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郑祉愉
摄影：Nasha Chan
1989 年 5 月 21 日香港百万人游行后，支联会在暴风雨后的晴天诞生。
支联会的全名 —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包含「爱国」二字。
春夏之交，八九民运浪潮中，香港人无惧风雨，站出来，连月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政治人物不分左中右，市民破天荒自发性发起大型群众活动，同时不断冲击游行集会界线，把香港公民社会推前了一大步。
因为爱国而诞生的一场本土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唤醒香港市民，成为一代人的民主启蒙。香港八九民运如何承先启后 — 无「不反对通知书」下游行集会、各区开花、打国际线、尝试真三罢（因旺角骚乱夭折） — 奠下社运基础？
由民主派元老创立，为了守护集体记忆诞生的支联会当年提出“五大纲领”，以建设民主中国为长远目标。近十年本土思潮兴起，它屡被批评“行礼如仪”、“大中华胶”，然而到了国安法后时代的第一个六四，他们无惧红线，坚持理念，14 名现任常委中，正副主席李卓人及何俊仁均身在狱中，另有多人有案在身；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屡屡被建制派、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等人指控违国安法，要求删去，否则应当取缔组织。
连续两年六四晚会被禁，追求和理非的支联会的起落，与民主运动血脉相连。今年的主题是“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32 年间这群人如何为自由抗争，又是怎样在本土思潮来时退居二线，却在国安法生效后，被推回火线？
“爱国”学联带头声援 推前游行集会自由
火红的七十年代，学生一度掀起保钓、“反贪污，捉葛柏”等运动，奠下学运抱民族感情而生、爱国反殖的基础。
1989 年 4 月 15 日，随胡耀邦逝世，北京大批学生经一轮悼念后，发起“反贪污、反官僚”的和平抗争、罢课活动。追悼会当日，十万人在天安门与过万武警一度对峙。“四二六社论”翌日，北京学生呼吁不同院校学生集合，到天安门广场抗议。
隔着二千公里，香港学联带头遥遥呼应广场上的学生，亦派代表上京。
时任学联成员蔡耀昌忆述，听闻武警将出手阻止北京学生示威，学联便打算早上九时，去湾仔新华社示威，要求见时任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希望北京不镇压学生。他们由十多人渐渐结集了三四百人，占据了行人路。到了黄昏，得悉北京学生成功到了天安门广场，香港新华社前的人群才散去。当时蔡耀昌连什么是《公安条例》也不知道， 有外籍指挥官被记者包围时则指，虽然学联没有根据《公安条例》申请集会，但不会提告。
5 月 4 日，十万北京学生游行至天安门，纪念“五四运动”，香港 13 间大专院校学生亦各自由校园出发，游行至中环遮打花园，有三千人参与。
这次游行，创下学运新纪录，亦揭起香港声援八九民运波澜壮阔的开端。要知道，八十年代的社运，通常不过数百人参与，即使是七十年代著名的金禧事件，最高峰集会也仅万人。
5 月 13 日，北京学生在广场绝食，呼吁 5.17 举行环市大游行，学运爆发成全国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16 日，香港学联同样号召学生至新华社门口绝食，呼吁罢课，又宣布翌日游行。当日早上，蔡耀昌与时任秘书长陶君行收到警方电话，相约跑马地警署会面，指挥官询问游行路线，二人说打算经维园、轩尼诗道转出新华社 — 是破天荒首次经轩尼诗道游行 — 指挥官指担心有人情绪激动打烂金铺，反建议去礼顿道一带，实地考察，蔡耀昌觉得沿路冷清，便不愿谈下去。
17 日黄昏，在维园游行起点，指挥官来问蔡耀昌：“你系咪要行轩尼诗道？”他答是，对方就说：“畀十分钟我哋准备。”最终游行人数众多，甚至占据了新华社外的皇后大道东行车路，警察也帮忙开路。
由始至终学联都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其后多次游行均只知会，没有申请。不过八九后，宽容不再，抗争便多次受警方以《公民条例》阻挠，学联亦多次冲击警权，成为日后公民抗命的方式 — 1992 年六月，警方已以非法集会控告三名在六四悼念晚会后，在新华社前示威的三名学联成员，即使他们非组织者 — 蔡耀昌是其中之一。
在打压下，游行集会的权利此消彼长，一再推进，十四年后，蔡耀昌成为民阵召集人，在零三七一游行，五十万黑衣人如潮水聚集之时，宣布游行正式开始。
“本土”民促会介入 支联会成立 李柱铭：香港从此不一样
直至 5 月 19 日当晚，北京宣布戒严 — 适逢绝食中的香港学联成员分身不暇，民促会才首次主办游行，然后支联会才真正诞生。
支联会的班底来自民促会。八四年一场讨论政制改革、《基本法》起草的高山大会后，由李柱铭、司徒华等人为首，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民促会）诞生，是香港第一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的前身，创会宗旨为“本地优先”、“关注香港内部事务”，推进民主运动，经常聚会讨论“190 人方案”。过去成员张文光受访时曾提到，对于八九民运，起初会内共识倾向低调，直到杜学魁（教育家、时任立法局及市政局议员杜叶锡恩的丈夫）说：“中国发生了一件这么重大的事，『民促会』仍然在问香港民主派应否介入，我觉得不恰当，我会退出『民促会』。”自此，香港民主派才决定介入，支持中国学生民主运动。
5 月 20 日，天文台宣布悬挂八号风球。何俊仁曾与司徒华通电话是否继续进行集会，最终决定“几多人都去”。孰料，维园人群多得水泄不通，倾盆大雨下，即使身穿雨衣仍浑身湿透，数以千计的人走到新华社分社前声讨李鹏，高呼“镇压民运、不得好死”，何俊仁记忆中，第一个上台发言是民建联昔日核心分子程介南，高呼“打倒李鹏”。
皇后大道东的斜路上，雨水奔流泻下，约五万人仍不屈地在门前抗议。
5 月 21 日百万人游行，人潮如鲫，跑马地马场广告牌打出高举“紧急爱国行动”的字样，人群高举“李鹏李鹏、岂容你专横”的白底黑字巨型布直幡。
当晚，李柱铭宣告“香港从此不再一样”，告别马照跑、舞照跳的旧日价值，支联会正式成立。
地区游行“遍地开花” 市民通宵倾计组无大台“民主台”
自五一，王丹宣读《告香港同胞书》后，香港的游行集会已越见频仍，市民爱国激情如火如荼，接力持续多月仍未停歇，迸发的群众力量前所未有地强大，各区自发举行游行集会，许多或未被报章记载 — 支联会义工关振邦接受中大学生报《八九民运二十九周年特刊》访问时就追忆，早于 5 月 20 日，屯门安定邨已有街坊以大声公呼吁街坊落楼，在区内游行。
现支联会常委黄志强亦记得，深水埗区议员曾举办游行，屋邨居民参与，晚上由枫树街游乐场出发，数千人齐步走至九龙塘新华社分社。
5 月 28 日支联会主办“全球华人大游行”，破纪录 150 万人参与，走上东区走廊。同日，翻查《文汇报》、《华侨日报》报导，沙田、屯门、粉岭、葵青、大屿山亦有地区游行，十万人参与；沙田话剧团在德辅道中汇丰银行前上演民主话剧；甚至有天主教徒祈祷集会。（详见《立场》制作地图）
香港市民游行集会中，随处可见“声援绝食学生”、“中港民主一家”的牌子。
遍地开花的地区游行，自八九民运后绝迹，直至 2019 年反送中才再现。
5 月 20 日，在组织严谨的支联会成立前夕，最草根、最具“无大台”色彩的组织“民主台”诞生了。
那一夜，新华社对面伊馆一条小巷，数十至一百名小市民自此聚集起来，每晚凌晨通宵聊天 — 地盘判头、现东区区议员曾健成是其中之一。成员高峰时多达六百人，有的士司机、地盘工人等。一切都如有神助，连电力公司也支持民运，打一个电话向港灯申请电力，民主台马上已有独立电源了 。
27 日，民主歌声献中华后，李卓人代表支联会将筹得的百万元款项带到中国，却在 6月 5 日回港班机上被公安捉下去。何俊仁、司徒华来回港督府、新华社营救李卓人之际，五千人湾仔新华社外声援，曾健成也在其中。“我哋冇任何扩音器，当时指挥官贝利警司主动俾个大声公我，佢知道我控制到群众。”曾健成自言当时如“广场总指挥”，当时豪气地高呼调一半人到港督府静坐声援，一呼百应 — 今日当然难以想像。
翻查《华侨日报》报导，六四当日，支联会办“黑色大静坐”，三十万人参与，随后环市大游行亦有过百万人。
悲愤之下，曾健成说：“我哋（民主台）亦都号召左几千人过文锦渡行过去（边境）……”自然失败了，“跟住呢一架架大巴，嗰啲大货车过嚟车啲人走。”回看起来，有些像今日的“家长车”。
那段日子，每晚均有各界市民来新华社前声援，民主台为例，一呼吁要水，市民送来一箱箱蒸馏水；纸不够，数十箱电脑纸就送来，连大富豪夜总会也送来三百个饭盒，市民想捐款，曾健成说不收钱，送去学联和四五行动……
真‧三罢流产 “碧街事变”成谜团
6 月 7 日，支联会原本号召三罢，分为八地点进行，抗议中共武力镇压学生，司徒华亦与工商界讨论过罢市一日。
前一晚却意外迎来运动转捩点。
综合无线电视及报章报导，当日凌晨旺角一带，有数以千计的客货车慢驶抗议，亦有数以千计市民骚动、与警察对峙，有人针对中资银行撬开铁闸，警方发射 49 发催泪弹，拘捕 15 人，事件被称为“碧街事变”。
凌晨六点，司徒华经香港电台发放录音，决定取消三罢。
自传《大江东去》中，他写道，当日凌晨一点多由新闻得悉旺角骚乱，尚未知详情，到凌晨三四点，行政及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邓莲如来电，指由警方情报得知，有七八十个可疑的精壮男子由深圳持双程证来港，混在人群中向警方掷石、烧车、引起骚乱，司徒华便与支联会常委商讨。时任副主席李柱铭曾在访问中指，众人忧心六七暴动重演，才下此决定。
事后，时任九龙区总指挥官说滋事分子有组织、不排除有黑社会背景，司徒华一度谴责滋事分子破坏香港民主运动。此事真相，成为他的终身不解之谜。自传中，他又提到九七回归前曾追问李明逵，“碧街事变”被捕者没有上庭，没有判罪，去向如何，对方说英国人把档案全带回国了。司徒华仍相信是国内派来的人，伺机制造动乱，打击支联会。
即使三罢取消，不论左中右，仍有公司、商店、甚至中资机构休业半至一天，港交所开市前亦默哀三分钟，全港停课一天。在新华社外，民主台那边保有一个祭坛，前来鞠躬、献花、放花牌的公祭人潮由四方八面涌来，水泄不通。曾健成记得，当时的人群，排队两小时多才能献花，他们最后收集了三百万个签名，签名纸装满了七个红白蓝胶袋。6 月 8 日众人在贝利警司协助下，由殡仪馆搬来三个焚化炉，在新华社外的大马路焚烧签名，以祭六四英灵。
群众能量无从宣泄，运动迎来急煞停，参与集会的动员人数急跌。
此后的三十多年，香港再无真三罢。
何俊仁说：“支联会就系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嘅运动，扎根喺香港。”
由不分光谱到左中右分裂
6 月 11 日，支联会全体大会中选出二十个常委，一共有 216 个属会。
前常委张文光曾向传媒说，早在 5.20 当晚已有共识，需要成立一个容许所有港人参与、不分政治光谱的组织，支持八九民运 — 当初的确有此需要，何俊仁曾提到，“支联会”筹备委员会日日在教协开会密密斟，因需要向公众筹款，需要新架构，成员由左派到托派均有，包括程介南、黎则奋、吴仲贤等人，当时连港区人大代表郑耀棠亦有参加支联会活动。
经连月讨论，支联会机制诞生，成员由团体组成，一个团体一票，一年选一次常委。每次常委选举前，候选人需递交政纲，然后举行谘询会，再投票，选出各职位。常委每月开例会，再在隔月一次的会员大会表决。司徒华回忆录《大江东去》中提到，组织内部刻意保持松散、公开透明，开大会从来没有秘密，仅选出信得过的人，反能有效以防共产党渗透。
初初，支联会真正不分左中右，直至其后迅速地，风向一变再变。六四屠城后不足一个月，教联会程介南、公务员工会联合会黄伟雄短时间内先后因不同原因请辞，不被列为第一届创会常委 — “民主台”曾健成、胡露茜后来才补上，加入支联会。
何俊仁不奇怪，毕竟八九民运奠下了前所未有的社运规模。在他眼中，“ 紧要过反送中，因为佢系全民参与，你记住左派都全力参与。全部啲银行、《大公》、《文汇》出晒嚟，南北行、招商局多到不得了，全部左派都出去，所以点解咁伤，中共个统一战线成个崩溃。当然国家机器好犀利，好快就咩（发动），嗰班人变面变得好快。”
和理非与激进 同路人抗争路线分歧
回看 1989 年七月《铿锵集》“手牵手”，显示支联会与四五行动曾出现路线分裂，虽同样爱国，但一方温和，一方却较激进。
碧街事变后，支联会停了两周无集会；四五行动则无间断发起群众集会，指会保持关注及长期斗争的心。
支联会过半成员，包括司徒华，当时发起“港人救港运动”，要求政治保险、争取居英权、加速本港政制民主化，保障人权。四五行动创始人刘荣锦则批评，国籍法问题是转移焦点，“一旦变咗争取居留权，削弱支援国内民运力量”，表明坚决与国内同胞站同一阵线，梁国雄亦指“中国有民主，港人才有民主希望”。不过，两个组织亦一致认为中港经济唇齿相依，若经济制裁中国，等同杀敌一百，自伤一千，香港难以保持安定繁荣。
八九年九月，四五行动在新华社国庆酒会抗议，刘荣锦被警察殴打并控告四罪，包括使用暴力、煽动他人使用暴力、袭警及非法集会，他回想时称，司徒华想与他们割𥱊，因遭大会反对才作罢。
九七前，四五行动另一创始人梁国雄再受《铿锵集》访问时，曾提出疑问：“民运或者群众运动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嘅时候，系咪必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法去做呢？有保留。”直至 2003 年，梁国雄才成为支联会常委，政纲仅有一句“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三年后社民连成立。
支援中国民运 突破新闻封锁 打“国际线”
众政治组织中，支联会是唯一致力支援中国民运的组织。
1989 年，六四镇压后，支联会将抗争变为新常态，几乎每月举办游行集会，每次均保持一至两万人参与。
直至六四一周年后，游行集会转为悼念活动，大众亦意识到，中国短期内取得民主的可能性很低。
六四两年后，1991 年司徒华接受《开放杂志》访问时，支联会工作的重心由声援民运分子，转移至中国人权问题，但仍会帮助民运家属解决生活困难，曾拨出生活费给经由黄雀行动逃亡来港的民运人士，安排初期往异国寻求政治庇护，又曾通过拨款 120 万支援留法流亡人士。
与此同时，支联会在文宣上，未有懈怠。反新闻封锁部依靠义工劳力，持续每年寄数万份国内民运有关的资讯刊物，往中国境内的地址，直至 2001 年网络兴起，才急跌至二千份左右。
支联会算是国际线先锋。人权及援助部一直收集了一千名被捕民运分子名单，方便提供资料，又设有海外联络部，一直拨款支持海外民运团体举办六四活动，建构网络。1991 年，多个海外民运团体派 16 名代表到日内瓦游说各国政府代表及人权组织，提供中国违反人权的资料，多国代表发言时谴责中国。同年支联会发起联署，反对秘密审判及要求释放民运人士，收集 13 万个签名，委托游说团体转交人权委员会主席。到了十周年，支联会首次派代表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有关中国人权状况报告，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传阅文件。
头十多年，支联会较活跃，直至 2000 年初，因长期入不敷出，开源节流，才大幅缩减资助海外团体举办六四活动的经费，主力提供影音资料。到了今日，仅不定时联系海外民运团体。
何俊仁解释，联合国游说工作机会不多，亦非支联会主力工作，而中国本身没有签署《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九十年代较易制造国际压力，为释放民运人士斡旋，但随时日过去，越来越难。
民主派的爱国：爱人民、不爱党
司徒华在《大江东去》说：“支联会的支持者只有一个纯真的理念，就是反对镇压学生的北京组织。”机制每年更新常委，“支联会从不以自己的名义去派出参选人，或支援某一个政党政团，因为成员中有不同的政党政团，以免引起内部矛盾。”
前民主党纪律委员会主席、现支联会常委麦海华承认，“历史背景系喺民主派基础上，孕育咗支联会。”同时他亦补充，相较政党或海外民运组织，支联会内没有争权夺利，没有内斗，形容是“良心事业”。
支联会与民主派联系甚强，虽然部份尝试划清界线或作出分工，如李柱铭做了一年创会副主席，便专注港同盟工作，但高峰期，民主派有一半立法会议员，身兼支联会及民主党成员两职。
因为六四，民主派与中共决裂，司徒华与李柱铭自基本法草委被“炒鱿鱼”。司徒华回忆录中又写道，此事对香港人最大意义在于，“认清中共的本质，爱国并不等于爱党，更不等于爱一个政权，是要爱我们的同胞。”
1999 至 2018 年来，司徒华、何俊仁、李卓人等民主派一共 18 次，几乎年年在立法会动议“平反六四”，建制派议员均否决离场，政府官员不出现，议案全数遭否决。六四犹如建制派最大心结，何俊仁说：“我哋嘅责任就系话唔可以唔记得。”
既然支联会爱国，那么民主党主流也是爱国的。
1996 年，何俊仁发起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又率领船队由台湾出发到钓鱼岛示威；南京大屠杀 75 周年，何俊仁与一班民主党成员在日本驻港领事馆门外纪念，又曾在立法会数次提出议案，要求日本就侵华赔偿；他曾去过日本为战争罪行受害人打官司，略带不忿地说：“民建联嗰班人冇人识讲历史……所以呢班人走来同我讲爱国，共产党呢班人。”
多年来，被批评大中华胶，何俊仁说：“正正就系认识国家、民族嘅苦难，先至有咁嘅感情。”会否自称爱国分子？“我爱我嘅人民。”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爱中国民族，中华文化，“点解我哋唔钟意用爱国呢个字，原因唔系对中国反感，因为呢个政权都唔系属于人民，我唔想将佢捞乱。”
“爱国爱民 香港精神”撞正本土思潮
数算起来，支联会的“爱国”开始不受欢迎，始于 2013 年六四周年主题“爱国爱民，香港精神”，撞正本土思潮兴起，引发一系列争议。常委徐汉光因传送电邮要求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反驳本土派意见，途中称对方有“斯德哥尔摩症”，引发风波。最终会内有共识，他辞职，翌年重返支联会再任常委。其后，丁子霖受访时亦批评此主题口号为“愚蠢”。
回顾支联会历年六四主题转变，由 1990 至 1993 年仍然以争取八九民运政治犯人权为主轴，至 1994 年起，开始提及回归，“毋忘六四 跨越九七”；至 2000 年后出现“薪火相传”字眼，并回应本土及中国重大社会事件，2003 年加入“反对廿三”、2010 年要求“释放刘晓波”；2015 年回应伞运，出现“全民团结争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撑”等等。
支联会参与人数多寡，像身份认同晴雨表。运动有高低潮，蔡耀昌预了要守，2003 年前六四烛光晚会人数仍是最多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其后随中国经济起飞、北京奥运，最低潮时仅 3.5 万人集会，但 2009 年后人数忽然暴增四倍至二十万人，后来到了本土浪潮质疑支联会“大中华胶”，人数又少了。他认为香港社会积压下来的问题更急需讨论，无意驳火。“我哋平时都搞香港民主运动，我哋都唔系 365 日搞支联会。”
麦海华认为，数以万计的人出席烛光集会，是靠群众坚持，而非靠支联会力量。他们只能负责协调。“任何一个运动，维持咗三十几年，由盛转衰都系唔出奇嘅事啦……系应该赞叹佢嘅持久力。”
2014 年，雨伞运动爆发，本土思潮更盛，支联会遭受猛烈抨击，例如被指“行礼如仪”。同年，有本土派另起炉灶在尖沙咀办六四集会；2015 年，学联决定不以联会名义参与烛光晚会，四名学生代表在台上焚烧《基本法》，提倡“命运自主、港人修宪”，港大学生会则办“守住香港”晚会。
2016 年，学联更退出割𥱊，大专学界抵制维园烛光晚会，中大及港大另办香港前途座谈会，时任会长孙晓岚认为，相比建设民主中国，港人应讨论香港前途问题。
自 2004 年起，中大新传学院及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曾多次在六四晚会进行民调。结果显示，按重要性为晚会目的评分，“保存记忆”一直最为重要。相较 2014 年，2015 年受访者认为“争取中国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比例由五成下降至四成，而“争取香港民主化”非常重要则由五成升至六成 — 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峯又撰文指，本土派批评六四晚会“行礼如仪”，其实是因为不认同仪式背后的理念。
回应本土民意，2015 年的支联会六四集会渗入雨伞元素，取消唱《中国梦》，改唱《撑起雨伞》，又邀请内地的伞捕者家人录影讲话。
2020 年起，支联会年度主题首次出现“抗争”、“自由”字眼，今年亦一样。
时至今日，国安法压境，不分党派，均需直面中国共产党，何俊仁认为时间已证明信念。“我哋相信香港嘅民主运动都系中国民主运动嘅一部份。”打压前，真的无分彼此？何俊仁觉得苦难令民主派团结，但分歧仍在，只是不再互骂。“我只能够咁讲，你唔好以为你（政权）而家咁样对付佢哋，佢哋就会同民主派拥抱。”
接好民主棒？新一代常委的“爱国”
自二千年起，支联会已提倡“薪火相传”、“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奈何面对新旧交替，本土思潮夹击，误会难以化解，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数起来，上一代常委多有中国经验，几乎天然爱国 — 民促会元老杜学魁来自内蒙古，以追讨对日索偿为毕生志业，司徒华出生时正值日本侵华，徐汉光则在六七暴动时，愤怒于同校的曾德成撒反殖传单被判煽动囚禁两年，也去了撒传单，后来文革时在左校任教，觉盲目崇拜毛泽东太过，才渐渐远离左派。何俊仁亦坦承，六四后在中国可进行的工作有限，不少常委曾被没收回乡证，如他至今无法入境中国，“不过有啲人道支援做到我哋都会做。”
与此同时，支联会对中国人道关怀持续三十载，终于找到新生代接棒。
身为八十后，现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深刻体会到世代断裂，不在于年纪，更在于中国经验。“香港做社运班人系唔了解国内运动，系国家造成，民主派唔俾返去交流做嘢，好难跨越客观条件上嘅认知落差。”
2014 年十二月，邹幸彤在落选一年后，终于当选常委，任维权部。她的政纲一直强调，支联会“支援的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只是六四”，因此需要更加了解国内形势，不能被动地覆述新闻及网上资料，在中国民运中，必须主动建立网络、认清位置、订立议程和运动。
2013 年，习近平上台，自此中国公民社会空间不断收窄，港人越难了解中国 — 她已看见困境。
00 年代初，邹幸彤在剑桥大学攻读地球物理学博士，研究地震，却半路放弃，投身中国人权工作。小时候母亲带过她去六四集会，到人在异国她则观看烛光晚会直播，自行办艾晓明纪录片放映会，搞活动邀请王丹等流亡人士演讲，并创办组织 UKCUTS，连结海外维吾尔族及西藏流亡人士。适逢支联会“我要回家”计划走访英国八九民运流亡人士，她负责接待，因此与支联会结缘。
汶川地震来了，她无法保持研究人员的冷静，更关怀灾难中丧生的人们，回港后在支联会打杂，再从事关注中国劳工运动的组织，数年间频频往返中港，参与维权运动，又读法律做大律师，直至 2019 年初被拒入境中国。
邹幸彤见证，自习近平上台，由政治议题开始，“（中国政府）一个个议题扫”，NGO 被连根拔起，又现 709 维权律师案等，打压越来越快，，高调声援不再可行。她曾有境内 NGO 的朋友在丈夫被捕后，国保住进家里，睡她的床，贴身监视，不准联络他人，有的面临酷刑，消失几年是常事。剩下来的人便越加小心，越被打压，越发孤立，运动越来越地下化，更难为运动争取支持及资源，需要身在圈内，身在当地，才能获得最新资讯。“嗰种（新支援）唔系支记元老可以做。”最教邹幸彤沮丧的是：“唔系（啲人）勇唔勇敢，系好多勇敢嘅人抛个身出嚟，但做唔到，连时间差都唔会存在。”
支联会的实务，包括支援中国运动。因名号在内地被禁，八九民运累积下来的人脉及经验判断，在全新环境下亦已失效，难以紧贴运动脉搏。回中国时，她从不使用支联会身份，除非个案需要宣传才高调做，否则一切低调进行，如 12 港人案，她舍弃大律师身份，在法庭外协助家属跟进事件，给予意见。
超脱身份认同 超越理念分歧
香港人还是中国人？身份认同上，邹幸彤坦承支联会内部有“好大分歧”，“支记有支记尴尬，支记有朋友真系认同自己系中国人。”为做实事，支援中国民运，她强调不能排斥任何身份认同的人，“作为一个团体，就话我哋包容呢啲所有身份，只要件事值得做，认同中国人又得，香港人又得，咪照做啰。”
2018 年，她的常委选举政纲提倡连结新生政治组织，“伞运社运版图与三十年前不同，少有寻求与伞后团体合作，不能依赖创会时团体与网络，必须发展新网络。”
政治理念看似难以化解，她也明白外面“憎民主党就憎支记”，但她没有政党背景，亦没有私怨包袱，曾代表 2016 年旺角骚乱的被告打官司。私交上，她与陈皓桓也可相约饮酒到凌晨。
今年支联会街站向市民派发电子烛光，并收集六四悼念册签名，群众的热诚超乎想像，很快派完，邹幸彤感鼓舞。她说：“咁样一拳𢱕落嚟，再唔团结就死，逐个击破好易。一个人做唔到几多嘢，揾同行者啰。”
爱国与本土 时穷节乃现
八九民运后爆发移民潮，今日的香港，亦再现大规模的移民潮。
随着所有民主组织均须面对国安法的红线，游行集会自由紧缩，支联会不合时宜的爱国，终时穷节乃现。
2019 年十一国庆日游行案，十名被告承认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李卓人仍然爱国，在求情时说：“我争取中国民主改革已四十多年。这是我的苦恋，爱国是那么沉重。我记得有位伤痕文学作家白桦曾悲伤地说︰『您爱国家，可是国家爱您吗﹖』……如果爱国就是爱党，那就轻松很多，只要跟着中共走。”
今年六四游行集会均被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5 月 30 日原定的游行日子，中大首个本土派学生会“星火”外务秘书、“开站师”创办人袁德智发表文章《我曾杯葛支联会六四集会 但今年我决定会悼念六四》，表明经 12 港人一役，开始反思六四。他称不代表放弃本土路线，但认为现今不应再拘泥世代、派系、身份认同之争，必须放下分歧。
在开街站被视为“行得好前”的年代，他说守不住如常的政治习惯，难谈更多的政治行动，“悼念不再是单纯的悼念，而是支援盟友的一种表达……亦是一场对香港人在国安时代是否还具有抗争意志的政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