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某学者于其工作的大学办公室访谈，进入校门一刻，马上被几个保安员拦住。
先要出示身份证，保安员仔细查问约了何人、办公室位置，一边在登记簿上翻查，皱眉说，对方没有预先把记者的名字登记在名单上。 着去保安室见保安主任，主任再查阅身份证，致电学者办公室，确认可放行，再指示你返回入口处，正式登记身份证资料…… 周旋期间，还有三位保安员，用探热枪先后量你三次体温。
自从过去一年多疫情肆虐，部分甚至可追溯至2019 年社会运动爆发，收紧门禁，已成大专院校常态。
而起变化的，不只是进出校园的自由。 过去一年，大专院校，屡屡成为新闻焦点。 警方国安处上周搜查港大学生会大楼，表明就是否有人违反国安法进行调查，多间大学先后以禁用校园设施、停止代收会费等方式封杀学生会；去年底，中大就学生毕业礼游行报警，国安处拘捕至少8 人。
今早（23日），早前遭官媒狙击「宣独」、「参与黑暴」的科大教授李静君证实约满离任；部分作风敢言教师如岭南大学助理教授叶荫聪、浸大讲师邵家臻，早前证实不获院校续约。 去年，港大校委会通过推翻教务委员会决定，革除副教授戴耀廷终身教席；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宣布重组，校方否认因受压将中心「解体」……
港区国安法实施的大背景下，外界普遍认为上述事件与政治操作有关，但事件是否反映整体香港学术环境在立法后收窄，各有不同看法，如政治学者马岳早前接受专访时区分，政治评论的自由并非学术自由，指目前明确干预学术自由的行为还很少。
本专题访问不同层级、学科的教研人员共七人，期望从不同切面了解院校过去一年经历及变化。 但与往日不同，以前相对容易邀约的学者，今次不少以不具名受访为基本条件。 大部分受访者不约而同描述，如今教研的日常，大概是感觉到微妙变化，却往往无以名状。 有时做研究、教学，脑海会闪过念头— 自己会不会被清算？ 但半秒后又迟疑，自己是否在杞人忧天？
「国安法第一案」唐英杰案上月开审，辩方传召港大政治学者李咏怡及中大传播学者李立峰担任专家证人，以统计学方式证明涉案「光时」口号意思多变，非如控方所指必然与「港独」有关。
7 月12 日，李咏怡作供未完，就惹来中联办控制的《大公报》社评针对她及几位学者不点名批评，「另一名陈教授竟然替『孤狼』恐袭者开脱，毫无良知底线；有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拿着公帑进行污名化中国的所谓『研究』；在国安法案件中，某教授竟然辩成『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不是港独口号… 」。
社评炮轰，这些教授以「学术自由」来包装，「但是『学术自由』从来都不是违法的挡箭牌。」
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也是近日受靶的学者之一。 傅早前因批评政府拟就「假新闻」立法，遭亲建制专栏作家屈颖妍狙击，指控他散播谎言，又指傅曾进行有关反修例运动的研究，是「为黑暴做数据整理工作」。 不出几日，傅景华再收到来自亲建制组织的电邮，电邮同时转寄给港大校长及全港立法会议员，要求港大对傅作出惩处。
据傅所知，港大至今未就投诉作跟进，惟对日后工作有无影响，仍属未知之数。
「香港言论空间、自由都一路收缩紧。在此大背景下，大学一定无办法幸免。」傅景华接受《立场》访问时指，「我唔敢讲系趋势，都可能系个别事件… 如果纯粹个别人士有意见，我无乜嘢。但我会担心，通常呢啲系agenda setting，咁就好麻烦。」
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伍凤嫦多年来研究难民议题，工余经营自己创立的非政府机构，支援在港酷刑声请者，媒体过去常就各种议题约她访问，她一向来者不拒，见解独到，用词尖锐。 不过最近，身在海外的家人每天给她打电话，劝她要小心，不要多言。
「我唔会呃你话无担忧，我一定担忧。」
她平时和研究助理说笑，说再写文章批评政府就会被国安拘捕。 虽然她判断的自己研究范畴不是最敏感，顶多算「踩界」，自己立场也温和。 但在晦暗不明的时代，她说不准打压有多可能发生。
「威权政府要郁你有好多方法，可以揾校长警告，或者出面有人投诉，如果落簿，就要开panel investigation（委员会调查），可以唔续约、可以炒你。」伍凤嫦说，「就算渠要拉你，你都无办法，惊得几多？」
模糊的红线盘踞于课室上的蛇
伍凤嫦是学系副主任，负责管教学事宜，早前学系举办人权议题工作坊，本想过开放公众参与，但衡量过风险，最终决定只限系内学生参加。
「的确会比以前会小心咗— 我点知政府、国安处点睇我呢个活动？会唔会有人混入来录音？我以前唔会做呢啲风险评估，我们以前会take it for granted ，觉得学术活动唔会有事。」
傅景华认为，国安法带来的最大不明朗因素，是法例订明的四项国安罪行，定义含糊。 「有啲嘢唔系好清楚，大家唔清晰，咪可能唔敢做啦，或者就算做，都要改一改方向。」
但傅景华强调，目前院校中可见的变化，绝大多数为大环境、气氛上改变，他未见任何校方或政府主动干预学术自由之举。 「在大学架构里面，校方基本上系inaction（不作为），我睇唔到校方针对同事的研究做过任何嘢。」
「但我感觉到身边（变化）系出现紧。」
傅景华专门研究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等范畴，2011 年创立「微博视野（Weiboscope）」研究计划，追踪微博上的言论审查，近年又创立「反修例运动研究数据库」，透过分析社交媒体整合2019 年社会运动时序与地图，他会在网上公开数据，与公众分享研究所得。
研究相关题目多年，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至最近，有同事闲聊中会说：哇你仲做呢类题目？ 好勇喎。
这种善意提醒，有时反为压力来源。 「我自己做研究，我自己都会问，究竟呢啲嘢会唔会被理解为敏感呢？」
「但其实大家都唔知，无人会话你听得得唔得。」
多名受访者均提到，过去一年由于疫情关系，大学均改用视像授课，部分院校明确要求教师录影，以便学生事后重温，惟录影对师生而言，尤其当谈到所谓「敏感」议题，难免加深双方对被监听、被举报的忧虑。
不愿公开所属院校、任职某人文学科教学助理的Ginny （化名），日常工作包括带领导修课讨论。 Ginny 上一个学期负责的科目，任教教授需按校方要求录影，并提醒学生应注意言论，但教授同时提醒学生，只要并非倡议个别主张，学校应是一个容许理性、批判讨论的地方。
不过Ginny 隐约感觉，学生较以往避忌发言，甚至有学生说到个别「敏感」字眼，总是煞有介事。
「虽然系学术分析，唔系做倡议，但有啲同学上堂，我feel 到渠想讲『港独』（二字），但就会讲咗，啊社会上有啲人都会好想香港有『嗰样嘢』。」Ginny 说，「但我谂其实渠未必好实际想像过，究竟讲咗之后会有咩后果？被开除学籍？会肥佬？定系被人黑名单？」
她形容，国安法就如一条大蛇，盘踞于头顶，不知会不会咬人，但大家已学懂自我约束。
「Feel 到大家有种general 的感觉，就系惊。」
Ginny 坦言，虽然校方未有要求导修课录影，但过去一年社会气氛改变，增添了她的不安。 「Online 上堂，学生可以完全唔见样，镜头后面做咩，我真系唔知。」Ginny 忆述，以前曾有内地研究生对她说，担忧上导修课会被录音及举报。 「国安法之前，呢个担心系唔存在— 但呢家我都会谂。」
国际研究，怎样的国际？
在中文大学兼任讲师、任教全球研究的陈伟信亦表示，最近上课，尤其是学生进行汇报、或讨论某些社会议题时，确是多了同学要求不要录音录影。 而他通常会按学生意愿，无需录影，改为在汇报同时即场评分。
陈伟信教授的科目包括国际关系理论，欧盟外交政策、与世界经济，本最有可能被视为「敏感」的香港涉外关系，则已多年没有开课。
「I am pretty sure 我教慨嘢唔会犯啲好硬净的法律。」虽然「国际关系」骤眼看来「敏感」，但陈伟信解释，因申请研究经费、争取在顶级学术期刊出版等考虑，研究题目本已倾向以国家为研究单位。
「你用一个state-centric、中国点同世界互动的视觉去睇问题，例如研究『一带一路』点同东南亚接轨，你谂唔到点样会违反条国安法。」陈伟信指出，「我们本身in general 都好离地㗎啦，但原因唔系因为我们想离地，而系要在顶尖学术期刊出版，我们唔能够净系关注香港。」
题目未必即时被视为敏感，但不代表研究完全不受国安法影响，相反陈预期国际关系研究日后在申请经费、邀约访谈对象上，或将面对各种困难。
陈伟信指出，内地与香港学者做国际关系研究，前者与中国外交决策圈子近，有机会影响政策，是香港学者望尘莫及的。 但由于香港整体学术环境较自由，以致外国政客、使节、不同非政府机构，过往倾向愿意与香港学者接触，香港国际关系学者在搜集研究数据上亦有优势。
现在问题是，在国安法下，此优势能否继续维持？ 「有好多报道都话，呢家政党、NGO，都开始抗拒接受访问。虽然至今都未有领事同我讲过，话我们见面要向上（北京）汇报，但你会feel 到渠哋真系多咗重考虑。」
国际关系研究未来的另一隐忧，是日后接收来自外国大学或组织的研究经费，会不会被视为勾结？
「这件事未经证实，我好难去讲有无影响，我只可以合理地希望唔会有任何影响。」但据陈伟信所知，过往不少国际关系研究依赖海外经费，一旦收紧，相信对本港国际关系研究影响不小。
教学助理Ginny 透露，系内本来有一科关于中国社会的科目，在国安法立法后，因任教老师希望「睇定啲」，自2020 年9 月起暂停开办该课程两个学期。 学系网页显示，该课程于今年暑期复办。
本专题访问到的受访者分别来自5 间大专院校，大部分人未听闻院校有取消课程或收紧举办学术活动。 不过在去年8 月，即国安法生效一个月后，伍凤嫦工作的学系举办了一场关于国安法的研讨会，受邀的几间香港NGO 均婉拒出席。
有不愿具名大学教授向《立场》表示，据知目前大部分院校均未有就国安法后进行研究及教学工作订立明文指引，不同部门各自为政，故不同部门的处理方法差异甚大。 比较紧张的部门，即可能更严格规管课程及学术活动。
容不下的公共知识分子
据伍凤嫦观察，过去一年，学术界最明显的变化，是身边不少曾积极参与公共讨论的同事，渐少接受采访或在媒体上撰文，逐渐从公众视野退回到象牙塔中。
她认为，学术界的变化之所以难以言诠，因为恐惧本身，已导致不少学者发表言论时自我审查。 「恐惧本身已经stop 咗你去做好多嘢，你已经惊咗，惊就唔会乱讲嘢，已经work 咗个effect，咁校方仲使乜做嘢？」
Jerry（化名）是香港某大专院校助理教授，他认为在国安法时代，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风险，与其说关乎研究题目敏感与否，他相信更与研究发表渠道、分析框架、行文措辞等有关。
换言之，学者进行的研究公众面向越大、越具倡议性质或动员潜能，风险亦随之增加。
过往曾以政治学者身份参与公开活动、今次只愿匿名受访的Jerry 分析，学者研究工作里占最大部分、以英文写作的国际学术出版，短期内所受影响不大，因学术期刊的受众少，而要争取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刊登，文章某程度上必须有某程度上的「离地」，「因为英文学术出版呢个game 就系要将啲嘢好理论化」，变相触碰政治红线的机会少。 「我so far 睇唔到有咩会唔安全。」
而在竞逐排名第一考量下，国际期刊出版数量与大学排名直接挂钩，Jerry 认为大学暂无动机去主动干预学者的研究。
另一名不愿具名的助理教授Alex 形容，香港大专院校追逐国际排名，与限制学者学术自主，两种逻辑必然相冲，「同时想我们好叻、又要好听话，所以一定会有一部分人（学者）走。」
第二，以中文著书、在本地报章撰文，风险则稍高。 据Jerry 了解，目前正在撰写或筹备出版政治书籍的香港学者， 如今在行文上均更为谨慎，「以前中文知识书籍，学者会夹杂好多立场、睇法，但现在都希望确保系纯学术。」
但他认为此不涉自我审查，保持学术写作客观、中立亦属合理。 「我听到的问题反而系无出版社肯出、无印刷商肯印，呢度个问题更大。」
Jerry 认为，最后可能受影响的，是以学者身份参与公民组织及活动，诚如过往非政府机构、倡议组织进行意见调查、举办记者招待会，都会邀请相关范畴学者合作，相信学者日后会有更多顾虑。
「我感觉大家都好有意识要回避。」Jerry 说，「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有两个讯息系大家感觉到慨：第一，组织动员的人一定出事，包括搞初选。而延伸出来的影响系，同组织动员的人有太大关联，都可能会有风险。」
早前科大教授、社会学者李静君遭中联办控制文汇报、大公报狙击，指她在一场网上论坛上发言「我认为我们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全世界」，形容李「宣扬港独」，又指控论坛主办单位「香港民主委员会」勾结美国势力。 论坛同场还有时任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等。
Jerry 认为，李静君事件的确为学者带来警示，「就算你发表学术意见、分析都好，当场合涉及某啲有动员潜能、动员往绩的人，你都会有风险。」
「（国安法的）影响唔系日常研究工作，而系以学者身份，系咪仲有个空间去做其他engagement（连系）呢？我感觉空间系收窄得好紧要。」
大学保守风气「不嬲都有」
傅景华本是传媒出身，平时记者就资讯自由、新闻自由、科技等议题请他评论，他一向来者不拒，是公认的「传媒之友」。 但他坦言，自己最近受访的决定也收紧了点。
「以前我会觉得，帮下啲记者啦，搵人搵得咁辛苦。但呢家，如果个领域唔系我专长或者学术范围，我都尽量唔做啦。」
虽然担心公众曝光会带来不必要麻烦，傅景华不希望把学术研究工作与社会切割。 「学者唔系净系做发表，我做咗啲有基础的知识的话，系应该利用呢啲知识带来正面改变。… 作出一啲倡议、建议，可能造成社会上有正面改变，我觉得系学术研究一部分。」
「我唔想挑战任何法律，如果法律不容，我咪唔做啰。但我暂时都唔觉得我发表研究，会构成煽动、或者触犯（国安法下）四种行为。」
学术应对社会带来影响，并非单纯傅景华的个人抱负。 目前香港8 所政府资助大学，每三年会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发放经常性补助金，其中用作研究用途的拨款取决于约5 年进行一次的「研究评审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
刚刚5 月底公布的2020 年研究评审工作结果，教资会第一次引入「研究影响（Research impact）」作为其中一项标准，占整体评分15%。 据评审标准文件显示，以社会科学为例，「研究影响」的定义包括对研究结果应对经济生产、创科作出贡献；为环境、医疗、立法等政策带来转变；改善社会不平等、引起政策或公众讨论等。
伍凤嫦认为，在今日政治环境下，学者的窘境正在于，「研究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刀。
「以前咪无事啰，我净系出journal 得㗎啦，我出到（impact factor，影响因子）10，我一样可以升做professor。但呢家唔系咁。当有呢样（政治考量）嘢慨时候，究竟我们点拿捏呢？」
几名受访者均表示，研究资助局（研资局，RGC） 在决定资助哪一项研究时，负责甄选受资助项目的委员会成员包括不少海外学者，感觉甄选过程仍属公平，未见迹象会有研究题目因「敏感」被打压。
不过助理教授Jerry 指出，在申请资助、出版、追排名等考虑下，大学从不鼓励自己的雇员「不务正业」，例如参与公民社会或发表政治言论。 大学保守的气氛，早于国安法前已见端倪。
「有啲大学揸得紧啲，有啲松啲。呢个气氛在某啲大学、某啲管理层，不嬲都有，」Jerry 说，「咁在国安法底下，咪多个理由叫你唔好不务正业啰。」
任职讲师的陈伟信亦言，对于追求终身教席（tenure）的学者而言，政治环境不明，或者是令学者转为研究较「不敏感」题目的理由。
「如果我真系要look for tenure position，我点解唔做一啲安全、出到top journal 机会大啲的文呢？」
学者之所以担心，因大学对国安法后如何保障学术自由，立场暧昧。 任职某资助院校助理教授的Alex 批评，部分大学管理层目前的态度犹如「扮无嘢」，令员工无所适从。 其余受访者亦表示，校方没有向员工承诺或采取任何行动，确保在国安法下继续享有学术自由。
翻查报道，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近月接受报章访问，不认同国安法损害学术自由，指学术自由有限制，不能犯法；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接受访问时称，学术自由仍是大学基石，只要和平理性，不违法，大学不会对自由设限；据学生遍委会引述，浸大新任校长卫炳江于学校闭门论坛中表示，自己会尽力捍卫学术自由，但同时提到自由非不受限，必须同时守法；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则曾于校内论坛上表示，大学保障学术自由，但不保障犯法的事，希望学生理解国安法内容，不要误堕法网。
据早前《路透社》报道，香港大学建议成立两个工作小组，负责有关学术自由的指控、监察国安法法律发展，确保在符合国安法下「保护学术自由、院校自主」，港大拒绝评论有关报道。 若属实，港大为首间采取实际行动应对国安法及可能引发指控的院校。
傅景华透露，过去一年，港大校方举行过几场闭门研讨会，就国安法后学术自由问题让教研人员表达意见，不少人于会上表达忧虑，惟校方于会上未有提供任何实质方案或承诺。
「我都明白，渠（校方）都唔知点样做，渠都唔系适合的人去诠释条法律，佢唔敢保证话点样做就一定唔得。」
不过傅景华期望，校方至少可以保证，若雇员未来因研究或教学惹上官非，校方会为他们提供必要支援。 「例如做记者都有风险，但你知道公司会support 你，如果你俾人告，会有律师帮你，而唔系一俾人告就即刻炒你，同你割席。」
但眼见港大校方最近与学生会「割席」做法，他不感乐观。 「我觉得作为雇员，雇主提供安全工作环境俾雇员，系合情合理。」
《立场》透过电邮向八家资助院校查询，有关院校于国安法立法后，有无颁布政策或指引，或未来有无计划保障教职员继续享有学术自由。
城大在回覆中未有正面回应，仅重申院校支持一国两制，并率先提倡「政（治）教（育）分离」原则，恪守学术自主，透过世界一流及多元化的教研团队，贡献社会。
其余七家院校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做学术，所为何事？
任职人文学科教学助理的Ginny 说，因导修课以小班形式上课，以往总会认识几个更热衷的同学，课后或邀请他们一起参与社区活动。 如此带学生走出课室、参与社会，日后会否被视为犯禁？
「在教学的context，的确相当可能性发生一种— 算唔算系『教唆』？或者组织一啲人、去做啲嘢慨空间。… 所以我都想像到，嗰个位政权会觉得『敏感』。」
她概叹，「但教育呢样嘢，本来就唔单止在课室里面发生。」
面对山雨欲来之势，伍凤嫦认为，香港学术界抵御的第一步，应由最细微、最基本的育人之处做起。
「呢家大陆唔care 香港有无排名，大学机构都唔care 老师… 但起码在未派人去监管我们之前，我们自己有无提供一个free and safe environment 俾学生？等渠哋继续有思想、学习自由？有批判性？」
她认为，艰难时刻，或同是反思的契机。 究竟大学之道，所为何事？
「其实以往好多大学，老师都唔系好在乎处理学生，因为最紧要就系出文。呢家突然发现，噢，国安法喎！咁我们教书点算啊？…」她说，「如果呢家情况系咁恶劣，我们作为学者，系应该更加有承担、责任咁去做学问？」
伍凤嫦说，自己暂时打算继续留港，但明言如果有人出言警告，不论是关乎她的研究或社会参与，她会离开。
「但呢家唔系无空间，咪继续做，做到几多咪几多啰。」
陈伟信说，过去一年的确较以往替同行饯行了多几次，但通常只知道对方移民，很少再追问原因。
有受访者慨叹，香港学术环境不明，不少学者考虑离开，部分年轻学人如罗冠聪、梁继平遭通缉流亡，香港学术界、尤其香港研究范畴，或面临人才外流问题。
但陈伟信不太悲观， 因跨国界合作本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我们做学人，流动去唔同地方、学习唔同知识返来research 香港，或者在出面research 香港，其实对于香港学术系一件正面慨事。」
而据他观察，在2019 年社会运动、以至国安法后，国际对香港作为研究对象的兴趣，有增无减。 「香港有咗所谓学术讨论价值，咁，系咪学术上的好事呢？」他苦笑，「当然，咁讲其实相当『人血馒头』。」
陈伟信正筹备自立门户，未来或更多以独立身份出版研究，减低与院校联系。 他坦言，脱离学院，固然代表更大自由度，但同时代表院校的保护伞作用亦随之消失，小至误中抄袭，严重至法律责任问题。
他言，难以计量的风险，无法担心太多。 「学术training 话俾我知，我只可以理解到合理慨嘢… 在我合理评估范围内，我唔觉得自己做慨嘢有机会犯法。但如果要我评估埋唔合理、评估唔到慨嘢呢，I simply not bother（我不会理会）。」
他苦笑，如果香港真有日会因学术研究，导致他在清晨6 时被拍门吵醒，「咁…… 你都要去处理㗎啦。呢个系你唯一可以对自己学术生命、个人生命负责的表现。」
「如果估错咗，我都要承担责任。我希望我估得啱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