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立场专题组

立场新闻编者按:今日(6月17日)警方国安处以“勾结外国势力”为由,拘捕《苹果日报》五名高层、二次来袭报馆大楼、冻结三间公司共 1800 万资产,首次检走大批新闻材料,指与数十篇呼吁外国制裁文章有关。

距离去年 8 月 10 日《苹果》第一次被踢馆,仅过了十个月。

当报馆变成犯罪现场,当国安处剑指记者本人,《立场》采访 6 位《苹果》记者,包括今日拍摄报馆现场的摄影记者、被检走电脑的港闻静态记者、被左报狙击“煽惑港独”的不署名港闻记者、报导外国集会的驻外记者等等,有人决定辞职,有人决定留下到最后一刻,只为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一间报馆被取缔。

今晚,50 万份《苹果日报》如常印刷出版。有传报馆七一前将被取缔,他们在经历什么?有人选择坚守岗位,又为什么?

香港主权移交前两年,1995 年 6 月 20 日,黎智英在香港创立了《苹果日报》。25 年后,2020 年 7 月,香港多了个国安法;8 月《苹果日报》的报馆首次被警方国安处搜查,71 岁的黎智英因国安法被送上法庭。

2021 年 6 月 17 日,距离《苹果日报》 26 周年还有三天,国安处再度来袭。

清晨七时许,摄影记者 Ken (化名)已在公司,他抓紧时间食面包,因为他从工作群组得知,苹果的 5 名高层已经被捕,嗅到战争的气息,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就在昨晚,主管收到风声,知道警方今日会有行动,可是无人知道细节。Ken 被安排今早七点回公司待命,果不其然。面包食到一半,他已经听到同事说,有警车正进来,Ken 马上抓起相机,收拾好电池、镜头,冲向公司大堂的门口。

那时大概是 7 点 25 分。几百个军装警员冲进了苹果大楼,Ken 从大堂的楼梯往下,拍下了那张照片,成了今日最广为流传的影像之一。

img

苹果日报相片

公司成新闻现场  摄记拍摄如常:“唔想影呢啲相”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然后是身穿黑色背心的国安处警员,还有大批军装警员。根据李桂华后来的记者会,今日参与行动的警员,至少有 500 名。Ken 下意识不断拍照,一心只想著站在什么角度、应该怎样拍比较好。

一两分钟后,国安处人员发现了他,要求他停止拍摄,称现场已被封锁,又要求所有员工到大楼外登记。Ken 争取时间再多影两张相,随后就被赶出大楼,期间警员并没有向他展示过搜查手令。Ken 想取回私人物品,被警员拒绝,他没水喝,站在大楼外的炎夏里煎熬。

作为记者却无法回到办公室工作,被赶到室外干等,大批警员却在大楼内乘凉,这一刻他感觉有点荒谬,有点“光怪陆离”。

其实昨晚收到主管指示后,他一度天真地想,会否只是虚惊?他希望无事发生,但很快决定面对现实,“咁多风声,吹得咁行,其实要来搜苹果、要拉人,是好确切、好实在的一件事。”

李桂华在记者会上形容苹果大楼为“犯罪现场”。做了十几年摄影记者,Ken 感觉,当拍摄现场变成自己熟悉的公司,“我唔想影呢啲相。”但记者的本质就是如此,哪里需要记录,记者就去哪里采访,他说服自己。

img

6 月 17 日,国安处第二次搜查《苹果日报》大楼

记者被迫登记  被赶至五楼饭堂  用手机写稿

在《苹果》,如非早更,记者通常中午才上班,所以这个早上只有二十来名员工在公司。

清早,入行 8 年的记者 J (化名)手机突然弹出朋友信息,得悉公司高层被捕。随后他又收到上司信息,著同事今日在家工作。但 J 当时已在前往公司的穿梭巴士上。落车,随即被指示往登记资料,方能进入大楼。

登记枱面的女警要求 J 交代谁是他的上司,J 要求自己填写,女警冷冷拒绝,坚持要他道出。J 看见有同事在停车场举机,想拍摄满庭警察,也立即被警告,“唔好阻住差人做嘢”。

由于警方封锁苹果大楼 2 至 4 楼进行搜查,除见证人可留在现场外,J 和其余数十进入大楼的员工,被安排在 5 楼饭堂,健身室及泳池范围逗留。

在饭堂,J 感觉同事们像和平时没有两样,开始闲聊,谈工作,似乎大家最担心的只是没有“尿袋”,手机电池不知挨到多久。他形容“气氛平静”,“我估因为唔系第一次”。J 也在手机上打开文件,开始日常工作。

被捕的五位苹果董事包括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副社长陈沛敏、苹果动新闻总监张志伟。他们被指控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上午九时半后,五人陆续被押到苹果日报大楼搜证。李桂华表示,经调查发现,《苹果日报》董事涉刊出数十篇中、英文文章呼吁外国制裁香港及中国,警方有强烈证据显示,该些文章是串谋计划重点,予外国或境外机构以口实作制裁。但他没有指出具体是评论文章引述式报导,亦无正面回应个别记者是否需要为报导负责。

img

总编辑罗伟光被押回《苹果》大楼搜证

新闻材料首成搜查内容  被检走电脑记者:早删纪录

过去,新闻材料在香港法例有独特地位,执法部门如果要搜查新闻材料,需要经过特定程序,并由区域法院或高等法院法官批核。在上一次针对苹果大楼的“810 搜查”,警方手令内容不包括新闻材料,镜头拍摄到有警员翻阅记者桌上文件,遭新闻界批评,李桂华会见传媒时还解释,警员当时只为确认文件是否新闻材料,“睇咗一眼后就即刻停止”。

然而,这一次,新闻材料却成为法院根据国安法颁布的法庭手令中,订明可以搜查的范围,为警方检取新闻材料开了首例。李桂华表示,按照国安法 43 条实施细则附表 1 条例所取得的法庭手令,容许他们检取新闻材料及电子仪器,如手机、电脑,包括仪器内的资料。

《苹果日报》大楼内,经过 5 小时调查,2 楼至 4 楼的编采及行政部门终于解封。据一名《苹果》记者透露,至少包括港闻静态组、政治组记者及采主在内的电脑硬盘均被检走。壹传媒工会指,警方最终带走 44 部电脑,内有大量新闻材料。

img

《苹果日报》政治组成为“重灾区”,多部电脑主机被带走,桌上只剩下电脑屏幕。

已经工作六年的港闻静态记者 Cyrus(化名),是被检走电脑的记者之一。经历《苹果》两次被搜查,他说这一次搜查特点在于警方选在清晨七点半行动。

“冇上次咁汹涌嘅情况,虽然好似好平静,今次事态惨好多。”Cyrus 叹,这次拘捕及搜查本质上更针对新闻工作者。

Cyrus 今日放假,七点九起床,便知五名高层被捕,报馆又出事。由仅有的一两张相片中,他看见警察“光明正大”打开同事电脑,又无从得知搜查进度,只能经 Google 设定,遥距登出所有装置。

下午一解封,吃过饭,他归心似箭,乘坐员工巴士匆匆回去。电脑主机已被捡走,桌面被翻得凌乱 — 甚至有受访者问他需不需要电脑,他回答对方,暂时还可以。

经去年八月一役,Cyrus 已没有放任何敏感资料在公司,除了名片,以往采访材料如敏感匿名受访者联络方法、通话纪录、访问录音都在检视后删除。而相关照片,为了保护消息来源,在报导出街后,摄影部门亦会在一段时间后删除。

以往为保险起见,记者通常会保留访问录音,但如今他则想:“何必要 keep?”

记者 Jade (化名)的公司电脑今日亦被警方检走了。她说自己很冷静,因为行内流传七一之前苹果会被封,传闻已不是一两日的事。她早做好准备,平日不会用公司电脑工作,录音、笔记亦全数带回家中,从不放在办公室。

她记得公司亦有举办过信息安全班,但同事们反响不大。Jade 感觉公司并没作出系统性呼吁、安排同事提升信息安全。今日透过 Facebook 直播等,见到有同事桌面摆著掀开的笔记簿,还有同事把稿件储存在公司电脑内,被警方检走,Jade 有点怒其不争。

img

警员翻查记者电脑(图片由《苹果日报》提供)

不署名报导、遭左报狙击  采主:“有咩你笃我出嚟”

从去年 8 月 10 日国安处第一次搜查《苹果日报》报馆以来,时势逼人,无论港闻还是国际新闻的记者,均做出一些改变,以保障安全。

因为反送中运动做过学生记者,Sam(化名)去年毕业后,进入《苹》撰写港闻,入职不到一个月,就遇上第一次搜报馆,未够一年就第二次,“好无奈,好大冲击”。

现时 Sam 写的普通港闻报导,均是来自上司“柯打”,大多数文章没有署名,视乎风险,除非属“自己故”或专访。自今年四月起,左报频频狙击《苹》,Sam 曾写过一篇与外国有关、提到港独的新闻报导,亦成为攻击对象之一。他当时已十分小心处理,“绝对冇将个人谂法或者主观内容加落去,好单纯引述事实去讲,(如果)都要话系煽动港独,敏感界线真系由佢决定。”

事发后,同事表示担心,采访主任亦打趣说:“如果到时有咩,你笃我出嚟得㗎啦。”他听得出对方关心意味,而且记者不署名,反而“审稿𠮶班冇保障”。

其实国安法立初期,公司曾建议记者报导一律不署名,即使是自己发掘的新闻故事,但一两个星期后,又取消,可自由选择是否署名。

不过,记者 Jade 留意到,不署名、或者署笔名,已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趋势。有时候她读完一篇报导,风格一看就知道是某记者,可看看署名,是一个不认识的笔名。

img

《苹果日报》办公室

当报导变成犯罪  驻外记者:会自我审查,但照写

据了解,今日警方在搜查《苹果》记者电脑时,集中搜寻“美国集会”等字眼。即使身处海外的记者,亦感受到空间在缩窄。

Elmo (化名)是《苹果日报》前员工,现身处外地,至今仍以自由身记者形式合作,报导与香港有关的游行集会,或者专访流亡人士等。

自从四月左报开始炮轰《苹》,报馆亦稍退一步,弃用“武汉肺炎”字眼,她已经有心理准备,踢馆或者再发生,但仍以实名报导,直言“冇得惊咁多”。

国安法立后,红线模糊,当撰写外地游行集会的文字报导,她会将敏感字眼改了,如“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变成“光时”,当集会呼吁外国制裁、打国际线等,她亦会采用较温和的角度,减低风险。

不过,她坚持继续报道海外集会。“我照写,呢样嘢要报导出嚟,基于新闻上公共性,唔系官方眼中 propaganda。”

但今日搜查之后,她相信情况会有更大改变。“当你见到一间传媒被政权警告,已经去到咁大阵仗去整顿,对其他香港传媒业有 alert。”她举例,港媒或会减少专访流亡人士或报导其行动,亦会减少报导令外国向中方施压的新闻。

今日记者会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呼吁“一般新闻工作者”与《苹果》涉案人士切割,“保持距离”。

“我都唔知佢讲乜嘢,”Elmo 直言,左中右报馆一样要报导新闻,分别在于取态及定位,如《苹果》报导 G7 峰会时,会侧重各国就新疆问题发出的共同声明,左报则详写外交部回应。她进一步指,按此“切割”逻辑,不止外国制裁新闻,“国际新闻都唔需要报啦,译稿都唔需要报,我理解唔到逻辑。”

今次拘捕《苹果》高层,更牵涉 2019 年至今的报导。Elmo 当时有实名报导,形容国安法没有追溯期是“最大的谎言”,“当时嘅时空,我唔会知 2020 年 7 月 1 号有国安法生效,担心唔到咁多。”

Elmo 不愿回答未来会否回港,只称不会“心存侥幸”,但仍想忠于自身的新闻判断,“自己都有少许心理准备,可能会有后果。”至于会否再在苹果实名报导,她无奈地笑了一下,说:“我审查完个内容先,再决定。”

李桂华同样在记者会施压,警告《苹果》员工继续上班的话要“小心一啲”,Sam 直斥这带有恐吓记者的意味:“讲或写真相,原来喺佢哋眼中,都系犯罪行为。”

辞职潮后,士气下沉,去或留的抉择

《苹果》静态组约有四十名前线记者,近月已有至少六人辞职,Cyrus 估计占一至两成人。

今年 5 月初,有中层集体辞职,召开会议,叫同事考虑《苹果》及自身前途,指要有心理准备,若《苹》被取缔,将有严重后果。当时房内有数十名前线记者,或坐或站,有几人流泪。Cyrus 身处其中,形容绝望感浓烈。

那一晚回家后,Cyrus 心不在焉地煮饭,忘了下调味料,食不知味,一直考虑:“唉会唔会真系走咗好啲呢?”他打开电脑,翻看写过的昔日报导,读到许多留下来的受访者,承诺会留到最后一刻,不知不觉,读了一个小时。

沉淀一晚之后,他重新有了勇气。因为眼前没有可见的危机,只是流于传闻,若果因为未知会否发生的事,而自我了断,他觉得不合乎逻辑。

Cyrus 决定不辞职,他说如果要离开,只会是两个原因:《苹》被取缔,或者移民 — 后者他未有任何行动,但相信会是三至五年后。“如果因为一个传闻而走咗去,好似洋葱咁,前面一层保护一层,如果你上司无啦啦走咗去,把剑就一嘢插落你度。”

只是,士气可见明显低沉。同事之间聚会、吃饭,也是讨论会否辞职、公司随时会被取缔,互相开玩笑道:“唔知几时监仓见。”多名同事辞职,派散水饼时,大家则笑问:“Last day 之前会唔会公司已经执咗?”他尤其记得某位同事派了一个 cupcake,上面的糖霜上印了《苹果》logo,又将“平安”的“平”字改为“苹”,他也是感伤。

img

苹果大楼内,张剑虹和黎智英的合照

员工大会之后,另一位港闻记者 K 先生决定辞职。

去年《苹果》被搜报馆后,K 先生情绪饱受困扰,他感觉《苹果》是代表自己的媒体,却“俾人咁样踩上心口”。那一天他透过直播镜头,见到同事、老细的房都被翻查,警员检阅文件,记者无得反抗,“好赤裸裸咁被佢睇晒你做嘅所有嘢。”

屈辱感以外,他感觉最恐怖的是,“我哋所有同事,一直都系讲紧真话;但就因为我哋讲真话,所以要被人咁样对待。当我一谂到呢种咁大嘅唔公平、而我又做唔到啲乜,就更加难受。”

两个月前,行内又陆续有风声,说政府要在七一前取缔《苹果》,有行家打来想采访他,去年那种身体记忆又全数回来 — K 先生发觉自己其实好惊,会惊到手震,会突然间在公司哭出来,“好大压力同好难受。”

他一直很挣扎,觉得离职就好像丢下和背叛了其他同事;最后决定递信,主要是两个理由:“第一是我写嘅嘢又无错,但无辜地要承受法律责任、甚至入狱,以后无得继续写落去,我会觉得好唔抵同好无谓;第二就系,咁样的环境下,自由对我来讲已经系无咗,我无办法再在香港做到我当初想透过做新闻而做到嘅嘢,我支笔已经帮唔到我想帮助的人。”

img

陈沛敏房间内仍挂有“100%自由”的帆布。

“呢刻留在苹果,是 more than 一份工”

今年 6 月 12 日,苹果日报的头版,是一则署名“留下来的人”的全版广告。广告上穿黑衣的人,举著还滴着雨水的黄伞。广告只有简单一句:“我会留喺香港,继续 ________”,空格内容随读者填写。

Jade 是在国安法通过之后,才加入《苹果日报》的。现在,她仍决定留下来。

她一直记得,今天被捕的董事之一、《苹果》副社长陈沛敏,在辞职潮后那次员工大会上的发言。

“陈沛敏说,你呢一刻留在苹果,其实苹果是 more than 一份工。其实是你自己的政治判断。”Jade 回忆,“我觉得她是对的。你要判断自己能否承担政治风险。你不可以外判给公司,决定你自己留不留下。”

img

副社长陈沛敏。(苹果日报相片)

Jade 知道《苹果》是国安法下首当其冲的媒体,但她觉得,这也是所有在监狱中的人,每天唯一能够看到的民主派报章。2019 年后,公民社会空间日益减少,她感受到非建制派的人,越来越“见不到大家”,行动被打压、言论被入罪。她希望能够保有《苹果》的这个身位,让被打压的人能够看见彼此。

在加入的这段时光以来,Jade 一直希望多做留在香港的人的故事。她认为,离开香港的人的故事,没有《苹果》,也有空间写到,因此她要捉紧在报馆真正被封之前,要记录留下的人的努力和挣扎。说到这里,她有点激动,说自己不想再见到“劝退文”。

“不是叫《苹果》加油,而是要一齐做。”

Jade 说,《苹果》、社会,面对的情况将来都会变得更差,这是所有人都应该面对的现实。但她总是想起 2014 年雨伞运动,当时她还是学生,抱怨著“社会里的大人不知在做什么”。如今她在社会里有了工作,她希望自己不会成为以前那些“我们不喜欢的大人”,因此,“要思考,要落决定,要做嘢,不要浪费空间。”

她说,自己会留下,在国安法生效之后、中港两套制度融合之下,第一次见证一间报馆被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