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冰
中国共产党正大张旗鼓纪念建党百周年，尤其在全球新冠大流行仍未结束之际，试图显示其实力不仅达到自己历来最强，而且已步入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首强、重塑世界秩序的轨道。
中共能否如愿以偿尚不清楚，但它成为美国和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已是美国朝野共识。
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外交政策演说中指出：“ 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 他还说，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对所有那些我们希望世界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规则、价值观和关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
一个百年前由数十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激进青年建立起来的政党，以及后来靠武装夺权建立起来的国家，历经过多次严重危机：大饥荒、文革、林彪出逃、粉碎四人帮、六四天安门事件，如今成为一个挑战美国和现有国际秩序的世界大国。为什么？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没有单一答案。但他说，答案之一正如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是为确保中共执政要做“真男儿”。
“不管是毛、是邓小平，还是习近平本人，都决心为中共执掌政权不惜做任何事情，包括为了执政做非常残酷的事情。”黎安友说。
黎安友说，邓小平时期中共找到了发展经济的途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重要部分。“毛之后，这个政权实现了经济增长，建立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人们的生活相对改善了。大多数人感觉现在比过去好。”黎安友表示。
黎安友认为，在后毛时代，美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是答案的一部分，“美国经济向中国产品开放，允许技术转让，金融技术，工程以及其它东西，还有教育了成千上万中国人。”
但他认为，中国人民在其中发挥了更大作用。“我们始终应该赞扬中国人民的创造天赋。最终不是党，也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民。”
中国经济起飞 邓小平有功还是有罪？
英国前驻香港外交官、银行家盖斯德（Roger Garside）说，“邓小平复出后重新掌权，开启了改革时代。改革时代发生了什么？决心继续执政的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在共产主义原则上做出让步，它必须放弃国家社会主义，放弃指令性经济，它必须允许中国人民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创造性，……这就是中共为保留政治控制权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在大约2008年，共产党领导层停止了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盖斯德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这种过渡如果继续下去，将会破坏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会破坏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控制。”盖斯德解释。
“这种改革将不会再次启动，除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盖斯德断言。
不过，《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超快的经济发展跟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军事镇压，即“六四屠杀”有关。
胡平认为，“六四屠杀”同时也扼杀了80年代开始深化的中国经济改革必然引发政治改革的进程，“党内和民间民主力量遭压制，使得中国私有化在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成为权贵私有化、共产党员私有化。”
因此胡平说，虽然它在道义上最为无耻、恶劣，“但在经济转型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
他引述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话，中国模式的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制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藐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英国前驻香港外交官盖斯德也说，中共的道德危机“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制定的允许腐败，有意为之的战略的产物。”
盖斯德最近出版新书《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还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发文《在中国政权更替不仅可能，而且迫在眉睫》（Regime Change in China is not only possible, it is imperative）。
习近平强硬外交政策化友为敌
盖斯德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挑衅性对外政策，是中共成为美国及现有国际秩序最大威胁的主要原因。
“习近平在其执政期间，将美国及其日本、欧洲盟友，从良性伙伴变成敌手，他通过奉行某些政策，某些战略确保中国与日本、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冲突，这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独立法律学者虞平认为，很多国家认为习近平试图改变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即人权、民主和个人自由等，“其实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不断在悄悄地挑战也好、改变也好，或者是不断地把自己的内容加进去也好，是一直在这么做。”虞平说。
虞平举例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代表的那些数目众多但人权状况不佳的国家，“它以生存权为基本前提、以主权高于人权来抵抗和消除西方对这些国家人权侵犯的批评。甚至去改变对具体人权状况的描述。”
虞平说，在经济交往中，中国被指不遵守国际规则，特别在知识产权方面，利用国家权力扶持自己的企业，以形成国内国外的垄断。
而在军事方面，虞平指出，中国为了争取南中国海的利益，试图把九段线变成国际标准，“自己作为《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却拒绝接受《海洋法》规定的实际上强制仲裁的规定，中国其实在加入《海洋法》时对接受仲裁这一条并没有保留。这是对国际规则的一种挑战，或者说一种破坏。”
虞平说，中国压垮西方对中国还有幻想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香港问题。“在香港问题上中国是进退失据的。一方面对外来的批评采取的立场是说《中英联合声明》是已经失效的文件，然后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香港公民予以保护又说是破坏了《中英联合声明》。”
“它送给国际社会的信息是，它在利用上升空间产生的国际影响在逐渐地改变国际社会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以《联合国宪章》、两个人权公约，以及一系列国际政府间组织的一些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虞平说。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认为，中共的壮大跟中共的机遇有很多关系。“外部世界对它有不少迷惑性认识，所以给予它很多机会。我经常讲，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一直说它代表中国人民，这样很多希望中国人民强大起来、富裕起来的政府、国际机构，都没划清这两者的关系，而给予它很多的机遇，这种机遇就是它能成长、壮大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余茂春认为，中共可以强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对国家资源的垄断，对老百姓的榨取，” 他认为，如果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中共不可能变得这么强大。中共对国内的资源、对老百姓的生产劳动所获进行全面的压榨，这样它当然可以变得很强大。”
中共百年谋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独立学者高伐林告诉美国之音，“谋略”，是中共能生存、发展并壮大的真正超级法宝，对此人们研究得还不够。
“无论是中共打江山还是坐江山，高明的政治谋略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很多紧要关头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毛语录中老三段其中一段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高伐林说，中共常被批不讲诚信、说话不算话、干事无底线，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搞阴谋诡计。
高伐林将中共的阴谋诡计归纳为两大方面：“第一是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第二是出尔反尔：翻手云，覆手雨。”
高伐林举例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明文规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还有政协，声称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统一战线组织”，看起来是跟西方的参众两院制度相似。
但高伐林说：“西方的政治谋略，是在这个制度框架之内合纵连横、壮大自身、击败政敌；而中国的政治运作和决策是在人大和政协内的博弈吗？完全不是。中国的政治运作和决策根本就甩开了人大、政协，是策划于密室的黑箱作业，作出决定后有的交给人大、政协举手、拍手，更多的根本就不经过人大、政协。”
高伐林说，中共司法系统、党派和民间团体，“不管挂名一把手是谁，真正实际操作的一定是中共组织部按照党委旨意派去掌舵的领导。这些机构要么是聋子的耳朵纯属摆设，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撤掉这些组织一点都不影响中共行使权力。那为什么要他们呢？就是为了表面上跟国际接轨，为了应付外界，更为了应付民众。”
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高伐林从3月21日开始在推特上推出《党史三百则》，天天推一条党史。
他说，“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之初的大约10多年间，派许多顾问手把手地向中共传授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的理论和策略，激发了中共党人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负面的部分，这给阴谋诡计赋予了正当性，用一句话说就是：‘目标远大，不择手段’”。
“成也谋略、败也谋略”
“这方面毛泽东是大师，现在的习近平跟毛相比段位差远了。”高伐林说。“他（毛泽东）把《水浒》、《三国演义》和《韩非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等等庙堂和江湖的权术熔为一炉。”
“抗战中毛泽东给在苏联读中学的两个儿子寄书，我看过那个书单子，大多数是武侠小说、历史演义。这些也正是毛自己谋略的来源之一，在毛那里，手段没什么正当不正当之分，能达到目的就行。” 高伐林说。
习近平的谋略段位虽不及毛，但亦步亦趋学毛却是事实。“2012、13年他（习近平）上位之后，为什么能迅速掌控局面？就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众对贪官、对奸臣的痛恨，与他的盟友王岐山一道，打起 ‘反腐败’大旗，拿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这些前任和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贪官，还有几百位副部、省部以上官员，民众当然拍手叫好，但同僚噤若寒蝉，甚至元老也都哑口无言，谁的屁股上是干净的呢？”
高伐林说，毛习之间最大差别是，“毛的威势是在同辈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他有带领中共打下天下这样的经历打底，他不需要头衔也能一言九鼎，就像他退居二线什么时候想回到一线就是一句话的事。”
而习近平是从县、市基层官位上一步步爬上来的，“他的政坛经历直到他登上大位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头上都有大佬罩着，都还得像小媳妇一样看元老的颜色。他的权势，是他的职位赋予他的，所以他需要把十几二十个小组组长的官帽都戴在自己头上。”
“毛泽东往往后发制人，”高伐林举例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2年7千人大会，以及1966年文革，“因为他有强大的势，他玩得起这样的把戏，”高伐林说。
但习刚好相反，“习近平往往是先发制人，他没有毛那么强大，他如果让对方先出手，很可能就一步被动，步步被动， ”高伐林举例，“习上任之后，他多次批评‘历史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就是贼喊捉贼，他抢先这么喊，实际就把一切探寻真实历史的声音给封杀了。”
但高伐林说，从中共百年历史看，“中共玩谋略，最后‘成也谋略，败也谋略’”。他举例林彪事件导致毛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因为谋略都是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得逞的，超出了范围就玩不转。”
“习近平现在所处的时代科技日新月异，信息传递极快、封禁很难做到，”高伐林说。“内心真信习近平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是会越来越少。”
有关中国是美国和世界秩序最大挑战的辩论
对于国务卿布林肯 “ 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 ，以及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的说法，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
“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高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力和前景”，今年7月1日就满91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荣退教授孔杰荣说。
孔杰荣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仍面临多个严重问题：
“中国的人口正处于严重下降的开端，劳动力正在缩减，生育率数据下降，大量人口正在退休。这会造成养老金问题，造成劳工问题。”
“中国存在严重的资源问题。他们不能继续建更多燃煤发电厂，仍然向世界承诺，他们将减少碳排放量。”
“你会发现百姓的不满，不仅仅是受压制的西藏、新疆，以及现在的内蒙古和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而且你看到百姓为应对普遍任意统治做出的反应，百姓抗议大规模任意逮捕、神秘死亡、原因不明的侵犯人权行为。”
“从现在开始的二十年，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弱点，中国的实力相对于美国会较弱。” 这位毕生研究、帮助中国的退休教授说。“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但我们正处于激动人心奋斗的开端，一个出现大变的新时代，”他补充。
黎安友教授则认为，说中国破坏世界秩序是一种口号（rhetoric）。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体量终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但这会破坏现有的世界秩序吗？” 他问道。“我认为，从广义上讲，现有的世界秩序是中国喜欢的东西。联合国、主权原则、自由贸易、全球投资和技术流动，都是中国喜欢的东西。”
“从我作为学者的角度来看，世界秩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发生变化，中国希望对这些变化产生更大影响；但它不想重新开始并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黎安友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与其他大国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他们都希望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但独立法律学者虞平表示，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是有证据和理由的。“大家很担心一个独裁国家成为世界主流，因为中国现在不仅说它想改变规则，它更重大的做法是向世界证明中国模式的成功。”
“二战后《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以及一系列法律文件，包括近二、三十年来在联合国体系内创立的一系列规则，都是二战以来以民主自由法治为前提的，”虞平说。“如果共产党说，我做的一套跟这都没有关系，而且我还做得很成功，你说这不是对现有体制的挑战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