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贺欣在一个基层法院做调研时，一位法官对他吐槽法学教育的问题，说长期以来法学教育奉行“本本主义”，几乎不触及实践中运行的法律。“有哪位老师教过，法院对首次来离婚的当事人基本都是说不的，第二次以后才会准予离婚。”这位法官接着解释，因为一审不判离的做法增加了结案数量，照顾了法院工作量考核的要求，又避免了当事人因对判决结果不满而提起上诉和上访，所以才形成了规律。
贺欣听后十分触动，觉得太神奇了——这和婚姻法课堂里只讨论“感情是否破裂”作为离婚标准相去甚远。他立马去资料室找案卷研究，旁听离婚案件审理，希望印证法官的说法。这也成就了他第一篇关于离婚问题的论文《离婚法实践的常规化：体制制约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后来，随着对离婚问题的了解加深，他发现，法院的决定和性别不平等存在关联，于是开始系统地做诉讼离婚的研究。
2021 年，贺欣在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离婚在中国：制度约束及性别后果》（Divorc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Gendered Outcomes），采用定性的方式研究诉讼离婚，包括旁听案件，访问法官、律师和当事人，主要材料来源地点是经济水平、人口结构等都有很大差别的广东和陕西，探讨的核心主题是女性在离婚诉讼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如何形成。
现年 48 岁的贺欣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多以英文写作，是为数不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法律社会学学者。2017 年，他和吴贵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社会学系教授）合著出版《嵌入式法院：司法决定在中国》（Embedded Courts: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in China），次年获“亚洲法律与社会协会最佳著作奖”。
《离婚在中国》出版四个月后，他还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中文著作《街头的研究者》。这本书包括多篇在微信公众号和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读来轻松有趣但也不失深刻洞见。它不仅介绍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样貌，还以诸多自己欣赏和做过的研究为例，分享发表之术和治学之道，是本很好的法律社会学入门读物。
贺欣觉得，相比埋首书斋，法律社会学的学者要走到街头开展实地调查，从“书本的法律”走向“运作的法律”，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gap），找到差别背后的规律。如果能从规律中提出新的概念和分类，从而为认识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工具，那就再好不过了。他也正是这样一个街头研究者，在街头理解法律运作，所以用其作为新书书名。
今年七月，我和贺欣做了一次视频访谈。因受疫情影响，他已经困在香港近两年，无法来内地做田野调查，通关至今仍然遥遥无期，《离婚在中国》和《街头的研究者》两本新书也诞生于期间。我们的访谈从这里聊起，涵盖他做的众多研究，比如法官如何做决定、诉讼离婚中的性别不平等、外地来京生意人如何规避法律、农民工和访民的法律意识。
也许因为长期醉心于寻找“书本的法律”和“运作的法律”之间的差别，贺欣总爱说“事实上”（actually）这个词。“法律本来给了一个版本，但事实跟法律给的版本不一样，那就存在差别，可以去理解、研究。”他说。
诉讼离婚中的法官考量
当我们对法律的理解从“书本”转向“街头”时，法学研究范围也从平面变成立体，扩充了无数倍。所以贺欣的研究是非常多元的，涉及不同群体和领域，但如果要拉一条主线，那么以法院或者法官为中心的考察是他的最大特色。
《离婚在中国》就是一个代表，结合了法官如何做决定，这样的决定导致什么后果，怎样加剧男女不平等和性别偏见。
贺欣称，离婚在中国有两个基本渠道，一个是去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另一个是通过法院诉讼离婚。当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时，往往会采用诉讼，自己做的就是后者。他在做研究时，每年大约有 150 万件离婚诉讼，其中 70% 的原告都是女性。现在每年数字虽然有变化，但原告大部分还是女性。
首先他发现，离婚的法定标准是双方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法条也列了一些具体条件，如有家庭暴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与他人同居、有赌博或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但这些标准几乎没有一项是硬指标，所以法定标准事实上是一个可以拉伸得非常大的橡皮筋，法官拥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如何认定家暴？打人有无次数要求？用什么工具打才算家暴？殴打行为导致轻伤算不算家暴？语言暴力算不算？
吊诡的是，最后他发现，判定诉讼离婚结果看的是和感性破裂完全无关的两个程序性标杆。第一，申请人是第几次起诉？如果是第一次，基本上不会判离，随着申请次数增多，判离的可能性也大幅上升。第二，法院安排的审理程序是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如果是简易程序，基本上不判离；如果是普通程序，判离的可能性较大。“这两个程序性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可以预测大部分离婚案件的处理结果。”贺欣说。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规律？贺欣觉得，这要从法官面临的制度约束，也就是他们的考量来理解。
第一，法官需要尽快处理案件。目前，每个基层法官平均一年要处理 100 多，甚至 200 多个案件，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判一件，工作量非常大。案多人少是中国法官现在的状态，所以他们都非常强调效率，要尽快结案。
第二，法官需要考虑社会稳定。一旦处理完案件以后，法官不希望有任何不良反应发生，最怕恶性事件——当事人被杀、自杀，堵法院门口或者住到法院里，等等。法官也不希望有任何上诉或上访，案件判决要让当事人大致能接受，不会有强烈反弹。如果当事人坚决反对，不能接受离婚，而且威胁法官，这时任何一个法官都要认真掂量。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对法官做些什么？毕竟，出事概率最大的就是家事案件。
“当事人想法很简单，你让我家破人亡，让我没有太太，孩子抚养权拿不到，我也会让你法官家破人亡。这种心态很多人会有，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同时，法官也没有任何保护，他生活在这座城市，上班要去单位，下班要回家，孩子要上学，当事人可能会认识他，盯上他。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马彩云法官遇袭案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起惨案甚至发生在她做出离婚判决十年之后。”
所以，在应付绩效考核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双重考虑下，法官一审不判离不仅是最有效率的结案方式，而且不会出错和出事。至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之别，则是因为简易程序是一个法官独立担责，判不离安全；普通程序则是三个人组成合议庭，判离大家共担风险。
诉讼离婚中的男女不平等
不过，法官这样理性考虑下的决定却对女性造成不公平的后果，没有为她们提供足够或应有保护，基本在每一个重要问题（比如家暴、伤害、财产权、子女抚养权）上都存在不平等，违背了法律的原意。
贺欣称，以家暴为例，因为大部分家暴受害者都是女性，本来一审该判离的不判离，要其留在婚姻关系里，可能下一次女性会被打得更厉害。法院拒绝判决离婚，事实上与警察懒理家事和妇联无力帮忙传达同样的信息：受害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也导致有些受害者走投无路，最终采取极端措施杀害施暴者，酿成悲剧。
如果一个案件最后以调解方式来处理，那么家庭暴力基本上完全被遗忘。双方同意离婚，而且家暴也现实存在，但女性得不到任何补偿。贺欣讲了一个对他触动最大的案件，这个案件也是《离婚在中国》的开头。
“当时，我旁听这个案件没多久，女方就提出家庭暴力指控，说她被打了 600 多次，而且儿子也常常被打。她说，儿子已经 18 岁，不用再考虑孩子了，就来提出离婚。法官问了很多问题，突然问男方，是否掐过女方脖子？男方犹豫了一下，说掐过一两次，因为她用书来打我。后来法官告诉我，掐脖子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只要有发生，马上就构成家暴。”
“他们庭审完进入调解阶段，双方都同意调解离婚。调解离婚很简单，孩子已经成年，需要的就是分财产，实际上就是房子。双方进入竞价阶段，谁要房子谁补钱。我们一旦稍微留意观察这个程序，就会发现，前面认定的家暴存在没有帮到女方，甚至完全被遗忘。法官想促成调解结果，就不会再提出家庭暴力，因为一旦提起，男方会全力反驳，暴跳如雷。所以，家庭暴力在调解结案的案件里面基本上得不到任何补偿。”
“如果是审判方式结案，认定家庭暴力同样非常困难。大量家庭暴力根本得不到承认。麦宜生（Ethan Michelson）在他的统计调查里发现，如果一方提出家庭暴力指控，并没有增加获得离婚机会。其他研究也得出同样结果，比如陈苇针对重庆的一个研究表明，在 458 个当事人里，只有 3 个最终获得遭受家暴的赔偿，比例非常低。”
“人身保护令也是类似状况，根据 2018 年数据，150 万个离婚案件里最终只发了 2000 多件家暴的人身保护令，平均下来，一间法院一年发不到一个。因为法官觉得发起来很麻烦，你都要离婚了，还发这东西干什么？对法官来讲，发一个人身保护令，要做证据，甚至要到实地执行，而且不是自己能执行，要通过公安机关或者其他单位帮助执行，都是问题。事实上，做人身保护令研究的都知道，公安机关抵制很大，法院凭什么给我派活？要我干这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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