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志标
如果说郑州水灾发生后，有人担心它会被当作反面论据，推翻之前某些机构某些人对欧洲水灾的报道和言论，那么，现在理应有更多的担心，郑州水灾将强化世界对大国寡民的不良观感。这一导火索，就是郑州群众在街头“活捉”外媒记者这件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德国之声的记者在郑州街头做现场录像，警惕的围观群众将其认作BBC记者，以BBC记者污名化郑州水灾为由，不让该名德国记者离开，在短暂的阻滞过程中，有人撺掇说“揍他”。经外媒女助理解围，现场事态没有扩大。
据前调查记者石扉客的介绍，这位被阻拦的外媒记者中文名叫马天思，在上海大学学的中文，应该是多家德媒的特约记者，自己录自己剪，对中德文化经济交流颇有贡献。但他在郑州的遭遇充分说明，再多贡献也不是挡箭牌，“外媒”身份就是原罪。
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相当大的震动，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这件事终结了外界将郑州人视作水灾受害者的想象，极少数郑州市民展露了令人失望的保守态度。二是阻挠媒体记者具有象征意义，如果灾民不能成为探究受灾真相的友军，外界凭什么关注它？
从现场视频看，马天思确实受到了震撼，被拉扯中表现出无力、无助和茫然的表情。这一刻势必要成为他的“郑州瞬间”，让他重新评估对中国的态度，是不是颠覆他的三观都很难讲。但事件对马天思个人的影响，远不如这件事在中国场景下的折射的意义。
从舆论对此事的反响看，失望大过高兴，忧虑多于解气，退休学者孙立平斥责阻挠者为“蠢货，你们蠢得令骨肉绝望”，还用了感叹号加重语气。兴许有人不同意孙立平的愤慨，但可能同意这么个判断：以所谓正义感阻挠外媒记者，将产生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后果。
国际上暂且不说，这件事会被往哪个方向解读，是可以预料的。只说国内影响，这件事会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让关注郑州水灾的外界产生挫折感，人们会觉得关注被浪费、帮助被辜负。“再也不关心水灾这事”，意味着外界主动削弱甚至屏蔽对河南水灾的响应。
像孙立平那样的愤懑，直截了当，为什么会被更多人感同身受，让更多人检视自个与水灾的距离，“我究竟帮了什么样的人啊”，此种自我叩问想必会在舆论场制造实际的效果。而这一连锁反应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水灾所唤起的公共生活使然。
水灾，无论是作为一种公共生活，还是说它促成了公共生活的苏醒——不管此一公共生活是不是理想型、是不是实际上破碎的状态——都可以说是成立的。郑州市民对外媒记者的纠缠与排斥，让我们观察、讨论水灾这一公共议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一个总体的推断是，围绕郑州水灾公共议题的讨论，所显露的仍是一个破碎的公共生活。它的可能性受到遏制，令其不可能的那些因素相当强大，前者无法与之竞争。由此形成的局面是，公共议题遭扭曲，公共参与方式被践踏，这样的公共生活无法在公共领域炼成。
远方的民众之所以讨论郑州水灾，是默认它与自己有关。在外界建立与水灾的联系上，国族身份当然是一种联系。更多的，还是出于公共利益的关切，对城市水灾中行政效能的期待，如果他们自己遇到灾情会怎样……水灾的公共性是默认的前提。
但建立在水灾公共属性上的公共生活，并未输出一致的共识。在其中间环节，左右公共生活质量的那些变量、条件，出现了异动，旁支斜出，令输出端陷入空转状态，分裂或矛盾却时有出现，反过来破坏公共生活的基础，令其无法稳定，呈现支离破碎的样貌。
与水灾有关的信息拥挤在社交媒体，但与之相关的公共生活却处于被爆拆的状态。仅仅靠朴素情感建立的灾难共同体，不仅联系肤浅，更无法长出长久可依靠的优势。这时候的平民英雄，实际上是原子化的个人自救，对他们的歌颂反衬了某些贫瘠。
簇拥在鸿星尔克品牌周围的野性消费者，尽管不能说他们是公共生活的主要破坏力量，但他们的存在，确实让后者陷入被动。在那种带着强烈自毁及审查他人的情绪支配下，竭力维持公共生活的人面临更艰难的言说处境，这是2008年以来历次大灾害中绝无仅有的。
从舆论场中的外媒形象这条线索，可以理解马天思遭遇的憎恶。也可以反过来说，外宣内宣化的情势下，外媒记者也被卷入中国舆论场的情绪洪流。马天思只是在错误的时间，进入了他自认为正确的地点，然后被卷入一种持续衰退的公共生活。
除了调侃，在看待并理解郑州群众“活捉”外媒一事上，应确立恰当的标杆。除非你有着强大的狭隘，认为与己无关，否则你不能只从“外媒仓惶狼狈”的角度去认识，更应该对标公共生活的现状——你会发现马天思的遭遇，代表着你被损毁的一部分。
