。

这倒不是因为同类新闻发生后,引发你纯好奇的东西变少了,恰恰相反,如果我可以派出记者,他需要搜集的信息范围,宽到了他不可能完成任务的程度。

今天最能激发我好奇心的,是最近这些年来,人性和人们的情感表达方式,都被大幅拓宽,以前觉得不可想象的,现在变得正常甚至普遍起来

比方说,过去人们性格中普遍存在软弱成分,以至于我们很难一个对丧子之痛的母亲说狠话,现在这种顾忌就少多了,人性得到大幅拓展和解放。

人性这个巨大的变量,使得同类事件的发生维度截然不同。

我前面讲到过的旧例,都发生在真相/愤怒一维坐标内,今天有了打脸、反转、带节奏、钓鱼、辟谣等标杆,全部变成多维的复合事件,围观者早早就有立场甚至阵营的泾渭之别。

是的,如果今天你还要做新闻,根本不存在什么我只是纯属好奇的空间。

我记得当年一本书里,有如何利用摄像机震慑人群中鼓动者的技巧,现在似乎是用不着了,因为群众现在开始自发讨论,照片上谁看着像是坏人,应该抓起来了。

这种时候,同行们喜欢忆旧:当年我们媒体的介入是多么及时之类,就像我会想起当年的遗憾一样。

不过,今天网上站队划分阵营时,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南方系」这个词已经很少出现了。

这是个无情的事实:今天的年轻人,「南方系」只是个概念,大家压根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真是不做新闻已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