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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编辑：翁世航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让我真正对此书有所感触的，是在于我发现作者对于大数据思维的批判，可以放到对民主这一政治制度的省思。因为如果作者批判大数据主义将所有人复杂的资讯都单单只是视为数字的作法，那么以投票多数为政策、政务官产生依据的民主制度，同样也有可能面临相同将政治理念价值窄化成数字的威胁。
今天，权力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自由的状态。他以顺从、友好的形式摈弃自己的否定性，将自己装扮成自由。
他不允许我们沉默，相反地，要我们不断地去倾诉、分享和参与，去交流我们的想法、需求、愿望和爱好，讲诉我们的生活……如今，自由的危机不在于我们面临一种否定或着压制自由的权力技术，而在于这种权力技术对自由敲骨吸髓般的利用。——韩炳哲《精神政治学》
这个“权力技术”是什么呢？正是现下很夯的大数据分析。而自由的危机，在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中，除了是隐私的危机，更包含数据应用对人造成的控制与制约效应，进而导致对人的精神改造。
不过同时，让我真正对此书有所感触的，是在于我发现作者对于大数据思维的批判，可以放到对民主这一政治制度的省思。因为如果作者批判大数据主义将所有人复杂的资讯（不论外在、内在）都单单只是视为数字的作法，那么以投票多数为政策、政务官产生依据的民主制度，同样也有可能面临相同将政治理念价值窄化成数字的威胁。进而让政客不再重视自己的理念、政策是否对国家、人民是正确或良善的，而是只关注、在意自己的言语、行为是否为精彩的表演、演说。就算话语、理念、政策空洞、不具实际可能性，只要能对群众产生很高的吸引力，那也无所谓。
大数据的思维，利用网际网路和现代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搜罗人们在生活中所遗留下的各种资讯。你在网路上点了什么网页、看了什么、看了多久、买了什么、写了什么、偏好什么类型的网站、讯息等等，通通透过数字记录下来。换算成频率、次数、持续时间、金额等形式成为图表，供各种商业公司、政府单位研究、分析，形成市场调查、政策方向。甚至，也就是很多人最担心的，大数据、量化的技术成为监控的独裁工具，就像乔治．欧威尔的伟大著作《一九八四》或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所写的那样。
在现代，“资讯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出自Richard A.Spinello），被诸如Google、Facebook、Amazon等企业私下搜集并买卖。这种思维第一个可能影响到的就是人们的隐私权。因为对多数人来说，他们无法具体知道自己所遗留下的资讯会被如何处置、分析，拿去做何利用。更不确定自己到底有多少资讯被记录，或被记录地多详细。
2019年初的时候，国外媒体The Verge报导全球最大的网际网路线上零售商——亚马逊公司——设计了一个AI系统来记录、追踪员工工作的效率。例如以仓库的拣货工人来说，计算、监控的就是他们挑选和包装物品的速度，一开始要求员工每小时包装80个商品，后来增至120件。若不符合所规定的标准数值，AI将直接送出员工的解雇单。
为了达到这项艰钜的标准，许多员工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不敢在工作时上厕所，因为厕所离仓库有些距离，来回一趟所浪费的时间会降低他的工作效率，因此为了解决生理的新陈代谢，不得不在工作仓库中用瓶子解决排泄。同样地，配送员也有相同的困扰，排泄问题也是在车上直接解决来增加工作效率。尽管这些严苛的工作要求曾遭到员工、舆论的抗议与批评，不过亚马逊公司的发言人否认AI解雇一事，说员工的上司可以推翻系统的决定，或者，公司内部员工有相应的申诉管道帮助员工辩解，拿回自己的工作。认为：“我们的系统是为了辅助员工改进效率，并提供额外的培训，绝不会解雇员工。”
姑且不论究竟亚马逊公司内部是否存在真正公正、客观且体恤员工的解雇与申诉制度吧～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发言人的前两句话上：“我们的系统是为了辅助员工改进效率，并提供额外的培训。”
精神改造：量化自我
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提出了一个“量化自我”的观点，在这里面他提到，虽然数字和文字都是一种符号，但两者对人有很大的差别及影响。“数字不能叙述自我。算数不是讲述。我之为我，要感谢的是叙事。是叙事，而不是计数，引发了自我找寻，或说自我认知……（换言之）自我书写致力于追求真相。把自己记录下来，有助于形成个人伦理。”但“量化自我的座右铭是『通过数字认识自己』……数据主义……沦为自我控制的技术。收集来的数据也会被公布出去，并且被用于互相交换。因此自我定位越来越像自我监控。今天的主体，是自己剥削自己的企业主，是自己监控自己的监视器。”换言之，当人被数据监控、督促自己习惯的时候，“数字化的生命就失去了生命力。”
亚马逊公司“辅助员工”的“培训”完全就是量化自我的写照。他使工作中的人渐渐变得像规格化的机器，或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找不到自己工作、甚至生活、赚钱的意义。
“我们生活的时代虽然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信息，但它却给我们越来越少的意义。”一位法国哲学家尚．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又译：让．鲍德里亚）曾这么说道。因为当任何东西被以数字进行量化时，就慢慢变成只是单纯的资讯和数据，虽然可能促成有用的商业判断，可是通常就不会关注形成这些数据在每个个体自身的内涵。
要适应这样的现代社会，一开始人们通常只想到两种方式。一是就像前面所说的，量化自己，符合那些工作要求。另外一个，则是想办法建构、表现、追求自己生命的“意义”，通常是被俗称的“独特性”。然而，两者都潜藏着隐忧。因为这个时代讽刺的地方正是在于我们一方面想要人们就像规格化的机器一样工作，一方面又强调、歌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独特性，只有这个方式才能突破自己被数据化的危险，被视为平均值的威胁。在这状况下，人被迫地必须想办法表达自己，想办法压榨自己的灵魂，挤出一点点能让自己散发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的灵光。我们开始讨厌没有特色的自己，觉得平凡是一种罪恶，会让人觉得自己很颓废。只要没有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时，就感到倦怠、自卑和没有价值。这些观点在《精神政治学》并没有太多描述，不过在作者的另一本书《倦怠社会》倒有不少剖析：“（在这时代）所谓的正常，就是要求每个人采取自动自发的行为：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成为他自己……忧郁症患者并不全然地过着地狱般的苦难生活，他只是拼命努力地成为自己，而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
忧郁、失落、价值感低弱遂成了现代人经常产生的心理问题。因为我们被要求成为“积极”、“独立”、“充满热忱、梦想”的个体，而被困在逞强又胆怯害怕、孤单与各种渴望交织的心理绝境。
政治上的量化：“平等”
类似的投射也出现在政治的领域。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我们又很清楚，真正的平等并不存在，或着，在现代社会，根本很难成立，只能依靠各自的努力想办法成为“平等”的个体。
民主制度同大数据一样，他使全体人民在参与政治上有同等的地位、权利，但同时，由于选票的关系，他也让政治多了一项可以操控的技术。事实上，很多政客已经发现到，只要在适当的时刻说出一些刚好呼应多数群众心声的口号，自己便能当选，获得执政权。因此他们不再在乎政治、人权、价值理念的诉求，转而“努力制造积极情感并对其加以利用；循循善诱而不是处处禁止；不与主体对立，而是迎合对方”。
许多政治人物的“造神运动”不正是由此而来的吗？那些狂热的粉丝尽管打着爱国情操、经济发展等等愿景，但只要稍微询问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对于当前情势并没有完整的认知，对于所支持的政治人物，也不知道他具体的政策，只是一再强调对方的魅力，单方面认定其对待选民的态度十分真诚，道德清廉、良好等等，且无法接受与他认知相反的资讯。
如果大众不认真关注政治事务，那么民主自由会被政客的口号利用。而人人参与政治的民主真谛则灰飞烟灭。
这点正是民主最恐怖的隐忧，你以为你和大家拥有各种自由，实际上你不知道的是，这种自由仍然相当脆弱，很容易就被政党利用。
精神的政治学
所谓的政治不单只出现在选举、造势、政见发表、政策事务执行等这些明显的场合中。因为还有一种政治，是直接作用在精神上的政治。就韩炳哲的观点来看，他们潜伏在数字的纪录、教育里；作用在暗示你要不停表达的自由里；并被整合在社会的结构里，跟着你的一生偷偷不停塑造你的个性。
我没有打算要说韩炳哲对量化、民主的批评完全是对的，是正确的。因为书中并没有具体讨论量化或者民主或者资本主义对人类的重要性，而我们都知道不论是量化，还是所谓的民主，都有太多的优点让我们无法轻易舍去他们。也因此他们或许成为了往后时代必然的趋势（对，我讲“或许”，因为我们同样要很小心“时代趋势”这个词，他同样可能是一种刻意制造、引导的阴谋和权力手段）。
当我们注意到某些地方正因为没有民主自由而产生众多人权压迫时，韩炳哲提醒了我们注意另外一种更隐微的政治精神压迫同样也在侵蚀我们的生活。强迫我们表态、公开自身的资讯，或着符合各种“标准”的要求等等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诚如书中在讨论到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的想法：“十七世纪以来，权力不再是如同上帝的君主所行使的处决权力，而是规训权力……它的功能不是去杀戮，而是去实现对生命的完全利用……让步于一种对肉体的认真管理和对生命的精打细算……”
当自由不再是权利而是权力手段时，我们应该如何识破并矫正？换言之，要如何提防自由等人权议题成为被媒体、政客利用的手段？这将是以后所有人都得面对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