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xmls
在内地一大学就读的学生常阔至今仍记得2019年国庆节。香港街头国殇大游行，警察打出“反修例运动”第一枪，击中一名中学生，全港震动；与此同时，她的学校正在组织欢庆建国70周年纪念活动。
辅导员特别邀请她到报告厅，观看阅兵直播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同受邀的，清一色是优等生、学生干部，或“少数民族代表”。他们将国旗贴在脸上，合唱《我与我的祖国》，落泪鼓掌。常阔感觉局促，“很想赶快走掉”，同时困惑，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和大家有同样的情感”。
《我和我的祖国》宣传海报 （网络图片）
她没有干部头衔、成绩也一般，但她很清楚自己为何在此。辅导员寄望通过这类活动教育她“迷途知返”。
节后的共青团团日班会，辅导员突然让常阔在全班面前分享看电影的感受。常阔认为辅导员或期待“看起来很港独”的她能“按照他的希望说出爱国爱党的话”。但常阔谈起最近香港的事，希望大家看到主流报道外每个人的真实生活。
会后，班干部问常阔：“你是不是港独？”
她感到强烈耻辱感。
“屡教不改”使常阔遭遇冷暴力。她从同学处听说，其他学院例行点名时向众人通报，“我们学校某一个同学被境外势力洗脑，她讲的港独、女权都是境外势力”，提醒学生小心。那之后，常阔被社交孤立，甚至从性别社团认识的同学也删除她微信，不再理睬她。
常阔并非个例。香港反修例运动中，内地不少同情或支持运动的个人，笼罩在爱国主义政治氛围下，沉默、被封禁，成为他们普遍的经验。这些与香港远隔千里的内地人，成了运动一部分。
2019年香港街头国殇大游行时警察逮捕游行者 （图片来源：AFP）
付出巨大代价的网络资讯搬运工
2019年6月起，因反对《逃犯修例》修订草案，香港民众走上街头。随着运动愈演愈烈，简体中文舆论环境对示威者的厌恶、爱国主义的情绪日渐高涨。为主流媒体关注和报道的，是当时大批民族主义青年“翻墙出征”，与反修例网民骂战，向境外输出“爱港爱国正能量”。而鲜被提及的，是一批关注香港的青年也翻过高墙，却做反向信息输入，转而向国内网络不知疲倦地搬运运动信息。
2019年7月，帝吧发起“反对暴力乱港、守护一国两制”出征行动，翻墙到Facebook洗版，香港社交媒体出现大批简体字留言。随后“饭圈女孩”等各网络群体持续出征，官媒“共青团中央”官微与央视新闻联播亦对此表示支持，称“从饭圈女孩到帝吧网友再到广大海外留学生，所有爱国爱港的力量正在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正能量”。
“帝吧出征”成为当日热点事件榜首 （网络图片）
战火烧至支持运动的香港艺人。他们遭遇不成文的官方封禁，封杀名单包括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的歌手何韵诗，组合达明一派成员黄耀明、金像金马双料影后叶德娴、影帝黄秋生等。
哪怕并非表达政治立场，只要有同情运动“嫌疑”，都可能让公众人物退圈。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的内地学者方可成因转发运动相关资讯被全网删号，永久封禁；歌手容祖儿微博发布在飞机上戴着口罩的照片，刘海恰巧遮住一只眼睛，写道“只知道飞”，即被网民视为港独，“飞”字解读为Free的谐音。她迅速从湖南卫视双十一晚会表演名单中消失。
容祖儿微博照片 （网络图片）
民族主义情绪蔓延，港台、新疆政治议题成为绝不可冒犯的领域，“辱华”抵制延烧至体坛、时尚品牌等领域。NBA总经理莫雷在推特发布“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标语，随后整个NBA一度在中国被禁；德国球星厄齐尔因支持维吾尔族言论被大陆全网除名；Dior中国地图缺失台湾争议，到最新的H&M新疆棉花争议，都是类似事件的不同版本。
长期关注社运与公共议题的内地青年社群，在这个浪潮下持续小范围、零星地表达对香港的关注。常阔因为没办法忍受整个宣传机器颠倒黑白的程度”，频繁在朋友圈不设分组地转发香港局势新闻动态，搬运学者解释运动的文章，希望更多不知晓或不关心的人看到，“打破信息差”。她也试过在线上与不同立场的人交谈，但往往“很多挫败，也付出一些代价”，轻则冷嘲热讽，重则拉黑删除。
网上发声的代价，轻则删帖，重则封号。他们的微博、微信、豆瓣、QQ空间、网易云音乐账号不断重建。
账号可以重开，但不同政治立场落入真实世界，就切实地影响了真实生活。
作为大学公开为性少数，加上异见学生的身份，常阔常年处于监视中，她每星期要去几次学工处或团委汇报，辅导员会通过同学了解她的日常动态，行踪被掌握，甚至要时不时发定位给辅导员。常阔感到痛苦和窒息：“我并不想被当成一个问题学生这样被对待，而是希望对方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人。”
最终她付出了人际关系的代价。常阔发现，经常的转发和政治表露，换来了很多同学的默默屏蔽。有时她会怀疑自己做这些转发的意义，支持反修例运动是否“只是一种自我认同和肯定”。
后来常阔听说两个案例。有人匿名发布一篇自己在香港运动中的见闻，深夜被大学同学实名挂朋友圈，称“毕业生某某一定是收了境外势力的钱”。也有人转发学者周保松关于香港争取自由的文章，被初中同学反复辱骂，甚至挂进初中班群，意图让其“社会性死亡”。
沟通无果与恐惧，使她断绝了与原本关系不错的大学同学的信任。被监视的不适感也使常阔无法再信任同学老师，最后全部屏蔽。
关注香港使得她遭遇许多，香港舆论也并不会对此关注和回应，但她依然选择继续关注。她认为，作为内地人，没有像香港人那样的反抗空间，她其实是通过对香港运动的关注和支持来表达自己的反抗。
举报文化深入工作生活
民族主义浪潮之下，另一个出现的社会现象是举报文化盛行。2019年7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曾因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置身香港游行现场照片，被网民举报为“港独”，遭遇人肉搜索、网络暴力，其公共账户被关，甚至被警察带走问话，一度短暂失去自由。
内地大学生秦宣活跃于Instagram做政治创作，写诗或画画声援香港。2019年11月，他收到学校电话，称学校接到举报，得知他在境外网站发布相关信息，要成立调查组专项调查。
秦宣回忆，他被叫到学工处会议厅。赶来的学院党委书记和辅导员在门外被拦下，学工处两名领导表示要和秦宣单独谈话。他们拿出举报者的截图，拿他“当犯人一样”，一条条询问贴文意思，问他怎么看待一国两制，怎么看待香港运动。
对话被记录下来，秦宣不知会交给谁处理。学工处在调查结束时告知，这轮是“学校找你”，不确定后续是否会有公安或国安更高层面来找。因这场风波，学校一度想取消其奖学金评选资格，因学院保护而得以保全。
作为交换条件，秦宣手写一份保证书，当中写道：“本人支持一国两制，保证不再翻墙和使用墙外软件。”并承认错误，删除已发表内容。保证书写满整页A4纸。
2019年11月，公司白领于波收到朋友转来的举报网贴。贴文称他为“党内两面人”，其朋友圈内容被一一整理，并用红字标出他真实姓名、工作地、教育背景，及中共党员身份。打开链接瞬间，于波血气上涌，心跳剧烈加快，满头大汗，“好像有很多人在指责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于波自己都不敢再打开那个链接。
一周后，他曾就读的大学通过舆情监测获知此事。这则举报从学校宣传部转到学生办，也传导至学院，学院领导向他导师打听这个学生的思想状况有没有什么问题。于波早在几年前毕业，学校的调查尚未造成实际影响。
一个月后，公司也监测到此舆情。领导先“绕着圈子”向他所在部门负责人打听其平时为人处世，然后办公室打电话给于波，表示公司会组织各部门开会讨论。挂断了电话，于波几天睡不好觉，像在“等待审判”。
下一个周一，公司党支部、办公室、人力资源、法律法规部门及直属领导坐满会议室。于波提前想好策略，在会上指出自己作为10年党龄老党员，“肯定是坚决支持一国两制的”。企业党支部对这类事件也没有经验，“既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企业党支部当然也不希望继续上报，以免事件继续发酵”。他们想到折中方案，为免后续麻烦上门，要于波写下承诺书，作为公司已有所作为的依据，希望事件到此为止。
于波原做好“被离职”准备，但部门领导表示“尽量会保他”，希望他配合公司要求。他上交的承诺书被党支部书记逐字逐句修改，以符合“承认错误的诚恳态度”。软硬兼施下，于波纠结万分地交掉这份承诺书。
回想这些经历，于波和秦宣发现，举报者都是他们社交圈的人，然而反复推敲、排查也无法锁定目标，只好将重点怀疑对象全部屏蔽。
被举报经历让秦宣情感遭遇“很严重的摧毁和打击”。那段时间走在路上，他会突然恐惧、心痛，想到认识的人一直持续观察、搜集信息举报他，感觉“像文革一样，与身边亲密的人之间的信任遭到破坏”。秦宣开始特别留意朋友圈的分组，每隔一阵就检视一遍，判断“好友列表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人”。
政治抑郁的内地生，却必须回到内地
2020年，疫情与《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运动进入低潮，失落气氛弥漫。身处夹缝中内地留学生也感受同样的低气压。
中学时期，何郁认为自己受香港启蒙，视香港为文化上的精神家园。后来她来到香港读书，经历过运动的日常：楼上吃饭，楼下放催泪弹，打开手机看到的即时新闻就在正下方发生。经历反送中运动后，何郁发现，对她来说，香港作为一个政治体，已经超过一个文化符号。
“如果说2019年是一种崩坏状态，2020年则是纯粹的腐烂，它就慢慢一点一点烂掉。”参与武汉疫情时救援、再见证国安法成为事实，何郁的政治抑郁跌至谷底。被绝望感笼罩，她去学校的精神科医生确诊抑郁，之后更休学回家半年。
回家前，何郁非常恐惧。她被内地生同学威胁举报。这名主张爱国爱港的同学，被其他学生将个人信息挂在网上，何郁成为他的报复对象。他告诉何郁，自己已在国安网站提交举报她，也给香港、内地警察、军队打了举报电话。何郁也曾听闻有同学从深圳过关时被国安抓走，失联三天的传言。
担心自己被调查，回家前何郁删去社交媒体上所有运动内容，乃至过海关前两晚，她都在通宵删除和备份。过关时，何郁通知几个联系人，告知超过多久没有联系，就去联系父母。所幸后来平安过关。
休息期间，内地自由派同学圈子构成她主要的社交圈。相近政治立场和关心议题的社群支持对她意义重大，让她找到抱团取暖的空间。半年后，她从抑郁中恢复回港。
在港修读硕士的高逸有相似感受。毕业前夕，运动带来的政治剧变改变学术环境，他所在学校的中国研究中心随之关闭。高逸的研究方向，正涉及中国敏感时期历史，他的研究内容不再被许可，这一噩耗给他的人生带来悬浮和停滞感。
身处香港时，高逸精神状态濒于绝望，他认为这种情绪是创伤应激（PTSD）。触发创伤的契机是他采访一位示威者，听对方讲述自己如何在前线，被警方追击，怎么逃跑，被抓，被殴打，被关进监狱，保释后被骚扰，面临各种恐惧。看着对方的眼睛，他意识到对方是活生生的人，甚至可能是平行世界的自己，屏障就此打破，恐惧瞬间涌入。高逸形容这种感觉：“对于一种不受限制的暴力的恐惧，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是没有个体安全的，也没有什么力量能真正地限制住暴力。”有时，他会把通讯录所有人拉黑，跟所有人告别，像“虚拟自杀”，精神好转又再次加回。
示威者在前线被警方追击殴打 （图片来源：AFP）
2020年底，高逸回到内地，这让他面临巨大不适。在香港时，高逸零距离接触运动的惨烈，目睹过几近过着家破人亡的生活，然而回到内地，恐惧变成“没有人在乎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不解你为什么会因此痛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冷漠给他带来强烈失真和幻灭感。
PTSD渐转为颓废，他觉得自己一两年前还算亢奋，现在则被完全烧干，“过着一种很侥幸的生活”，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像“苟且偷生”。他意识到：“自己认为这种表面正常的生活方式是要被消灭掉的。”
在港长居的内地行动者江思泉感觉，运动的景象已离开很久，政治打压却每天都在上演。
2019年，江思泉每周会去两三次游行现场，去最密集时是中大和理大围城，内地生成群结队撤离，她坚持留在校园，每天参与运动后勤。即便这样紧密参与，仍觉得边缘。“我好像没有那种特别想要去和对方（反对运动的内地生）说理的状态，更多的做法是发现周围内地生有想要对运动有所理解的想法时，我就会带他走进运动。”
《国安法》落地后，她和准备回内地的友人分别。对方觉得香港的社会气氛已做不了什么，江思泉却仍想见证香港走向哪里。在她可以做的事的列表里，包括在日趋相似的环境中，内地与香港行动圈的日常交流：交流数年来在内地累积的面对威权的经验，比如忽视常常变动的红线，及如何应对约谈与“国宝”。
万物皆香港，被改变的公共生活
内地公共讨论中的窒息感，从香港运动议题无差别蔓延到其他社会议题。不同公共事件遭遇被歪曲、谣传，最终“万物皆香港”，舆论走向事件背后与香港运动有联系的万能结论。
2021年5月的成都49中发生跳楼事件后，民众在校外手持白花纪念亡者、声援家属，进而演变为警民冲突，有民众被驱散、抓捕。现场视频流传至网络，不少评论称手持白花是被境外势力标志，推断有“港独分子”参与其中。
民众在校外手持白花纪念亡者 （网络图片）
劝阻邻桌男性在公共场所吸烟后，女权行动者肖美丽一度走红网络，得到支持，随后她被扒出在2014年发过手持“风雨中抱紧自由”标语的照片，因此遭到了曾政治举报过不少人的微博“红色大V”们的攻击，指控她为港独分子，她微博账号被封禁，并遭遇持续的网络暴力。
秦宣所在的一个关注公共议题的青年网络社群经历了聚散，见证近年线上公共生活的变化。社群中的人因2018年某个社会抗争事件相聚，身处不同地点、不同身份，多是网友，未曾见面，却立场与价值相近，共同发声和讨论，逐渐形成共同体。但秦宣意识到，过去积累的“固定”社群，正逐渐被打碎、离散。
原本，他们每天看香港当地的新闻和直播，甚至有群友赶赴香港街头观察运动。后来远处香港的低潮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仍会讨论国安法，但只转发新闻，作为见证和记录，不过多评论，过往的“教训”教会他们这一话题“实在太危险”。随着网络打压加剧，大家对运动的讨论减少，香港新闻从视野里渐淡去，生活里或许有更重要的事。“感兴趣的还会继续去看，不感兴趣的就不会再讨论，”友邻们也慢慢变成了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
这也是反复炸号带来失联的结果，这是一种将人推出社交网络中公共生活的暴力手段。2018年至今，秦宣被炸了21个微博号。最开始，秦宣会不断注册小号，找回友邻互关，继续讨论。然而炸号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注册几天又再被炸，“幽灵号”也不能点赞转发评论，意味着无法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意味着朋友失联又散开。与此同时，公共发言会招致更广泛的网络暴力，微博成为充满攻击性言论的平台。秦宣慢慢减少用了微博，最后热情降低为零。
失去网络发声平台，秦宣转而建立私密、地下的友邻关系。“在同一个城市里有机会见面的话，我们就会在私密的空间里见面。”通过私人的联结，也引荐一些朋友，讨论无法在网络空间讨论的话题。但秦宣仍想回到公共讨论中，不然“永远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大家关上门讲话”，他不想让自己变成圈子里面的人。
有人离开香港，有人却走进香港。对学生杨慕来说，炸号惩罚带来了沉默，她意识到自己表达欲被扼杀，长达一年，她不再更新朋友圈。她困惑：“为什么在我好像被惩罚了之后，就不想再去反抗了？”作为内地出生长大的人，杨慕觉得自己长期处于没有希望的政治环境中，“眼见着身边人逐渐成为体制的一部分，环境持续恶化，却什么都做不了”。
她可以共情香港人的政治抑郁，认为这是两地“共同面临的问题”。
亲友无法阻拦她赴香港念书的信念，她希望自己能更多投身运动现场近距离观察。运动的发展和低潮使她清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她认为在这场运动之后，明白了“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你应该站哪些人。”
所以即使发生了那么多事，她还想去香港读书：“与那么多人有着相似的情感，我在这里将不再那么孤独。”
（常阔、于波、秦宣、何郁、高逸、江思泉、杨慕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