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学校的墙面上，都会贴着前苏联作家高尔基（Maxim Gorky）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但在这个“世界第一出版大国”里，党规定着“阶梯”只可以通往哪个方向。
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名作《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供职的真理部，从事着在字典里删除特定词语，反复修改历史以使之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工作。 这样的故事眼下正在中国真实地发生。 无论统一中小学生的教材，垄断意识形态和经典论述，还是限制人文社科书籍出版，避免各种噪音鱼龙混杂，“铁幕”前发生的这一切，都在“老大哥”习近平登台后，变本加厉地进行着。
中国这一代生于红旗下的孩子，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语文、历史、思想与法治（即政治）等课程，必须全国统一使用所谓“部编教材”。（AFP）
我和妈妈用积木搭了一个摩天轮我们用旋转摩天轮的方法测量每一个面的重量重的会落在下面轻的会留在上面转的时候摩天轮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又转回去我知道它停下来的时候一定是在思考到底哪个面比较重
在上海一所小学念三年级的豆豆（化名），在作业里写下了这样一首颇有灵气的诗。他的“80后”妈妈杜云（化名）看了儿子的作品，也是喜出望外，分享给了好几个密友，并得到了不少称赞。
但杜云也清楚地记得，自己上一次向朋友们分享与儿子有关的文字内容时，心情却是充满了愤怒。那是豆豆小一下学期的事情，他正在读语文课本里一篇名叫〈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课文。
小学课本里的个人崇拜与血腥
〈吃水不忘挖井人〉 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里住过。 村子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 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 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正文后注释说：本文根据〈我们伟大的祖国〉改写，原文刊载于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类似的愤怒，她之后还要经历很多次。随着儿子长大，这些类似于台湾学生当年在国文课本上看到“先总统蒋公小的时候看鱼逆流而上”的故事，不断地在中国中小学生的语文教科书中出现，像是二年级上的〈朱德的扁担〉、四年级上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四年级下的〈黄继光〉、六年级上的〈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等。这些课文的共同点在于，以中共的领导人或官方定义的“英雄人物”为主角，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人崇拜的暗示，不但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考证，而且常与战争相关，内容残酷血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课文都如〈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样，赤裸裸地对小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大部分课文尚属适合孩子阅读，但在节选和删改之中，也有眉角。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沙晶（化名），有次看到女儿的三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组名为〈昆虫备忘录〉的课文，并注明“本文作者汪曾祺，选作课文时有改动”。已故作家汪曾祺文笔细腻动人，其作品近年在中国颇受推崇。出于好奇，沙晶翻阅了原文，想看看“改动”在哪里，竟然发现其中第二篇介绍瓢虫的〈花大姐〉中，作者原本写着：
⋯⋯瓢虫是做得最精致的昆虫。“做”的？谁做的？上帝。上帝？
因为出现了“上帝”二字，由此以降的一大段，在选入教材时，都被删除了。
中共党章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特性，在党国体制之下，不可能容许“上帝”被写进教科书。“对比一下竟然发现了这样的玄机，”沙晶说，“不过也因为这件事，让我有机会提醒孩子：光看教材是不够的，看书一定要看原文。”
“有时候，我忍不住会对豆豆说，不要迷信教科书，不要迷信老师。但又会担心他童言无忌，在学校公然讲这些话。也想过要不要教他区分场合，有些话只能在家说，不能在学校或者别的地方说，但这又是在教他两面三刀，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拥有中国某名校文学硕士学位的杜云说，作为“对抗”，自己只能鼓励儿子多阅读课外书籍，抱持好奇心和质疑精神，才能写出“摩天轮”这样有童趣的文字。
“难以想像，21世纪都已经20几年了，中国在很多方面看起来已经非常进步了，我们的孩子却在念着1951年党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30年前，我们小时候都不会去读的老掉牙的课文。”
全中国统一教授部编教材，文史政意识形态高度集中
其实，至少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就持续有调整语文教材内容、避免其沦为“政治课本”的声音，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讨论。因为这些呼吁，也推动了教材内容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国家领导人和“英雄人物”有关的课文逐步减少。“去政治化”的同时，语文教材也加强了文学性，增加适合学生阅读与提升中文能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
但这个在1990年末与2000年初的趋势，在进入“十三五”后，发生了极大的反转。2019年5月14日，中国教育部正式发出通知，要求从当年9月起，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语文、历史、思想与法治（即政治）等课程，必须全国统一使用所谓“部编教材”。普通高中的三科统编教材已于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目前覆盖20个省区市，2022年预计将实现所有省分“全覆盖”。
于方（化名）是一家省级“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说到这套自己和学生们使用了两年的部编教材，她脱口而出：“最大的特点就是意识形态高度集中，几乎每学期的第一课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章，包括〈沁园春・长沙〉等，有一种文革时期读‘老三篇’和‘红宝书’的感觉。”
此前的几十年时间里，编写、选择教科书的权力至少下放到省，各省所用的教材均不尽相同，比如北京等地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人教版）”，江苏用“江苏教育出版社版（苏教版）”，上海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华师大版）”等。有些省分还有多套不同的教材，只要能够对接高考，学校甚至有自行决定使用何种教材的权力。现在这套全国统一后的语文教材，虽然仍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但于方将之称为“更变态的人教版”，对比编者名单，也和以前的“人教版”有所不同。
“相比意识形态，我觉得语文课文最重要的是文学性、思想性，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有些写得也很好，未必不可以作为课文。至于意识形态任何文章都难免会有，哪怕你读韩愈的文章，也可以说有某种意识形态。但选择语文课本的标准仅仅是‘政治正确’的结果是，大部分课文文学性不佳，逻辑性不强，缺乏思想深度，也不能帮同学拓展视野。”于方供职的学校，入校的标准约为所在地区中考前1%的学生，为了课程内容适合整体水平较高的学生，老师必须在课堂上增加补充阅读的内容，“但即便是普通学校的高中生，也不应该念这种扫盲班程度的课文吧。”
“所以拿到这套教材之后，很多语文老师的第一反应是‘骂’，然后想到的是到底该怎么教？”于方上中学的年代，在她所供职的学校里，语文课本选了李瑞环等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老师通常会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就直接跳过了，“但相比现在的教材课本那些作为政治人物的作者，李瑞环已经绝对算是开明派了，大概文笔也比他们好很多。”
同时也是文学博士候选人的于方表示：“以前这样的情况也有，但比较少。比如语文课本中选入了一篇课文〈春天的故事〉，是一首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歌曲，歌词为‘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般老师会让学生把整篇文章读一遍，这一篇课文就算上过了。遭遇更多质量不尽人意的课文之后，很多老师只能把这样的办法发扬光大。”她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被别人诟病：“这个老师上课怎么都不讲政治？”
唯一让这些一线语文教师感到庆幸的是，“至少考试的时候，并不会考这些乱七八糟的课文──因为那些出考题的人，也不知道这样的课文里面有什么知识点可以考察。”
但相比于语文，与实际形势关系更紧密的历史、政治教材就没有这样“幸运”了。2017年12月审定、2018年2月第一次印刷的部编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将原教材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章，改成了〈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于方说，如果在历史高考中出现了相关的题目，学生的回答必须是“十年艰辛探索”，若写“文化大革命”或者“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其结果注定只会被打上一个红色的大叉。
教科书外的世界：限缩图书总量、加强出版审查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保持在20万种以上，稳居“世界第一出版大国”。面对浩如烟海的新书，中共当局当然也无能力逐一审查。事实上，早在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最近情况报告》中即指出：
“对于改进书刊素质并防止反动宣传问题：拟不采取事前检查制度，而采取事后审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书籍内容的出版管理基本是“事后审查”。但教科书是一个特例，因为承担着形塑青少年“三观”的重任，每一册都会特别受到审查。2019年3月，中国开始实施“图书质量审查”。“这两三年来，这种质量审查的范围加大了，除了教材之外，社科类图书也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会以大约10%的比例被抽取，进行质量审查，”在一家国营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的胡晓（化名）透露，审查非常严格，之前自己所在出版社的项目中，甚至遇到过索引页码标注错误，被挑出来的情况。按照中国原新闻出版总署2004年发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
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也让胡晓不得不进行一些技术性处理，比如她近期处理关于空间的文化研究、社会分析的书籍，以往的惯例是申请社科类书号，现在她要求部属申报时全部改成科技类，以躲过极其费时费力的审查。“麻烦还只是一方面，如果审查被判定为不合格，真的会缩减下一年给我们的书号总量。”
去年6月，一篇名为〈再出重拳，严控出版品质，出书更难了！〉的网路文章流传甚广，上头写着：
“2020年，有关部门再度出手，严控出版品质⋯⋯如果被新闻总署抽查到不合格的图书，该出版社的书号供应量会递减15～30%。”
胡晓表示，上述说法基本属实。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出版进行控制的手段，除了加强审查之外，就是开始限缩总量。从2017年开始，中国全年出版的新版图书品种与印数，首次双双下降。之后几年，新书缩减情况一直持续。
这背后除了纸品价格上涨、部分印刷厂关停等影响，最主要的还是政策。2019年即有相关文章指出：
“从2017年起，国家对出版选题、出版品质等控制得特别严格，是20年来最严格的。内容敏感、问题复杂，尤其是属于国家重大题材的书稿，审稿周期长，出版难度大。”
曾长期在国营出版社工作，现在一家民营图书出版公司担任主管的杨蓦（化名）透露：“比如一家有一定规模的出版社，原来每年的‘额度’是200个书号，如果用完了还是可以再去申请。但现在规定变了，可能就只给你150个书号，用完了就没有了。这两年就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10月左右出版社把书号用完了，还没出的书只能等第二年再去申请书号。”
不能使用的“极限词汇”，和“虚无”的问题书籍
“最近又有新的招数来折腾我们，”长期担任人文类书籍编辑的秦翰（化名）指出，2021年官方又以严格执行《广告法》为名，严查书籍封面和内容中“极限词”的使用，“不但‘第一’、‘首个’、‘世界级’等不能随便使用，对于国家领导人、地图、民族宗教问题等，也都要求得更加严格。以往这方面的要求主要用在报纸的管理上，现在把对书籍的要求提升到了和媒体差不多的程度。”
“这其中也透露出很多信息，比如对港澳台、新疆、西藏、内蒙古相关的，都查得很严格，说明了政府关注的重点，”杨蓦感慨，“出版本来就已经不赚钱了，我真的觉得这样管下去，整个行业要完蛋了。”
与严控图书出版一体两面的，是愈来愈频繁地查禁“问题书籍”。
在中国统称为“禁书”的官方行为，其实包括了一系列程度相差极大的措施：最轻微的甚至并不下架，只是禁止再版；再严重一些的，可以禁止其在实体店和主要网路平台（包括京东、当当、中国图书网等）销售，但在淘宝和中国最主要的二手书网路交易平台──孔夫子网等地方，依然可以买到，只是价格已经涨到了数倍于定价的程度。最严重的，则不仅实体书店禁售，而且网路上几乎完全找不到该书信息，仿佛不曾存在过；主管部门还会要求出版社将未售出的书籍从各通路全数召回、集中销毁。最最严重的情况下，出版了该“问题书籍”的出版社，会受到处罚，责任编辑和主管都可能被“处理”。
进入21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禁书事件发生在2007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禁止发行章诒和《伶人往事》、胡发云《如焉@sars.come》等8本内容“越线”的书籍。此事被曝出后，曾引起了不小风波。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邬书林连连否认“禁书”之事，主管部门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低调行事。
如今看来，当时措施算是相当“温柔”。很长一段时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仍能在书店甚至书展购买，网上价格也是平价，读书网站上的条目都完好无损。之后较长的时间里，出版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进行，不时有“尺度”较大作品出现，因为并未被事后追责，出版社的胆子也渐渐大了。直到2016年出现又一次转捩点。
当年5月，广西检察院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以涉嫌受贿罪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2年多后，何林夏被判刑10年。
此前数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不少品质甚佳的书籍，社长何林夏、总编辑刘瑞琳让该出版社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当时在该出版社任职的查勤（化名）透露，“出事”时间其实早在2015年11月，“因为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大路》，讲动迁造高速公路的事情，其中还涉及到了已经倒台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另一本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的遗著《历史学的境界》。高华是‘名单’上的人，他的书是不可以出版的。”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广西师大的书都被严查。”刘瑞琳被撤职，何林夏被抓，这家风光一时的出版社也渐渐暗淡了下去。
同样是在2016年，大批与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相关的书籍被禁。一份网路名单显示，这一批疑似被禁的共20多本书，包括多本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台湾译为索忍尼辛）传记、古拉格群岛（指苏联时期的“劳改营”）相关书籍、曼德施塔姆夫人的两本回忆录，甚至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台湾译为亚历塞维奇）的一些作品，也因传言被禁，售价一度涨到人民币三位数。其背景或可追溯到2013年，刚刚上台不久的习近平强调，必须深刻记取前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并唏嘘苏共“亡党亡国”时，偌大一个党“竟无一人是男儿”。
一位出版社编辑透露：“其中有几本是我们社出的，当时的要求不仅是下架，而且所有书都要回收、销毁。那两本书网上的售价已经炒得很高了，有朋友托我买，我本来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答应了。结果竟然连员工都不许卖，只能全部捣成纸浆。”
更令人震惊的是，曾接连有网友在中国最权威的读书网站豆瓣发文称，自己因在网上买了《古拉格之恋》等书，招致员警上门，要求交出书籍，书的卖家更传被立案侦查。
随着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临近，习近平和中共再次高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称：“一些人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诋毁党的领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2013年，中共内部传达的言论管控政策“七不讲”，其中之一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
所有和中共官方口径的“四史”不同的历史研究、文学作品，都可能被扣上“虚无”的大帽子，而遭到封杀。疫情中被“小粉红”指责为“阴阳怪气”的武汉作家方方，根据“土地改革运动”真实故事创作的小说《软埋》，曾于201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如今，这本书的简体版在网路上根本搜寻不到。今年5月，豆瓣网站上不但删除了持解构“中华民族”观点的历史作者刘仲敬的全部作品，搜索他的名字甚至会出现一行字：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美国人文书书号难申请，引进台港作者要审“错误言论”、“查三代”
严苛管制之下，中国本土作者的创作也受到了影响，新书之中的佳作，大多来自境外作者。以豆瓣每年发布的读书榜单来看，2019年的十大“高分图书”中，作者为中国籍的只有2本，2020年则仅1本。更显讽刺的是，2018年，该网站评出的最佳中国文学作品出自两位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天长地久》（非小说类）和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小说类）。
但对出版社来说，引进版权也存在着不小的风险。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两国在各领域针锋相对，2019年年中，一些出版社陆续接到上级的最新指示：美国籍作者的书要延迟出版。按近年新闻出版系统惯例，新规口头传达，没有白纸黑字。
由此引发业内一系列效应，像有些编辑以往主做美国书的版权引进，一时全无业绩，只能另辟战场。也有人引进的多本美版书迟迟无法出版，受到外方压力，却也无可奈何。
主要负责引进版书籍的杨蓦透露，自己所在的出版公司，美版图书的引进已经几乎完全停滞，“也不是所有美国作者的书都出不了，科技方面的有一些还可以出，但我们主要做人文社科类的书籍，基本都出不了。”
以往，中国也对个别海外引进版权的书采取过“特殊措施”，如被主管部门认为内容敏感，出版社就用少印刷、不宣传等做法处理，对国外出版社有交代，避免对方感觉到背后的“政治操作”。
杨蓦的同事沙晶一直关注港台作者，以前也常向那里的朋友打听新书动向，希望找到好题材，引进到中国市场。不过现在，即便港台友人提供信息，她也只无奈回复：“暂时不引进了，实在太麻烦了。现在要出书，如果作者是台湾人、香港人，简直是‘查三代’，光额外的表格就要填很多张，但就算填了也不见得就能批下来。”
杨蓦说，一些合作的出版社明确告诉他们，目前不接受港台作者的书。“可能主管部门订了一份‘名单’，包括作词人林夕之类的，凡是在反送中等事件中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人，无疑都在上面。”
沙晶则补充道：“而且港台作者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对什么议题，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即便之前是‘安全’的人，突然说了什么话，可能已经印出来的书就得全部下架了。”
业内人士认为，对美籍、港台作者的限制，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事后审查”制度，尽管这样的事先审查，甚至并非内容审查，而是身分、国籍审查。但事实上，作为境外人士的作者们，只要还健在，不论国籍，其“不可控”风险都是存在的。COVID-19疫情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尤萨（Mario Vargas Llosa）将之称为“中国病毒（China virus）”，批评中国政府专制、封锁信息，导致了疫情在全球蔓延，他的书随即也遭抵制和下架。
安全又赚钱的“红书”，也不是人人够格出
无论教科书、人文社科书籍，中国出版市场看似已哀鸿遍野。有没有哪个领域是“逆势”红火的呢？几乎所有受访的业内人士都会脱口而出：“红书”，或者“党建书籍”。
“光我们所属的省级出版集团，这样的‘红书’，今年至少印了50万册，”从编辑转行到书店工作的查勤透露，“党建类书籍销量榜前几位，基本都是‘大大’（指习近平）的书，销量肯定都是百万级别的。尤其党史学习‘四件套’，包括《中国共产党简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和署名习近平着的《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绝对是千万级别的，理论上要求党员人手一套，非党员的干部，一般单位也会发给他们。”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中共党员共计9191.4万人。
习近平2007年卸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不久出版的《之江新语》（“之江”是浙江的别称）一书，至今已再版了16、7次之多。那些有国企背景的书店里，通常会设置一个习近平著作和其他党建书籍的专柜，装饰得金碧辉煌。《之江新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卷）》、《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之类的书籍，摆得满满当当。
但是，也有身在中国的“书虫”告诉《报导者》，在这些“伟光正”专柜前驻足的人并不多，民营书店里，大多不会摆设这样的专柜。查勤说，其实习近平著作等书籍的销售，主要还是通过企业等团体采购，至于分发之后，拿到的人有多少会看，恐也无人知晓。
而在以使用者评分为最大亮点的豆瓣上，这些书籍悉数被设置为“禁评”──无论评分，或是评论。
“卖了这么多书，该有多少版税收入啊？上亿人民币？”一位编辑自问自答，“可惜，那是机密，我们无法知道。”
杨蓦则分享了一个特别的故事，关于自己从国营出版社离职的原因。“和原来出版社的老板相处了多年，直到最后图穷匕见，逼着我编一本和习近平有关的书，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党棍。这件事一度让我非常痛苦。但最后呢？人家告诉我们，我们出版社资格不够，不配出习近平的书。”
知道那个结果的时候，他想起了鲁迅的话：“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