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幸彤自小学开始，每年跟著父母到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起烛光，纪念中国北京天安门1989年“六四”镇压事件。
“小时候未必很了解发生什么事，但维园那种悲伤情绪令人触动， 会因那些歌而伤感，对小朋友来说，六四就是简单的对错。为何突然要杀争取民主的哥哥姐姐？”
逾30年的维园烛光，是众多香港80后、90后的政治启蒙，孕育了无数像邹幸彤般的民主追随者。
今年37岁的邹幸彤， 如今的身份是维园烛光晚会主办单位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副主席。
令她自己更熟悉和舒服的角色本是幕后军师，不多抛头露面，也并不为外界熟悉。
但在李卓人、何俊仁等香港民主前辈和支联会高层相继因示威案件而身陷囹圄之后，为势所迫，邹幸彤决定站出来，成为组织的主力。
“我本身做中国维权相关的事宜，本就不应该抛头露面，但多人坐牢，没办法，总得有个人出来说话，可惜的是我高调出来，就要中断很多国内的联系，” 她说。
2020年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被香港当局以疫情理由不予批准。 但数千市民还是设法进入维园，手举蜡烛完成了香港人对六四的悼念仪式。代价是，数十人被香港警察抓捕，被指控煽动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邹幸彤也因此被捕，对她的案件审理已进行一段时间，预计她还要在6月11日出庭。
2021年，疫情中，香港的日常生活在逐渐恢复。如每年一样，作为维园烛光晚会的主办方，支联会在4月27日向警方提交组织申请，被以疫情为由不予批准，上诉，还是驳回，5月29日，当局告诉邹幸彤，今年没有维园“六四”晚会。
各方官员并多番警告，6月4日当天，如果香港市民参加任何纪念活动，会面临最高五年牢狱刑责。
坏消息继续传来。由支联会搭建并辗转运营的“六四纪念馆” 5月30日重启，两天后便被当局通知没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 支联会对外宣布，需要暂时闭馆。
媒体聚光灯又收拢过来，话题从支联会的纲领“结束一党专政”会否触犯港区《国安法》，到支联会会否被取缔。
四面楚歌
独自坐在位于金钟办公室，邹幸彤对BBC坦诚这是筹办“六四”活动最困难的一年。
“整个社会气氛很差，有很多恐惧，和平集会也可能被判15、18个月，心理压力很大。”
“感受就是孤独，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想、自己写、自己讲，很难受，而且不容易适应，坦白说，全都自己做，有时候真的做不来。”
一个很具体的调整就是，支联会不再以组织名义举行“六四”晚会。 但放弃纪念不可能的。邹幸彤决定以个人名义呼吁各界当天在街上燃点烛光自行悼念。
疫情也好，政治压力也好，邹幸彤觉得都不是借口。
会因为躲避《国安法》中的骇人条款放弃那些港人耳熟能详的支联会六四口号吗？
邹幸彤说， 不会。
知道这些做法和立场可能令她承受更多刑责吗？
她说，当然知道。“为争取民主付出代价，我愿意。”
“这就是香港现在的状态，你要在专政之下争取民主，被捕是不可避免的，要来就来吧。”
弃念博，投身人权工作
邹幸彤在香港长大，从小成绩优秀，是钻研科学专业的学生。
从小在香港习惯了在每年的6月4日，同家人去维园，点烛光。 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地球物理学博士发现英国居然没有这样的纪念，才顿觉香港的价值，和自己与“六四”情感上的难以割舍。
从那时起，好学生邹幸彤一直在英国组织与“六四”相关的纪念活动，乐此不疲。
2008年汶川地震是她人生的转折点。她在剑桥的研究方向就是地震，她迫不及待地需要一切与地震相关的信息，却被告知，剑桥大学属于海外科研组织，进入中国大陆做实地研究是不被允许的，理由是“维稳需要”。她参与的项目被腰斩。
这位地球物理学博士生彼时发现，单纯埋首科学研究无法造福人民。 如果自由都没有，做博士何用？安稳的实验室生活何用？
她决定弃读博士。这样重大的决定，有过挣扎吗？
邹幸彤说，有小小。
“但那是有点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想做一些这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工作。”
决定下来，马上一切工作生活方向全部改变了。她离开英国，返回香港。 开始全身投入人权组织，陆港两边跑，协助中国农民工维权，经常陪著农民兄弟在基层打官司、维权、上访。
同一时间，她在支联会做义工。并在香港念法律。
2012年，中国大陆对社会运动和农民维权活动越发不予容忍。邹幸彤感到，她在香港参与支联会这样老牌民运机构的义工活动，也许会被大陆方面视作“敏感”，会影响她在大陆的关联机构和同事安全。
权衡之下，邹幸彤开始在香港做大律师。
在香港的政治光谱中，支联会是被本土派年轻人视作“大中华胶”的老组织。 他们主张以“爱国”、“大家也是中国人”的前提，为香港争取民主，进而影响大陆的民主进程。但年轻人认为这种政治思维老牌又传统。
陆港矛盾日益激化、香港本土意识加强，热衷政治的香港年轻人一度开始讽刺“六四”晚会上的烛光和歌声是“行礼如仪”，并拒绝支持六四和帮助争取中国的民主，转而强调香港本土的抗争与民主未来。支联会的目标和做法，均与年轻人格格不入。
2014至15年，支联会希望增加相对年轻的声音，当时，30来岁的邹幸彤已是支联会最年轻的一代，先后成为常委和副主席。
但纵观香港民主派阵营，更多比她年轻的活动人士层出不穷。
邹幸彤夹在两个世代中间，一方面受上一辈的启发和教导，一方面也理解年轻人的想法，她自言并非“大中华胶”，而是主张民主自由是跨越国界的理念，纪念“六四”与否和身份认同没有关连。 她认为， 各界最大的共识就是政权杀人是不对，这就是坚持悼念“六四”的理由，就算支联会有不同意见的人也需要包容，这才是民主的体现。
以往与中国民运人士的工作经验令她明白，中国仍然有很多人努力为追求民主奋斗。那些多年来支援和争取中国民主的人，带给她更多的是勇气和信念。
他们在高压所处的环境，如同当下香港人面对更严峻的打压。 邹幸彤认为， 港人可以从中学习的是“坚持”，就算不能够集会抗议，说话或会受到刑责，也可以透过公民社会举办街站、读书会、电影会等，就各种议题发表意见，并继续教育下一代人权、民主自由是什么。
“追求民主是很漫长，而且需要韧力，不是说一次的行动就可以成功。”
国安法下的“六四”对香港的意义
不过，这种讨论似乎已经过时。2019年香港经历多个月的“反送中”示威，年轻人透过激烈手段对抗政权，换来当局更严厉的打压，上万人被捕或被控，《国安法》下不少政治人物宣布流亡，或是退出政坛。
香港的年轻人意识到，在威权政府下争取民主并不容易，无论当年身在北京的学生或是近年在街头的香港年轻人，也是面对同一政权。
本土派与支联会在这一形势下似乎跨越了党派与路线之争。
2021年，过去几年本土与大陆民主目标之争中，曾一度反对支联会悼念活动的人，也纷纷表态要悼念“六四”。
目前所有人都意识到，共同的压力和阻力在哪里。
本土派现在把中国民运人士和支联会视为盟友，需要互相表达支持和“围炉”。 另一方面，是否还在香港坚持悼念“六四”，已经被外界视为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在这个城市里，香港人是否仍能发声的指标。香港年轻一辈面对自己朋友和手足被捕，时常要出入监房探监，他们更体会到六四有六四以外的意义，因为现在已没有可以表达政见的渠道。
这已经被香港人举了30多年的历史最悠久的政治活动，会否终结，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
站在空空如也的维园广场上，身著黑衣的邹幸彤说：“今年《国安法》下悼念六四对香港人来说，是多了一层意义，那代表了香港人反抗的意志以及政治表达的底线，我们会否让他们用红线替换我们的底线？”
她的T恤后背上，印著八个字“真相、自由、生命、抗争”。
“这坚持30多年的传统活动，早已在香港人的基因当中，就算我们被人取缔，或是情况再坏，我都相信香港人会记得这个日子，悼念行动最简单就是燃点蜡烛，下街去点一支蜡烛，你要抓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